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嘉

「我們的人生歷程和國家的快速發展高度重合……我們獲取的知識和對於社會的理解有可能遠比從書本中得來的更加真切、更加深刻。」周弘在其自傳開篇這樣寫道。生於特殊的年代，生於特殊的家庭，這位中國有名的歐洲問題專家覺得，這是時代賦予她的使命。

堅強獨立的「外交二代」

周弘出生於外交人員家庭，她的父親是一名常年駐外的外交官，母親當過外交學院的老師。

1952年，周弘出生於巴基斯坦。在那個年代，中國外交人員的孩子不能和父母一起隨任。周弘還未滿一歲就被送回國內全托，父母要兩三年才能休假回國一次。她還記得，有些一起全托的孩子會認錯自己的父母，對着來托兒所看望自己的爸爸媽媽喊叔叔阿姨。周弘笑言，她從小就是一個謹慎的孩子，每每來人看望孩子們，她都等着來訪者或者老師先說話，別人教她怎麼叫她就怎麼叫。「那時候我腦子裡就想，我爸爸是什麼樣的？」

對於幼年甚至年輕時期的周弘而言，家是一個很陌生的概念。父母常年駐外，幼兒園、小學過的都是集體生活，基本不回家，初中才上了一年就遠赴陝北農村。雖然後來周弘短暫回過北京，卻跟父親總是錯過。她回北京，父親去聯合國駐外了；父親回北京，她已經到美國讀書了。

曾經有過一封家書讓周弘感覺到一點點家的溫暖。當時，她還在陝北農村，父母帶着弟弟在江西幹校。父母在給周弘的信上說，他們買了個罐頭回來打牙祭，然後覺得家裡少一人。這讓千里之外的周弘心中泛起一絲溫暖，只可惜這個家有點遙不可及。周弘坦言，直到自己結婚生子了才知道什麼是家。

或許因為從小父母就不在身邊，這讓周弘自幼就非常獨立。

1962年，母親要隨父親去坦桑尼亞常駐，便把周弘送進能寄宿的芳草地小學。她不習慣那個學校的環境和氛圍，總覺得那裡的同學有驕嬌二氣。那年夏天，周弘在外交學院的大院玩，認識了一對與她年齡相仿的姐弟。那對就讀於北京小學的姐弟做事井井有條，會提前規劃好每天的生活，還能寫一手漂亮的書法。這讓周弘心中生出一個想法：我也要上北京小學。當時，母親身居國外，周弘從母親前同事處得到聯繫人的地址，然後獨自按照地址坐公交找到聯繫人家裡，表達了自己和弟弟希望能進北京小學讀書的願望。申請獲批後，周弘又自行到兩個學校辦理了轉學手續。那時候，她還只是一個不滿10歲的孩子。

其實，不僅是轉學，周弘說，從小到大的家長會她都是自己去開，連最重要的小學升初中填報志願前的家長會也是她自己去開的。小學畢業時，雖然奶奶希望周弘入讀女子中學，但她還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及老師的推薦考入了北京101中學。她說：「我們這種沒家的孩子就是早熟。」

踏實做事的知識青年

父母雖然常年不能陪伴身邊，但對周弘的關心與教育並不缺失。當時，整個中國都還很窮，駐外人員能獲得雙份收入（即國內工資和國外津貼），因此經濟狀況比普通人家好點。母親擔心周弘生出特權思想，特別注意對周弘的教育。她還記得，小時候奶奶家住在胡同里一個獨門獨戶的四合院，比鄰居們住的大雜院條件好不少。但是，母親卻執意要周弘上街撿別人燒剩下的煤球芯，這讓周弘不解，也覺得面子上有點過不去。母親卻告訴她，周圍大雜院的孩子都在撿煤核，你不撿怎麼知道同學們都在想什麼？在周弘的印象裡，母親什麼事都要讓她嘗試着去做一做。從幼兒園起，她就要幫着做家務，擦窗戶、洗碗、洗衣服，連搬蜂窩煤都是她的專利。母親的教育讓周弘從小就很接地氣，養成了勤儉和踏實的習慣。

1969年，周弘到陝西延安下鄉。對她而言，三年半的農村生活是辛苦的，但也是踏實的。當時，有部分城裡的孩子到農村後很不適應，總想念家的溫暖。但對於周弘這個連「家」的概念都不甚了了的人來說，延安或許只是換了個地方而已。正是抱着這樣的想法，周弘說，當初她走進大山就沒想着能出來，所以在村裡幹什麼都賣力。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位於黃土高原的陝北農村水資源非常匱乏。周弘與鄉親們有時候需要雨天喝雨雪天吃雪。為了種植蘋果樹保護水土，周弘和老鄉要趕着毛驢走五裡山路下到山溝裡取水。面對陡峭的山坡和又重又大的水桶，周弘從不抱怨，不論是取水還是種樹，她都想方設法做好。老鄉誇她是這些「北京娃」裡最能吃苦的。但在周弘看來，這是理所應當的，既然準備紮根，那農村裡的所有事情，包括一應農活就必須都要學會。

正是由於有着積極、踏實的態度，周弘對各項農活都很認真學習，不僅學會，還要學好。直至今日，她還記得怎麼掄鋤頭才能使巧勁，怎麼推土方才不會特別累，連「抹地」「拿糞」這類農村裡「最技術」的活周弘也能幹。「就不覺得（下鄉）有什麼不好的。這麼多人這麼多年都這樣幹農活，我憑什麼特殊呢？」老鄉們對於這位城裡來的女孩也十分認可，多年來還一直惦念她，至今還每年給她寄洛川蘋果，還說，這是你（周弘）應得的。

1972年，周弘以工農兵學員身份赴南京大學讀書，結束了三年半的農村生活。務農的經歷讓來自北京城裡的她見識到最真實的農村，知道老百姓都有什麼苦，要面對哪些困難，她將之稱為「生活的底蘊」。她說，如果沒有這樣的經歷，她對一些社會問題的理解是會有難度的，可能只停留在字面上的意思而不理解真實的一面。

被使命感驅使的「50後」學者

從到南京大學學習德語開始，周弘便與外國研究結下了緣。她在自傳中寫道：從事研究工作有時也不僅是為了興趣。使命感是我們這代人所特有的一種動力，總會有一種「應當去做」的驅動力。

周弘所說的這股「使命感」來源於新中國剛成立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也來源於她的母校北京101中學。這所學校從解放區遷來，帶有濃厚的革命歷史氛圍，並且坐落在一個特殊的地方——被八國聯軍燒毀的圓明園內。每天早上，周弘都要和同學們一起到圓明園廢墟去跑圈。她說，國家強大、民族復興、社會進步的情感萌芽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潛入她的意識的。在中學時代，關於個人責任、集體意識、國家興亡的觀念就很清晰了。

做對國家有用的人——這一使命感一直鼓舞、鞭策着她。1985年，改革開放讓中國開始呈現新的面貌，剛獲得美國布蘭達斯大學碩士學位的周弘相信回國可以學以致用，迫不及待地回國工作。作為剛從國外歸來的年輕學者，周弘當時幾乎每個週末都要參加各種研討會，還要接待眾多素不相識的年輕人，回答他們關於西方世界的種種問題。

1989年，周弘重返布蘭達斯大學，花了近兩年時間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與答辯。拿到博士學位後，她在一家國際發展組織做培訓和項目設計，同時在哈佛做訪問學者。但她說，留在美國是吃喝不愁，但心情不愉快。「人都是有歸屬感的，留在美國從來都不是我的人生選擇。」拿到博士學位一年後，她再一次回到了中國。

回國後，聯合國國際開發計劃署（UNDP）曾給周弘開出高額月薪，邀請她去工作。周弘坦言，不是沒動過心，但要是接受了這份工作，她就無暇寫書了。當時，周弘正在撰寫《西方社會福利的解析》一書，這是她根據自己對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理解和發現所寫的第一本書。她相信，這本書對中國相關領域的改革能起到一定參考作用。最終，她留在了中國社科院，並完成了書稿的寫作。

融會貫通的歐洲問題專家

社會福利研究其實只佔周弘研究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作為歐洲問題專家，歐洲文明、歐洲政治、歐洲外交方面的研究才是她的研究重點。不過，對歐洲社會福利體系的研究既是周弘對歐研究的開始，也幫助她了解各種不同社會的結構和觀念，包括社會的分配制度，百姓的生存等等最基本的問題，從而讓她對很多社會的矛盾和國家的政策取向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周弘覺得，對歐關係不是單一學科能夠涵蓋得了的，學科工具越多，綜合判斷能力越強。「外交是在跟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社會打交道，學者要熟悉對方文明中的精粹，包括文學、藝術、音樂、繪畫、思想等，也要了解對方國家的基本生存條件，包括自然、歷史、經濟、社會和政治，這樣才能與外界平等並深入地對話和切磋，否則難以做出正確的戰略判斷。」

作為研究歐洲多年的學者，周弘坦言，她對如今的中歐關係存在一定擔憂。

周弘做了幾十年中歐關係研究，她發現，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已經引起了歐洲民眾的疑慮。她說：「中國的變化太快了，快到中國人自己都解釋不清楚，外國人就更難解釋清楚了，各種各樣的誤解和誤讀在所難免。」她認為，中國需要把自身在發展歷程中所堅持的方向和原則、遇到的困難和克服困難的方式、教訓和經驗，以及對發展規律性的認識很好地總結並呈現出來。「你說不清楚，別人怎麼會知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結果就是用西方的理論和視角去解讀，而那套理論是以弱肉強食為底色的。」她擔心，長此以往，中國與西方社會的關係會每況愈下。

周弘覺得，作為改變力量格局的重要一方，中國若只是用傳統的方式，過時的理論和西方著述來解釋當今世界，是很難讓西方人士接受的。中西方在認知上的錯位是顯而易見的，我們要求其他人摒棄冷戰思維，中國就需要率先超越傳統思維模式和視野，在人類文明的框架下重新認識中國和西方的共同問題和差異問題，重新定義進步與落後。為此，中國不僅需要專門家和理論家，也需要高站位的思想家，需要建立一整套關於社會變革和人類進步的系統理論來說服整個東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