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軒

2019年區議會選舉給我們最大的教訓，莫過於當時的選舉制度未能將亂港分子拒之門外，導致選出大批劣質區議員，如今近七成議席懸空，多區幾近癱瘓。種種亂象究其根源，是制度上的漏洞。如今，制度上的漏洞已然補上，應放眼新一屆區議會的工作成果，能否真正為民做實事。如果以投票率高低論成敗，或是糾結於門檻高低等細枝末節，那便是「緣木求魚」和「捉錯用神」了。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將於12月10日塵埃落定。這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場區議會選舉，也是區議會遭逢2019年巨變後迎來的新生，各方各面都備受關注。在新的選舉制度下，這屆選舉的焦點已從過去建制派與反對派的激烈對抗，轉為投票率的高低，而反對派的去留和選舉門檻的高低也成為了社會討論的高頻話題。當中便存在着三大誤區。

誤區一：投票率與認受性沒有必然聯繫

這次選舉的投票率早早就不被看好。一來較高的參選門檻導致反對派絕跡，二來直選議席的數量大幅削減，選舉氣氛遠不如往屆激烈，故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估計這次投票率能超過兩成就已是「相當不錯」。最近還有消息稱，炒熱選舉氣氛是建制派陣營的硬任務，爭取高投票率成了第一指標。有立法會議員甚至還擔心政府把選舉日翌日訂為學校假期，會令部分市民利用為期三天的長週末假期離港旅行而無法投票，令投票率下降。

投票率過往一直被認為會影響當選者的認受性，所以無論反對派還是建制派，都樂此不疲地希望推高投票率，但這本身就是一個誤區。實際上，投票率與認受性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回顧過往，自1982年區議會成立以來，大部分的區議會選舉投票率都在35%上下，超過40%的共有四次，分別出現在2003年、2011年、2015年及2019年的選舉。這四個年份有一大共通點——政治爭拗極為激烈，且爭拗愈激，投票率愈高。

2003年，基本法第23條立法在反對派的煽動下，引發巨大爭議，最終立法失敗，建制派在那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大敗而歸，投票率為44.06%；2011年處於回歸後第二次政改的激烈討論階段，反對派此前還發動了所謂的「五區公投」，選舉氣氛熾烈，投票率達41.49%；2015年，第三次政改爭議已持續數年，反對派於2014年悍然發動長達79天的非法「佔中」，投票率達47.01%；2019年，修例風波造成香港社會極大的震蕩，反對派趁勢狂掃388席，不僅首次在議席數量上超過建制派，更罕見地呈現碾壓之勢。而那一年，投票率創下歷史新高，高達71.23%。

若按照投票率與認受性成正比的邏輯，2003、2011、2015及2019這四年選出的區議會，其認受性便要高於其他幾屆。但以最極端的2019年為例，這超高的投票率是否就意味着市民對候選人的認可和信任？事實並非如此，在那次選舉當中，許多市民的投票根本是盲目的，完全不考慮候選人的能力、政綱、履歷，甚至記不住候選人姓甚名誰，投的就是一個政治立場。也正因如此，當年選出了一大批遇事卸責、侮辱選民、拒絕宣誓的亂港分子，令選民們後悔不迭。

投票率就是西方民主的一個遊戲

其實，早有學者分析指出，投票率就是西方民主的一個遊戲，實質是最終贏得選舉、獲取政權的工具；投票率高低從來不是其選舉的關注重點，贏得選舉、維持執政地位才是關鍵。而且，低投票率在西方國家也並不罕見，其原因無非也是缺乏黨派競爭，候選人之間觀點接近，難以激勵選民投票。亦有學者認為，除非出現醜聞或重大舉措，否則地方政治大多處於「平衡狀態」，激發不出選民的投票興趣。而當社會發展平穩，選民對未來有較好預期，沒有通過投票來改變政府政策的強烈願望，對選票就不會看得很重。所以投票率不高反而表明選民對政府施政和現狀基本滿意，不需要通過選舉實現大的改變。

誤區二：應給反對派「入閘」的機會

第二個誤區則是認為，民主黨等反對派有意改過自新來參選，不應拒之門外；而且沒有反對派，議會就沒有不同聲音，體現不出議會的多元和包容。類似的觀點由來已久，不僅存在於區議會選舉，同樣存在於立法會選舉和特首選舉。然而，這一觀點最大的謬誤在於對「反對派」的定義。在香港，很多人認為，與政府唱反調、與建制派陣營相對立的就是反對派，這種簡單粗暴的劃分方式在修例風波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但他們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香港需要的是「忠誠的反對派」，而非為反而反的反對派。

所謂「忠誠反對派」，最早出現在英國或其他英聯邦地區國會的在野黨，簡單而言，就是他們在政綱、政策、定位上與執政黨不一樣，甚至以打擊執政黨為己任，但根本上還是效忠於其國家和人民。而香港的反對派明顯不屬於這個範疇，無論回歸前後，香港選舉從來都不僅僅是本土政治力量的對決，美、英等外部勢力始終試圖操縱香港選舉。最為人所熟知的是，扮演美國在港代理人的黎智英，多年來向反對派各大政黨源源不絕地輸送金錢。例如非法「佔中」的前後幾年，黎智英就透過其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員的助手Mark Simon合共向9個政黨提供合共4,080萬港元的秘密捐款。2016年立法會選舉，黎智英又與為操控選舉而策動「雷動計劃」的「佔中」禍首戴耀廷合作，企圖充當反對派選舉工程的「幕後操盤手」。

黎智英本就不時向美國駐港領事「匯報」最新的政治情況，並聽取「指示」。修例風波爆發後，他與美國往來得更加「光明正大」，包括當年7月赴美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會面時，他竟毫不掩飾地請美方「以行動支持香港人」。

受外部勢力資助的反對派，無論如何與「忠誠」二字靠不上邊，在社會上煽動暴亂、為暴徒美化粉飾、要求外國制裁香港……種種劣行無不印證其出發點根本不是為了香港，而是為其一己私利。

愛國者有公認標準 既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反對派因利而聚，亦因利而散。自黎智英和一眾亂港首腦鋃鐺入獄後，公民黨、職工盟等幾大反對派政黨陸續解散，剩下民主黨這個昔日反對派第一大黨還在苦苦支撐。民主黨深知在沒有議席的情況下將難以為繼，所以前年因拒絕宣誓而辭職的一批原民主黨區議員，竟厚着臉皮再度參選區議會。不過，選民也不是瞎子，愛國也不是一句空口白話，兩年前因為怕被同道中人恥笑攻訐而隨眾辭職，兩年後又為了議席和資源「轉軚」參選，如此輕易地置選民於不顧，將區議員服務市民、維港獻策的使命拋諸腦後之人若也能「入閘」，那才是香港最大的悲哀。正如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鄭雁雄近日所言：「愛國者是有公認標準的，對於愛國者的判斷，既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既要看表面也要看實際。允許並歡迎有錯失的人轉變到愛國愛港立場上來，但要看時間和行動。」

誤區三：選舉門檻可適當放寬

第三個誤區則是認為，香港國安法立法後，大局已定，目前參選門檻過高，有些矯枉過正。這種論調無疑太過樂觀了。雖然香港國安法立法兩年來，修例風波時的亂象盡除，社會逐漸回復平靜，但這並不意味着可以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根據過往的經驗來看，每一次出現大的社會動蕩之後，都會有一段平靜期。但在看起來風平浪靜的表面之下，反對派一直在蟄伏，一旦有機會就會暴起發難，非法「佔中」和修例風波均是如此。

而且，即便是如今香港反對派大勢已去，外部勢力仍不消停。10月25日，美國國會16名跨黨派參議員發布聯合聲明，稱中國利用虛假的欺詐罪名抹黑黎智英。11月1日，美國5名跨黨派國會議員，向參眾兩院的不同委員會提出《香港制裁法》，要求美國政府考慮將本港包括律政司司長、國安委秘書長、警務處處長、檢控官及法官等在內的49人列入制裁名單。同日，10名來自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愛爾蘭、立陶宛、印度和尼日利亞的天主教樞機及總主教聯署，稱身為天主教徒的黎智英是「為了捍衛自己的信念及信仰、挑戰獨裁而陷獄」，要求香港特區政府立刻無條件釋放。

不問青紅皂白，無視香港法律，美國這一套「組合拳」打出來，已徹底撕下偽裝，哪還有半點講民主法治的影子？當然，美國政客也並非不知道此舉救不了黎智英，而是想利用黎智英發揮最後一絲餘熱，作為其攻擊打壓香港的工具罷了。美國政客的明目張膽，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外部威脅還遠沒到解除的時候，不要說選舉制度放寬，基本法第23條立法亦是刻不容緩。

2019年區議會選舉給我們最大的教訓，莫過於當時的選舉制度未能將亂港分子拒之門外，導致選出大批劣質區議員，如今近七成議席懸空，多區幾近癱瘓。種種亂象究其根源，是制度上的漏洞。如今，制度上的漏洞已然補上，應放眼新一屆區議會的工作成果，能否真正為民做實事。如果以投票率高低論成敗，或是糾結於門檻高低等細枝末節，那便是「緣木求魚」和「捉錯用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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