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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興利除弊 中國勝出「經濟競賽」(2019.9)

發布日期:2019-09-24

☉文/白雪冰

新中國70年經濟發展有曲有折,最後成功勝出「經濟競賽」,順利躋身世界經濟大國。突圍改革「深水區」,是中國由世界大國邁向世界強國必須跨越的一道門檻。只有在深層次、全方位、法治化、市場化改革征程上再度「過大關」,中國經濟才能有實力、有底氣應對國內外複雜挑戰,化被動為主動,從而贏得下一個健康發展的70年。未來,市場化和法制化應成中國政經新週期改革方向。將市場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之上,建立法治市場經濟,而非通過行政指令簡單粗暴「一刀切」,中國改革才不會走回頭路。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從70年前的一窮二白,到70年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過去70年,世界經濟史上演的「中國時速」引人矚目。

經濟突圍 一騎絕塵

數據顯示,1952年,中國GDP僅為679億元;2018年,GDP突破90萬億元大關,絕對值較1952年增長約1325倍。

尤其是改革開放逾40年來,中國騰飛速度可謂稱冠全球。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為156美元,不及非洲國家平均水平(495美元)的三分之一,40年後,中國GDP年均增長9.4%,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8228元人民幣,較1978年實際增長24.3倍;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19853元人民幣,較1978年實際增長19.2倍。

從中國經濟總量的世界排名觀之,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十一位;2000年超過意大利,居世界第六位;2007年超過德國,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前,中國GDP佔世界經濟總量近16%左右,較1978年調升14個百分點。

GDP總量和居民人均收入增長的同時,中國產業結構亦趨優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經濟中第一產業佔比較高,工業和服務業相對薄弱。70年來,中國改變了「農老大」一統天下局面,服務業快速發展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

2012年,第三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第一大產業。2018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和就業比重分別較1952年上升23.5%37.2%。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不斷提升,2018年,中國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76.2%

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外需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亦功不可沒。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利用外資管道單一、規模極小。1950年,貨物進出口總額僅為11.3億美元。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正式入世後,中國對外貿易迎來高速發展期。2018年,貨物出口總額達到4.6萬億美元,較1978年增長223倍,連續兩年居世界首位;服務進出口總額7919億美元,較1982年增長168倍,居世界第2位。

利用外資規模亦直線攀升。2018年,中國實際使用非金融類外商直接投資1350億美元,較1983年增長146倍,年均增長15.3%,連續兩年成為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

在經濟高歌猛進的同時,中國貧困人口亦急速縮水。1978年末中國農村貧困人口7.7億人,農村貧困發生率高達97.5%2018年末,中國農村貧困人口減至1660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至1.7%。中國脫貧人口佔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總數70%以上。

當前,實現經濟順利突圍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對全球經濟貢獻權重亦在提高。2006年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連續多年達到約30%,穩居世界第一位,成為全球經濟重要「穩定器」。

大國崛起 五大密碼

事實上,70年來,中國自然資源稟賦及技術創新能力,與他國相比並無獨特之處,甚至尚處於低水平階段,但中國經濟從百廢待興到一騎絕塵,大國崛起實有五個發展大招「助攻」。

其一、地方經濟錦標賽

隨着中共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尤其是鄧小平反復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中國各級黨委對地方官員的績效考核逐漸聚焦於在區域經濟發展的相關指標,如GDP增長、財稅收入與招商引資規模。幹部考核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績效的倚重直接引發了地方官員圍繞着區域經濟發展的晉升競爭,即基於經濟增長的「地方錦標賽」。

為鼓勵地方官員大幹快上,中央政府從二十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將諸多經濟管理權力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政府擁有相對自主的經濟決策權。此外,中國推行的財政分權改革,使得財政收入越高,地方留存就越多,由於官場「烏紗帽」與經濟「成績單」密切相關,直接撬動地方官員尋求一切可能加大引資、推動地方經濟發展。

此種激烈競爭模式有效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提速地方GDP增長。地方經濟錦標賽的優勝者將直接進入晉升通道。而錦標賽在各級地方政府存在的「放大機制」,亦令各級官員集體處於高度競爭狀態,充分調動了地方經濟發展積極性。

其二、制度紅利

與國際上激進式的「休克療法」不同,70年來,中國採取「摸着石頭過河」漸進式改革,先局部試點後整體推進,以此將試錯成本分散化,減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風險,避免個別決策的失誤演化成系統性、顛覆性的重大錯誤。

「漸進式改革」,既保證了轉型成功,又使得改革所激發出的潛力得以逐步和持續釋放。

通過漸進式改革,中國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型經濟體制到開放型經濟體制的轉型。對市場經濟作用的定性逐漸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再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實現了根本性改變。

打破生產上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允許和鼓勵一部份地區、一部份民眾先發展、先富裕起來,通過「先發」帶「後發」、「先富」帶「未富」,不斷消除政治和經濟中體制機制性約束,提高資本、勞動力在要素配置效率,圍繞市場化改革軸心突進,成為中國發展強勁推力。

70年來,中國實行了逐步放開價格、放權讓利,吸引外資,開放市場,鼓勵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發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這些圍繞市場化改革做的「系列文章」,促進了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和企業優勝劣汰,成為最大制度紅利,釋放了中國經濟中蘊藏的巨大潛力。

隨着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體地位持續增強。國內商業作為中國開放最早、市場化程度最高的領域之一,已逐步形成主體多元、方式多樣、開放競爭的格局,市場價格形成機制逐步完善。當前,中國97%以上的商品和服務價格實現市場調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逐步顯現。

其三、民營經濟壯大

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主題詞」後,「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民營經濟迎來發展黃金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非國有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公有制商業「一統天下」局面。

改革開放4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較改革前20年提高了4.4%,其中民營經濟貢獻了4.0%,佔壓倒性權重。

目前,中國民營企業超過2500萬戶,對稅收貢獻超過50%;民營企業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以及對外直接投資超過60%;民營企業中高新技術企業佔比超過70%;民營企業對新增就業貢獻率達到了90%

數據顯示,1952年中國全民和集體所有制實現商品零售額佔商品零售總額比重超過三分之一,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全民和集體所有制實現的商品零售額佔比超過90%。而2018年,中國流通領域主要行業——批發和零售業中限額以上國有企業數量僅佔該行業限額以上企業總數1%左右,銷售額約為該行業限額以上單位全部銷售額的3%;私營企業數量佔該行業限額以上企業總數的比重超過60%

中國發展民營經濟的最大意義,是賦予了民眾選擇的自由,充分調動了數以億計民眾的積極性,而民營經濟的攻城掠地,亦產生了「鯰魚效應」,給公有制經濟帶來了變革壓力和動力。

其四、人口紅利

2018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為13.95億人,佔世界人口20%、亞洲人口33%,較19495.4億增加8.5億。

中國經濟突飛猛進,與中國開啟人口機會窗口密切相關。1982年至2009年,中國GDP增長中,勞動投入貢獻佔比近達20%

人口紅利下,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轉化為製造業比較優勢,使得中國可以優先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大量廉價勞動力進入沿海地區的服裝、製鞋、玩具等行業工廠,加入到全球化分工的秩序中,並在國際上獲得中國產品的競爭優勢,使得中國成為世界舉足輕重的世界工廠,分享全球化紅利。

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同時推動了中國波瀾壯闊的「城鎮化」進程。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提高了城鄉生產要素配置效率和整體勞動生產率,帶動了社會結構變革,促進了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

上世紀90年代後,以城鎮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機械製造、電子電氣產業為核心的行業迅猛發展,使得中國的人口優勢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及發展水平逐漸拉開距離,奠定了中國晉升高收入國家的基礎。

其五、開放紅利

從閉關鎖國到「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70年來,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進出口貿易國,亦具備全球最大的價值鏈和部門最齊全的生產體系,是全球第一大國際貿易參與者,已全方位融入全球經濟。

在高舉的開放大旗下,越來越多國外企業進入中國,帶來先進的產品、技術和經營理念。中國企業從最初的學習到追趕,再到出海國際市場,所享受的開放紅利不言而喻。目前世界500強中國企業數量已超過美國企業,達至129家。

除了引進世界先進的理念、技術、發展經驗,助力中國抓住後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外;開放亦倒逼中國加速改革進程,消除國內市場分割,推動壟斷部門對外資開放,按照市場經濟標準建立現代制度體系,可謂功莫大焉。

新週期 新改革

經過數十年高速發展,中國工業化頂峰已過,人口紅利進入消退期,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亦趨於結束,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依靠投入、擴張為主的外延性、粗放型發展方式,隨着工業化的即將完成和資源、環境、勞動力的約束,正變得舉步維艱。

事實上,在過去九年時間裡,中國高經濟增速已無以為繼。按照相關預測,今明兩年的增長速度或保持在6%以上,此後將會調整到56%5%左右的增速。

告別擴張型增長模式,由高速增長逐步轉入中速增長,已成為發展必然。

在降速發展大環境下,前期高速發展所積累的負面問題正加速浮出水面,包括粗放型增長問題、收入不平等問題、環境惡化問題、經濟利潤率和回報率水平降低問題、槓桿率持續上升問題,債務、隱性金融風險、高房價以及投資錯配問題,以及市場秩序紊亂與政府職能錯位問題,均是中國政經新週期的案頭難題。

此外,當前中國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活力下降,實體經濟經營困難,在中美經貿摩擦背景下,與發達國家的競爭和對抗越來越激烈,越南、印度等國家亦在瓜分中國製造業低端市場,國內外環境同趨複雜,可謂前有堵截、後有追兵,內憂外患交織,使得經濟穩增長、防風險難度倍增。

上述問題如處理不當,無疑會牽連中國經濟發展大局,甚至導致社會動盪,中斷發展,觸發倒退。

面對這些70年高速發展所累積的「負資產」和當前複雜現實,降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必須轉向依靠創新和以提高效益為主的新動能發展階段,以新動能應對新週期,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在鍛造新動能方面,進一步提升經濟包容性,促進向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的轉變,均是題中之義。除了用商業模式創新撬動技術創新外,還要形成有利於新思想脫穎而出的自由探索環境。能否補上這塊短板,將是中國推建創新型國家無法迴避的重大挑戰。

事實上,除了培育經濟新動能外,推動新改革亦時所必需。中國雖歷經40年改革開放,但體制轉型仍屬於初步和不完善階段。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尚遠未匹配當前發展需求。

如何提速結構性、體制性和深層次制度性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改進低效率部門,力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剷除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降低民營經濟進入市場門檻,以體制性、結構性改革形成國企、民企、外企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均任重道遠。

未來,市場化和法制化應成中國政經新週期改革方向。其中,力挺市場化、力去行政化,是不二法門。將市場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之上,建立法治市場經濟,而非通過行政指令簡單粗暴「一刀切」,中國改革才不會走回頭路。

70年興利除弊,成功勝出「經濟競賽」,中國順利躋身世界大國俱樂部。而突圍改革「深水區」,是中國由世界大國邁向世界強國必須跨越的一道門檻。只有在深層次、全方位、法治化、市場化改革征程上再度「過大關」,中國經濟才能有實力、有底氣應對國內外複雜挑戰,化被動為主動,從而贏得下一個健康發展的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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