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芝

疫情之後，演出行業快速復蘇，高漲的娛樂需求下各類演出本就一票難求，「黃牛」倒票現象更加劇了供需矛盾。正如5月初開票的五月天演唱會，短短5秒之內，6場累計近30萬張門票就全部售罄，而二手交易平台上高價「黃牛票」卻比比皆是。「黃牛票」從哪裡來？演出經濟怎樣才能健康發展？

演出行業迅速復蘇，一票難求成為常態

演出市場肉眼可見地復蘇了。

根據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數據，2023第一季度全國營業性演出（不含娛樂場所演出）達6.89萬場，較去年同比增長95.42%。四五月天氣轉暖後更是迎來演出大爆發，僅5月20日一天，就有張杰、梁靜茹、張信哲、劉若英、譚詠麟、李宇春等數十位歌手舉辦演唱會。除此之外，演奏會、音樂節、戲劇表演、脫口秀……積壓幾年的觀演熱情都在這個春夏釋放出來，人們週末的行程被形形色色的演出排滿，娛樂需求持續高漲。

而近些年由於成本的上漲，演出票價本就連年走高。以成都仙人掌音樂節為例，2018年早鳥票售價是260元，2019年漲到了350元，2021年588元，2022年則漲到了699元。即便漲勢如此兇猛，一票難求依然成為大多演出活動的常態，大眾的娛樂消費熱情可見一斑。

在此情形之下，被稱為「黃牛」的票販子乘勢而起，向苦於購票無門的觀眾兜售高價門票，使得加價倒票現象大行其道，嚴重擾亂市場秩序。

5月9日，五月天演唱會北京站開票，30萬張門票幾乎瞬間售罄。一邊是官方售票平台大麥App上，該演唱會票價從355元至1855元全部顯示「缺貨登記」；另一邊，在「閑魚」等二手交易平台上，高額加價轉售門票的信息卻比比皆是，不同場次、不同位置的門票一應俱全，而票價則至少翻了一番，五倍於原票價的報價也並不少見，「黃牛」聲稱「我賣的都是電子票，買到以後可以在官方售票網站查到信息」。

「黃牛」倒票行為，早已引起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北京等地多次開展專項整治和聯合執法等行動。核驗演出資質和審批文件，抓捕非法倒票擾序人員。然而，相關整治和執法行動沒能阻斷「黃牛」倒票行為的蔓延。5月26日，在五月天演唱會北京站第一場開場前，演出場館「鳥巢」外仍有大量「黃牛」遊走在人群中間低語「要票嗎」「收票收票」……原價855元的看台票已經被炒到2000元，內場票更是炒到了6000元的高價。

據半月談記者報道，9月周杰倫天津演唱會的門票目前還沒有正式發售，但在一家第三方平台上，已出現有關該演唱會開始預售並承諾有票的信息，原價1400元一張的內場票已經加價到2600元以上。

「黃牛」搶票技術更新反復運算，實名制反成倒票新出路

官方開票即售罄，為何「黃牛」卻票源充足？

原來，「黃牛」倒票業務近年來開始從線下向線上轉移。一些「黃牛」研發出專門用於搶票的軟件，可以在售票開啟的第一時間搶到票，甚至還形成較完整的搶票產業鏈，一些平台甚至有賬號兜售門票代搶工具。

對此，票務平台大麥網有關負責人稱，平台對「黃牛」持「零容忍」態度，已經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精準識別、智慧對抗、即時攔截的平台治理體系，可精準攔截機刷請求。根據平台提供的數據，僅2、3月份，大麥共攔截「黃牛」機刷等行為400萬次，持續通過風控技術阻擊「黃牛」搶票。

雖然大麥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在一些平台上仍有賬號通過「代拍」模式招攬門票生意，也有門票交易成功的信息顯示。對此，大麥相關負責人表示，「對於代拍的情況，由於其與正常消費者行為一致，平台方也無法識別。」

此外，為了防止「黃牛」倒賣演出票，如今不少演出都推出演出實名制，即採用電子票的形式，觀演人需要二維碼+身份證+人臉識別才能入場，以此代替有票就能進的紙質票。不過這顯然沒能影響「黃牛」們的財路，代搶成為他們的新出路。

「黃牛」們組建了專業代搶群，客戶把自己的身份信息報給「黃牛」，代搶們收到信息後就用客戶的身份代搶，代搶費大多數從幾十到幾百元不等，熱門演唱會代搶費甚至高達幾千。還有一些「黃牛」會僱用大量學生搶票，囤積票源，再以「代搶」或是「現票預訂」的名義，在各大平台兜售門票。

由此，在演唱會推行實名制後，「黃牛」票的價格甚至比紙質票時期更高了，原因就在於供需關係的改變，使得話語權發生了轉移。

關係票流入「黃牛」手中，二級票務平台成「倒票」集散地

除了機刷、代拍與代搶，「黃牛票」還有一個來源，即關係票。其實「黃牛」倒票之所以屢禁不止，也是由於除了官方平台正常發售的門票外，還有大量不線上上銷售管道範圍內的門票流入「黃牛」手中。

此前有香港媒體透露，即便是在紅館這樣相對成熟的演出場館，門票公售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都只在30%左右。今年4月26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文化和旅遊部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演出市場管理規範演出市場秩序的通知》，第五條明確表示「督促演出舉辦單位、演出票務經營單位面向市場公開銷售的營業性演出門票數量，不得低於核準觀眾數量的70%」，這是對於演唱會門票公售率的首次規定。

而所謂的關係票，也就是這剩下的30%。這些票從哪裡來？最大的一個來源是主辦方或承辦方。一場演唱會能夠順利舉辦主要靠主辦方和承辦方，主辦方負責演唱會總體方案，承辦則負責落地執行。

主辦方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專門的演出公司主辦，比如五月天演唱會的主辦方「華樂非凡」的經營範圍就包括組織文化藝術交流活動、接受委託代售門票等，因此也在粉絲搶不到票，「黃牛」卻有大量票的時候，公司就一度被質疑跟「黃牛」勾結。隨後華樂非凡發微博進行否認，稱售票公開透明。

另一種是歌手工作室或相關持股公司主辦，比如2023王源「客廳狂歡」巡迴演唱會主辦方就是王源工作室。這種形式的優勢在於歌手對於演出的可控性更強，有消息稱，王源「客廳狂歡」上海站的演出公售率達到了90%，可以最大程度保證票不流入「黃牛」手裡。

但到具體落地，僅靠歌手工作室很難協調這項體系龐大的工作，因此也就需要各個地方的演出公司來承辦，協助落地執行。而這些承辦公司通常是「黃牛」票最大的來源。「大票務一般跟這些承辦公司都有聯繫，最後一環一環流到我們這些小票務手裡，票務從承辦公司拿票的時候，拿到的就是加價票，所以一層層下來，人人都要吃一口肉，『黃牛票』也越來越貴。」除了公開售票和承辦公司拿票外，還有一部分門票會流向公關、贊助商、行政部門等，這部分票很大一部分也會被賣給「黃牛」。

而二級票務平台則成為「黃牛」倒票的集散地。當前，我國演出票務市場已經形成一級專業票務平台與二級票務平台共存的多元化格局。這些二級票務平台沒有票源，無法辨別門票真偽，也無法規範市場票價，只是充當了中介的角色，實際上為「黃牛」倒票提供了平台，暴露出服務與監管的短板。

建議加大打擊力度，擠壓非法牟利空間

近期歌星演唱會天價門票現象屢上熱搜，「黃牛」倒票行為已經愈演愈烈，如果不嚴加管理，將對演出市場健康發展、經濟有序復蘇回暖造成極大傷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俊海認為，票務市場的組織方、演出單位，應當用好現在的互聯網技術，強化網絡售票實名制，擠壓「黃牛」的生存空間。「市場調節或許出現失靈，但監管不該失靈。執法部門和行業市場監管部門應當用好、用夠、用足法律賦予的市場准入、行政監管、行政處罰和行政指道許可權，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強化打擊和制裁黃牛倒票行為，為演出市場可持續健康發展服務。」

目前，各個票務平台已不斷通過訂單限購、實名制、技術打擊等手段，構築票務系統的「防火牆」，擠壓非法管道牟利空間。此外，「強實名制」是許多演唱會用來防備和打擊「黃牛」的一種手段，要求「人、證、照」合一，部分場次嘗試「限時退票」「票務電子化」「僅允許轉贈一次」等模式。

但北京市律師協會消費者權益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蘆雲認為，實名制乃至「不退不換」是一把「雙刃劍」。過度「一刀切」，政策在堵住票務後門的同時，可能會涉嫌霸王條款，剝奪消費者解除合同退票的權利。

強實名的爭議在於隱私權和霸王條款。人臉識別引發了是否過度收集信息的探討，而強實名無法退票和轉讓的操作，也使律師提出質疑——民法典規定，提供格式條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減輕其責任、加重對方責任、限制或排除對方主要權利的，該格式條款無效，這一規定或許跟這一條款有衝突。強實名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黃牛炒作，但仍有諸多後遺症亟待解決。

一名票務平台相關負責人表示，面對逐步回暖升溫的演出市場，關鍵還是要監管部門重拳出擊，督促主辦方公開透明公示信息，加大打擊力度，保護消費者公平市場權益，為我國消費市場復蘇保駕護航。

疫情之後演出行業復蘇，各類演出一票難求，「黃牛」倒票現象加劇了供需矛盾。「黃牛票」從哪裡來？實名制也阻擋不了「黃牛」炒票？怎樣才能剷除「黃牛」問題？提高社會治理能力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