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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萬方:寫作是我生命的支柱(2023.2)

發布日期:2023-03-07

作家萬方:寫作是我生命的支柱(2023.2)

◎招嘉

萬方,內地著名作家及編劇,中國現代戲劇泰鬥曹禺之女。她改編的第一部電影《日出》就獲得華語電影三大獎之一的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如今,已到古稀之年的萬方仍然堅持每日寫作,她說,這是她生命的支柱。

萬方生於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是有「東方的莎士比亞」美譽的曹禺,其母是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的重孫女鄧譯生,被吳祖光稱為「最後一個大家閨秀」。中國現代美學的奠基人,萬方的三公公鄧以蟄,以及她的九姨婆女詩人方令孺也常與他們往來。

萬方自幼跟父母、妹妹和外婆一起住在北京的鐵獅子胡同3號院,中央戲劇學院宿舍裡。父母雖都出身於大家族,但從不以封建家族的種種規條來約束姐妹倆的成長。在萬方的印象裡,她的母親溫婉柔和,父親感性真摯。小時候,母親總會把萬方寫的作文、短詩貼到一個本子上,一家人聚在一起唸她的作品,一派和樂融融。父親也從不端着長輩的架子,而是以平等的姿態與她相處,還經常帶她到劇場看各種話劇。就是在那時候,話劇的種子就悄悄種在了萬方的心裡。年幼的她想,要是以後能當個話劇演員就好了,就能在台上表演。

追尋自由 豁達人生

在這個和諧家庭裡生活的萬方無疑是幸福的。然而,天不遂人願。1966年,曹禺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作為他的女兒,萬方上課不能進教室,只能提心吊膽地坐在教室外的屋檐下,下課要受紅衛兵們的欺辱,走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門口,還要面對寫着「打倒反動文人曹禺!」的大條幅,每每走過都心驚膽顫。

許是過得過度壓抑,16歲那年,萬方主動選擇到農村去「插隊」。她說:「心裡對自由的意識已經覺醒。」她不願意待在城市裡,寧可苦點累點也要去尋找自己的自由。

萬方被下放到吉林一個叫三岔河的地方,每天只能吃棒子面和鹹菜,還整天要幹活。但那段日子對她來說是快樂的。她還記得,當時幾個十幾歲的年輕人住在一個小學教室裡,誰都不願意做飯,大家就圍着一個大木頭桌子唱歌,誰唱不出來歌誰就去做飯。「那兩年我們完全是放任的。」萬方笑道:「自由的意識覺醒之後,直至今日,我覺得對我都是有影響的。」

1970年,瀋陽軍區前進歌劇團到吉林徵兵,萬方如願穿上了軍裝。雖是到了組織當中,但萬方依然找到一種較為自由的生活模式。作為劇團創作組的成員,她可以到部隊生活採風,她所屬的瀋陽軍區轄區內有許多海島,「我一個人一去(海島)就去很長時間,我覺得那就是我的天堂。」在那些偏遠的海島上,萬方尋找到一份自由、寧靜與快樂。她還曾踏上當時名聲大噪的「三八號漁船」,船上絕大部分是女青年,萬方就與船員們一起睡在底艙。海上風浪巨大,不習慣海裡生活的萬方暈船吐得難受,只能貓着腰坐在船艙。「我去『三八號』並不是為了獲得表揚,我就是想去試試,體驗一下。」

1978年,當了八年兵的萬方退伍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因為文革,萬方錯過了讀書學習的黃金10年。時年已經26的她身邊有同齡人通過努力考上大學,但她一點都不羨慕。在她看來,錯過了就算了,「我可以說對自己有點小放縱。」又或許,這是她一番經歷後的釋然與豁達。

女承父業 鍾情創作

萬方家中文人眾多,儘管父親曾希望她能成為醫生或者科學家,她自己也曾有個演員夢,但她繼承父業,選擇寫作也是那麼的水到渠成。萬方從小就接受戲劇的熏陶。五六歲時,父親就開始帶她到劇場看話劇,從被舞台上的電閃雷鳴嚇得哇哇大哭,到後來大一點可以站在側幕條看戲,再到長大成人後跟着父親到排練場,在成長的歲月裡,父親和戲劇一直都陪伴着萬方。

從瀋陽回到北京後,萬方當過雜誌編輯,後進入中央歌劇院擔任編劇。1985年,應上海電影製片廠的邀請,萬方與父親一起將父親的名作《日出》改編成電影。這次改編,曹禺更像是技術指導,真正執筆的是萬方。與許多編者不同,萬方對戲劇的改編喜歡忠於原著。在改編的過程中,她會就戲中的種種細節詢問父親,比如胡四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平時跟女眷們在一起時是什麼狀態?父親則會把自己為這部劇混入妓院體驗生活時看到的種種告知女兒。在父女的通力合作下,電影《日出》獲得第六屆「金雞獎」最佳編劇獎。後又過了沒兩年,萬方將父親的話劇《原野》改編成歌劇,獲得第3屆慕尼黑國際音樂戲曲研究會「特別榮譽證書獎」,並成為首部在美國肯尼迪藝術中心進行商演的中國現代歌劇。

萬方說,她能走上創作的道路應該是有遺傳。在她看來,敏感率真是父親的天性,也是父親「給」她的禮物。她說,普通人的生活不會有天淵之別,但你能從中感受到什麼,這是很不一樣的。「敏感對於寫作太重要了,你有了感受才可能有欲望要表達。」父親的真誠也感染了她,讓她的創作總是由心而發,少一分華藻,多一分隨性,往往能將讀者引入她文中的世界裡。

萬方寫的第一部小說是《星星離我們並不遙遠》,是她從自我感受出發撰寫的小說。父親看過後跟她說,小方子,我希望你能站得再高一點,看得更遠一點。萬方自嘆自己沒有父親的天縱之才,只能靠從生活、書本中吸收養分,給自己的小說充能。

讓萬方自感實現寫作質變的是1994年發表的農村題材小說《殺人》。帶着「插隊」兩年對農村的認知,萬方着手去寫這個關於農村婆媳的故事。然而,寫到1萬多字的時候,她卻越寫越沮喪,越寫越覺得自己不行,她感覺自己內心的想法無法用文字完全表達出來。她想,難道我就這樣了嗎?帶着無奈與不甘,她決定試着繼續往下寫。直到有一天,她寫出了一段,忽然心裡一震,「具體哪段我想不起來了,但是寫出那一段之後,我就覺得我行了。」在萬方看來,有些人是天才,比如她父親,23歲就能寫出《雷雨》,而更多的人,包括她自己,要靠積累、靠多寫才能實現由量到質的蛻變。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萬方創作了多部小說,也改編了多部電影和電視劇,獲得不少獎項和讚譽。但她直言,所有的影視作品都是受委托,要考慮票房和收視率,並非自己想寫的,只有小說和話劇是自己的選擇。

知命覺醒 話劇人生

身為曹禺之女,話劇是萬方這輩子都繞不開的話題。從小父親就帶她看話劇,能進入部隊也與劇團政委熱愛話劇有關。然而,做了半輩子的作家和編劇,萬方的第一部話劇卻寫於她54歲之時。

2006年,萬方創作了她的第一部話劇《有一種毒藥》。她說,寫完《有一種毒藥》之後,突然明白自己為什麼一直不敢寫話劇。話劇講求「三一律」,要求一出戲所叙述的故事發生在一晝夜之內,地點在一個場景,情節服從於一個主題。萬方在寫《有一種毒藥》時要細細琢磨這部劇的結構以及人物的語言,這讓她強烈地感覺到技巧的重要。「所以我才想到,我原本之所以沒想過、不敢寫話劇,就是因為我爸那幾部戲壓着我,那幾部戲水準太高了,使我不敢碰。」

與此前的寫小說相比,萬方說,在家寫文學作品是孤獨的,戲劇則給她「從無到有」的感覺。一個個演員鮮活地在眼前表演,還能跟現場的觀眾分享,讓她從一個孤獨的寫作狀態進入到一個可以有對象交流的狀態,這讓她特別高興。她經常坐在劇院的前排或旁邊,看劇之餘也看現場觀眾的反應。看到觀眾或出聲歡笑或屏息觀看,她都頗感欣慰。因為在她看來,觀眾對於一個編劇來說太重要了。

《有一種毒藥》一開演就連續公演了30場,為萬方的話劇生涯開了一個好頭。至今,她已寫了《關係》《新原野》《你還彈吉他嗎》等多部話劇,但她最喜歡的,還是為老藝術家藍天野打造的《冬之旅》。

《冬之旅》來自於萬方與藍天野在劇場的一次偶遇。藍老師對萬方說,希望她能為自己寫一部兩個老人的戲。「一回家我就開始琢磨。」萬方覺得,人到了一定年齡將更多地回望生命中經歷的種種,其中會有很多被傷害或者覺得被傷害的事情,那麼,回首之時要不要釋懷?要不要原諒?要不要寬恕?「我覺得這是一個走了很長歷程之後人的一種心態,那麼我就入手寫出了《冬之旅》。」在《冬之旅》裡,萬方寫了傷害與原諒,懺悔與寬恕兩對矛盾。「我覺得真正的寬恕並不容易,但是我希望在《冬之旅》裡能够讓人們得到一種啟發。」

從50多歲開始寫話劇,到現在年逾古稀,萬方仍然堅持每天上午的寫作。「我每天睜開眼睛,知道現在我有一個東西要去進入它,我想完成它。如果你不讓我寫作,這日子我不知道怎麼過。」對萬方而言,寫作是她生命的支柱。

如今,萬方正在寫一個發生在特殊年代裡的關於青春的比較殘酷的故事。「能不能演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管他能不能演,我就要寫。」在萬方的寫作生涯中,始終相信創作是需要率性的。但是,有一點她非常肯定,話劇不會被這個時代的快節奏所打敗。「話劇是有儀式感的,它是給有這方面精神需求的人的。」萬方堅信,隨着物質文明的提高,人們更追求對自我的表達,也更需要更獨特的供給。她說:「話劇更能滿足這種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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