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墨

「中國文化從來有個獨特點，即明顯包藏有一種紮根而生長的理論，並且幾千年來幾乎未變化，即使在日據時期，這個力量還在生長着。這是我從小就能感受到的。」林安梧說。

林安梧，一九五七年生，台灣省台中市人。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台灣大學第一位哲學博士，中國儒學大師牟宗三高足。這位被視為當代新儒學第三代中極具創造力的思想家，接續其老師牟宗三先生的學問，進一步開啟了「後新儒學的思考」。

「詮釋中國文明之特性，盡力做好其現代性轉化，尤其在面對當今西方世界霸權主義價值觀衝擊時，要發揮出中華文化的獨特作用，」對於當代新儒學而言，推動其現代性轉化的關鍵在於融通，林安梧則一直致力於此，「21世紀是人類文明復現、哲學交談終極對話的年代，我也深深認為必須為此踏實地一步一步去做，能做多少是多少」。

成長於「鄉土中國」的台中少年

林安梧的祖先來自於福建漳州平和縣，家族遷居台灣台中已經兩百餘年。林姓是福建地區的大姓，據林安梧介紹，他的家族祖上也曾顯赫過，但從某一代突然家道中落，然後開始世代務農。

「我的父親非常能幹，在上個世紀不斷變化的台灣社會環境中，他靠着務農把整個家支撐發展起來。」林安梧的父親是一位充滿中國文化意識的農民，他讀的書雖不多，但是教會了林安梧人情義理，為人處世的基本法則，「這些基本上就是傳統的儒家思想。我母親則是很虔誠的佛教徒，因此從小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佛教思想的浸潤」。

林安梧的父親出生成長於台灣日據時期，儘管環境艱難，他依舊堅持閱讀漢文，為此參加漢文的私塾。林安梧回憶說，父親告訴他：「在日本統治者的壓力下，台灣人通過建立書院書房來教導台灣漢人自己的中國傳統文化。」得益於先輩的努力和堅持，在台灣光復後，林安梧回憶幼時，鄉鄰里很多長輩都是這樣啟蒙的，除了父母的家庭教育，童年住在鄉下的體驗也沁入林安梧心中。「在我成長的鄉村環境中，可以感受到村落彼此間有某種自治的功能，彼此在文化、經濟等各方面慢慢形成共同的約定。」

這種環境正如費孝通所寫的《鄉土中國》，令林安梧難以忘懷，從中林安梧也深刻領悟到中國文化綿延不絕的奧秘——孝悌慈。由於孝悌慈，各行業也因此連接起來，順隨着生命根源不斷延伸，成了中國文化可貴的精神氣質」。

及脫去童稚之氣時，林安梧考入有着「全台中最強私立中學」美譽的衛道中學。就讀三年後，林安梧考入台中一中，也正是在這裡遇見了第一位影響他一生的恩師——楊德英。楊德英是台灣儒學大家蔡仁厚的夫人，當時在台中一中教授語文，「楊老師做我的語文老師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她的教導下，我從高中一年級起，突然間對中國古典文學產生出濃厚興趣，開始去廣泛尋古書來閱讀。」

也正是在此過程中，林安梧心中萌生出一個念頭——要為中國文化努力，宣揚中國文化經典。有趣的是，這在當時以培養數理科學人才見長的台中一中，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新鮮事。林安梧直言，其實自己的高中數理成績更優，研讀國學追夢的過程中有過不少轉折，也經歷了從自然科學轉到人文社會科學的掙扎和疑惑，最後是天意幫助他做了決定。「最後我是跟上蒼祈禱，盡憑天意決定，擲銅板若連續出現三個一正一反就表示天意已經同意了，最後的結果令我決心走上這條路」。

塞翁失馬 結緣牟宗三

或許是命運的捉弄，轉習人文社科後的林安梧，在高考時以一分之差，與台灣大學擦肩而過，進入到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學習。「儘管感到可惜，但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相當於一個國學院的規模，其中有文字、聲韻、訓詁，古典語文學等種種系統、專業的課程。」林安梧追憶，台灣師大國文系可以說是章、黃學派的大本營，林尹、高明、魯實先，以及他們的弟子陳新雄、周何、黃慶萱等都是響噹噹的國學大師。除此之外，有另一個隱然其中的學問性傳統，即熊十力、馬一浮、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的傳統。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台灣師大在古典語文學有着深厚積澱和淵源，上蒼也幫助林安梧有幸獲得機會投入牟宗三門下。「也有因緣的關係，台灣師大、台灣大學，兩所學校相距很近，1976年我在台灣大學聽唐君毅先生的課，後來唐先生生病，換牟先生來上課，因此才結下不解之緣。」

「我算是牟先生較晚年時入門的學生。」林安梧說，晚年時的牟宗三較其原先在學術上更加寬容，至少待他是如此。此話要從林安梧密切參與到新儒學重要學術雜誌《鵝湖》月刊的活動中說起，也正是在此過程中，林安梧更深地受到《鵝湖》師友的薰陶與教誨，並開始形成自己的學術主張。

1975年創辦的《鵝湖》月刊是以復興中國文化，闡釋中國文化精神為主旨的刊物，牟宗三、唐君毅等大師均會在其刊文，林安梧等學術後輩也會向其投書，學習切磋。早在大一時，林安梧便已有專文登刊，「於我而言，其實是一個慢慢學習的過程，學長會帶着我們一起進步，我們的研究也不局限在牟先生的著作，不局限在中國文化本身」。

從最初一批參與《鵝湖》月刊活動的學生，再到後來的月刊主編、社長，林安梧認為，《鵝湖》月刊能夠有今日之發展是一個奇跡，他也深受其影響。在月刊創辦人之一的曾昭旭的影響下，林安梧對船山哲學產生了興趣，並在日後以此為研究物件出版了第一本專著《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其實，《鵝湖》月刊社本身是一個學圈，其中成員彼此的差別性很大，大家相互影響，為日後各顯神通打下了基礎。」

除國學外，林安梧還在學長的幫助下一起研讀西方哲學著作，令他記憶猶新的是，同學們會研讀波蘭哲學家波亨斯基的《哲學講話》，其中每一個概念都要清楚掌握。正是這一段師友前輩共學共進，開放包容的學習經歷，令林安梧的學術視野和心靈變得更加開闊和圓通。以致後來，林安梧轉至台大攻讀碩博士時，西洋哲學、中國哲學、印度哲學都是他的必讀書單，「特別到博士階段，對中西印哲學的通識學習很苦，但回想起來，我覺得這樣的訓練是值得的，還不錯」。

進入台大深造的過程中有一樁趣事令林安梧至今都津津樂道。在他研究生一年級時，學校開了兩門有趣的課程，分別是「三民主義哲學」和「馬列主義批判」，林安梧回憶，這在台大是很不尋常的事，因為台大很強調學術是學術，與政治無關。

20世紀80年代前的台大，由於一些政治原因，不被允許成立哲學系博士班，直到蔣經國執政晚期，要台大開設上述兩門課程，為期三年，經過審視，後來台大終於成立了博士班。正因如此，林安梧也從此時開始更深入地接觸到馬克思主義。1982年，他讀到馬克思《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以及其他相關著作之後，寫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邁向儒家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可能：革命的實踐、社會的批判與道德的省察》。顯然，那時的林安梧，便已開始嘗試融匯老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以及儒家思想。囿於當時台灣政治環境，直到20世紀90年代，這篇文章才公開發表。後來林安梧的《儒學革命》一書，也收入了這篇文章。他感歎，我們那個年代就是一個瘋狂，但相對開放的年代，導師對我有影響，但總體上對我是包容的態度。「即使在博士階段又重新回到傳統道路上來研究熊十力，牟先生也同意了。」林安梧說，儘管那時候自己年紀已經不小了，接近三十歲，但牟先生對他很寬容，「我才能繼續慢慢做自己的一些事情，也慢慢在學問上用自己的方式構造自己的體系。」

台大博士畢業時，林安梧所寫的近30萬字的論文《存有、意識與實踐──熊十力體用哲學之詮釋與重建》，不僅是台灣大學第一個哲學博士的畢業論文，其內容也在當時獲得極高評價。「我至今仍覺得牟先生晚年是老來多慈心，若是在他中年時候，他可能會多管一些事。」林安梧說。

開出儒學現代之花

1987年，時年30歲的林安梧進入台灣清華大學，正式開始了自己的教學研究生涯。並在此後的35年間，先後在台灣師範大學、慈濟大學教書，創辦元亨書院，並在內地的山東大學，以及多所高校講習授課。林安梧在專職研究工作中，一直堅持詮釋儒道佛三教的經典智慧，以面對現代性所造成的種種問題，「如何努力起一個文化的批判作用，一些心靈的療愈作用。這是我所堅持走的路」。

縱觀林安梧學術生涯，大致經歷了三個研究階段，最終逐漸形成其開創性的「存有三態論」思想理論。「存有三態論」，是林安梧在其師牟宗三「兩層存有論」的基礎上，結合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而提出的批判性思維理論，認為儒道同源而互補，主張融通三教，然後要面對21世紀文明的新挑戰，展開對話與交談。

「我所做的學術工作，既有道家的，也有儒家和佛教的，這個部分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差不多就已初具雛形。」此後，林安梧在融匯和詮釋儒釋道三家的過程中，慢慢地構造其學術系統。21世紀初，有內地學者開始研究林安梧的學術思想，就他對佛學與哲學實踐、熊十力以及王船山哲學思想的開拓探索，做了研究。澳大利亞的約翰·梅克漢姆(John Makeham)在其名著《Lost Soul："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便有專章討論「林安梧的後新儒學思想」。2016年，林安梧又在山東大學發表了一系列的演講，並在之後整理出版成《儒道佛三家思想與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一書，基本形成了他今天對儒釋道思想現代化轉變的理解。

「我在做的這個事好像蠻一貫的。在哲學領域，我對如胡適之等學者的反傳統主義主張，是不贊成的，對於他們的學術研究方法與理論，更持嚴重異議。包括後來在台灣風起雲湧的民主化運動時期，面對思想衝擊我大體上也保持了冷靜。」林安梧一直認為，研究中國哲學、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是熟讀傳統經典，並與現代人類文明相結合，然後從中釋放出更多意義。

林安梧強調，面對當前人類文明遭遇的困境，中國文明必須要負起一些責任，這就需要將儒釋道中最重要的意義精准釋放出來，與西方文明更多地交流。「現在我們不是呼喚着中國文化如何現代化，而應在一個現代化的學習過程中，讓中國文化經典的意義釋放出來。不要一直去分判，中國文化哪裡不能現代化，哪裡有問題。」

對於哲學研究本身，林安梧亦十分重視理論的可實踐性。他一直認為哲學最重要的活動一定要進到生活世界，不可只埋在書堆裡做學問，也正是出於此種認識，林安梧近年來更深研哲學治療學之可能，努力推動民間書院講學之風。「去民間接地氣地講習經典，可以體會到很多問題，再從中慢慢重新去適應、去反思。」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林安梧仍在為推動當代新儒學的現代性傳播奔走於兩岸各地。「今後我也會更多地推薦年輕後輩參加當代新儒學交流與推廣活動，繼續完善學術思想體系，等到70周歲時與學生們一起再總結、反思問題。」林安梧期望，學人要以開放的心胸，與其他不同的思想系統或者意識形態進行對話，而不再僅僅只關注當代新儒學自身，必須要將其置於整個人類文明理論的發展過程中，進行更多的交談與競爭，必須要真正地去面對更多考驗。「而對於新儒學的現代性以及其現代性之後的發展之路，我想它必須重新生長，不可像上個世紀那般只一直呼喚，思考能否開出現代之花，而要切實地在現代化學習過程中，找到對人類的文明發展的實在作用。」林安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