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墨

「我們研究香港，深知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在長年研究香港的學者郭萬達看來，香港的魅力是獨一無二的，他認為，「無論深圳或內地如何發展，香港都值得人們去期待」。

郭萬達身兼國家高端智庫——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特區政府特首政策專家組成員等數職，長年深耕於粵港澳融合發展與港澳經濟研究領域，近年來編寫和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新時代下的香港發展》《大灣區建設與深港合作四十年》《透視：深港發展與大珠三角的融合》等，並發表了學術論文近百篇。

這位四十多年前從東江源頭走出的小鎮少年，始終將國家發展與個人命運緊密關聯，用解決問題的眼光研究香港，堅持不懈地為香港的未來貢獻智慧。

東江源頭的勤奮少年

郭萬達出生於江西贛南定南縣的一個農村小鎮裡，據他所說，那裡是東江源頭之一。一灣江水從定南流出，經過河源、惠州、深圳，流入香港。在他心中，這或許是自己與深圳，與香港最早發生的連接。

身為一名客家人，能幹、敢闖、勤勞的品質在郭萬達身上彰顯無遺。自小長在小鎮上的他，自稱是一名「小鎮做題家」。

「我從小就明白只有靠自己拼搏才能走出來」，出生於1965年的郭萬達，雖然沒有親身經歷過饑餓，但老家農村貧窮落後的面貌，令他難以忘懷。這份記憶後來也影響到郭萬達對學術道路的選擇。

父親對教育的重視，讓郭萬達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所以當郭萬達有機會接受教育時，他很早就進入學堂，並如饑似渴地開始讀書。9年制義務教育結束後，郭萬達去到定南縣城上高中，15歲那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南開大學。

15歲就進入大學生活，對郭萬達來說似乎是早了一些。在班級裡，他是年紀最小的學生，比年齡最大的同學足足小了12歲。當時，南開大學的經濟系只開設了政治經濟學這一門專業，讀《資本論》是必修課，學習深奧晦澀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這對一個15歲的少年來說，顯然非常困難。

「我想過轉到中文系去。」郭萬達說，南開大學經濟系80級畢業30周年系慶時，曾經的授業恩師還記得他的猶豫。但是郭萬達還是堅持下來了，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系統學習也令他終身受益。

在學習本專業知識之外，郭萬達還開始廣泛地閱讀文史哲類書籍，自發地選擇了一條最大程度提升自我知識面的求知道路。這種求知方式，對郭萬達日後的學術研究也生發了重要影響。

「我要關注中國最真實的發展問題」

1984年至1987年，郭萬達繼續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深造，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在此期間，他開始研究具體的經濟問題。當時恰逢中國內地經濟學界興起研究農村改革的熱潮，郭萬達的研究課題也聚焦在農村改革議題上。

1988年至1991年，他一面攻讀博士一面開始從事教學研究工作。博士研究生二年級時，郭萬達曾孤身一人前往安徽農村做調查研究，從安徽南部到北部，最後到鳳陽（小崗村所在地），給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開始思考農村發展的未來，「那時內地剛剛推動商品經濟發展，還沒有確定市場經濟及市場化改革，我真正意識到市場經濟對中國的發展是多麼重要。」

兒時和研究生階段對農村的經歷，讓郭萬達下定決心，將未來的研究方向着眼於發展的問題，尤其是農村的發展以及工業化、城市化。

「中國的發展首先需要工業化和城市化，否則農村的發展困境也很難去突破。」在郭萬達看來，深圳就是一座內地城市化與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奇跡之城。

1992年，郭萬達毅然決定前往深圳，追逐實現自己的學術理想。那一年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將「春天的故事」帶去了北國天津。當時的郭萬達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一名青年教師，「春天的故事」深深吸引了身處象牙塔中的郭萬達，「當時就覺得南方是一片熱土，聽到深圳特區『春天的故事』，真的是很讓我向往」。

1992年至1994年，郭萬達考至深圳市政府信息中心，初到深圳，郭萬達就深入地參與到了政府的股份制改造工作中。當時的深圳正熱火朝天地發展證券市場，發展股票。1993年至1994年，他參與成功改造了一家股份制公司，也正是這一段短暫的「下海」經歷，讓他了解到企業運行、企業家組織資源和政府管理企業的真實情況，為他日後研究發展的問題，始終準確把握微觀經濟發展規律打下了基礎。

「如果沒有這一頭砸進微觀經濟的經歷，恐怕我對中國整體經濟的運行方式是缺乏實感的」。郭萬達說。

「個人命運始終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

梁漱溟先生曾說過，人這一生只有兩件事，一是人生的路如何走，二是中國向何處去。這句話令郭萬達很受啟發。他謙稱，作為一個普通的讀書人，個人的志向、選擇的人生道路，一定是與國家的發展有關係的。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內地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背景，房地產熱、股票熱等行業異常火熱的社會狀態，也催生出國家採取新一輪宏觀調控政策的浪潮。

郭萬達坦言，1995年選擇進入綜合開發研究院，正是因為深刻感受到國家宏觀經濟變化與企業的發展關係緊密。而有中國「腦庫」之稱的綜合開發研究院，恰好是一個能為政府公共決策提供智力支持和服務的絕佳平台。

「個人的發展、企業的發展，其實某種程度上來看，都離不開國家的發展、國家的戰略」。所以當郭萬達進入智庫後，他下定決心要研究發展中的實際問題，要在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指導下，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的問題。

此後，郭萬達潛心紮根於綜合開發研究院，到今天，轉眼就將近30年了。談及這段時光，郭萬達用了三個「特別」來形容——「特別重要，特別有想法，特別注意問題導向」。

剛進入研究院，郭萬達便組建成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其後到2008年左右，氣候變化、低碳經濟成為全球熱門話題，當時從英國愛丁堡大學短暫訪學歸來的郭萬達，又開展了低碳經濟和產業經濟的研究。過去十多年來，港澳經濟則成為郭萬達主要關心的研究課題。

從宏觀經濟到產業經濟和區域經濟，再到今天的港澳經濟，郭萬達的研究視野似乎是越來越小了，但其實這個從大到小的研究變化，隱含著他很多的研究邏輯。

「問題導向是關鍵。」郭萬達向筆者強調，他的研究就是要圍繞國家的重大戰略問題來進行，加之立足於深圳的緣故，「特區經濟」、「開放經濟」始終是繞不開的重要方向。「即便我研究宏觀經濟，我也要更多地同港澳和深圳的發展、國家的開放發展相聯繫。」

如何成為一名港澳研究的專家？

先從「香港之死」說起。

由於深圳毗鄰香港的地理位置，加之香港本身又是國際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為郭萬達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早在1995年初到綜合開發研究院之時，郭萬達的第一個研究題目就與香港有關。

當年6月，美國《財富》雜誌封面以「香港之死」為題，預言「九七」回歸後香港不再繁榮，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與討論。郭萬達對這篇文章十分氣憤，「充滿偏見，唱衰香港的意圖很明顯」。於是，郭萬達和同事們在《開放導報》雜誌上發表系列文章反駁「香港之死」。在他看來，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馬照跑、舞照跳」，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中央的既定方針，香港又是著名的「自由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香港怎麼會「死」呢？那時我對香港充滿了信心。

現在回過頭來看，郭萬達對香港的認知和信心沒有錯，對香港的基本判斷和預測依舊沒有錯，「1997年回歸後香港的經濟地位和競爭力是看得見摸得着的」。

「對港澳的研究，其實是貫穿於我在研究院的工作，只不過每個階段的側重點有所不同」。香港回歸後的二十多年裡，郭萬達一直在關注港澳發展。

「最重要的變化，實際上發生在2012年」，當年郭萬達完全將自己的研究重心轉移到港澳經濟的研究課題上來。2012年前後，香港的轉型和結構改革等問題，備受關注。當時郭萬達在多個場合和研究及內部決策報告中，有意識地提出「香港的結構性問題，必須通過結構性改革來解決」。

2015年，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正式提出，使郭萬達的研究重心更加明確——香港應如何對接好國家發展戰略。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內地因素毫無疑問都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最大、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未來更將如此。」郭萬達認為，香港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在這一進程中，香港如何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決定着香港的未來。

新角色，新起點，繼續前行

2023年5月30日，香港特區政府宣佈成立特首政策組專家組，並委任56名成員，任期為一年。郭萬達獲任成為研究策略專家組的重要一員。

新的角色，新的使命，也是新的起點。盡管已年近花甲，但毫無疑問，郭萬達仍將繼續在學術道路上踔厲前行。

「其實一路走來，我更多的情況下都是在做選擇，即便現在自己又走到一個新的時間節點，也不過是需要作出新的選擇」。這一次，郭萬達的選擇和以前也不會有區別，他還要不停地學習鑽研。

「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對我來說，就是要克服困難，堅持不懈，始終保持着智慧，保持着對光明的向往。」郭萬達說。「我們研究香港，深知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可我也堅持下來了。因為香港本身值得去深入研究。」郭萬達反復向筆者強調，香港是很獨特的。無論深圳或內地如何發展，香港都值得人們去期待。

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恰值中央提出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當時有香港的朋友問我，深圳要取代香港了嗎？我說不會」。郭萬達引用並改編舒婷的詩《致橡樹》答道，「橡樹木棉根相連，風一拂過相照應」。

在郭萬達看來，深圳是深圳，香港是香港，「但是我們的根相連，我們要合作」。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就是香港獨一無二的優勢，再加上有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廣闊的舞台，香港的未來一定會更加美好，「而我所能做的，就是要不斷地學習，不斷地研究，不斷地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