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涼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年尾舉行，七常委悉數與會，顯示會議之重要。會議坦承，當前經濟存在困難和挑戰。會議就2024年的經濟工作指示路徑。當前，中國正處在經濟恢復和產業升級關鍵期，結構性問題、週期性矛盾交織疊加。從長遠而言，必須加大結構性改革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尤其應轉變債務驅動的發展模式，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消除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和釋放市場新活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中旬在北京舉行。會議坦承，當前經濟所存在的困難和挑戰，包括：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有觀點指，2023年是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一年，2024年可能還會更複雜。

保四爭五 面臨五重挑戰

對於2024年而言，中國經濟增速「保四爭五」可謂知易行難，業界認為，至少五重挑戰橫亙其前。

一、 國際逆風 

2024年將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選舉年，包括美國、印度、英國等人口總數超過40億的地區，將舉行70多場選舉。

受單邊主義、地緣政治、軍事衝突、通脹形勢、國際債務以及產業鏈重組等多重風險疊加影響，國際貿易和投資增速大幅放緩，全球經濟復蘇緩慢且不均衡，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2024年，全球經濟恐怕難以軟着陸，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上升，部分國家要求企業將其生產和投資遷出中國的壓力有增無減。

有專家預計，諸多國家面臨「去風險」政治壓力，且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意味着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難以恢復到過去十年平均水平。預計2024年，國際收支口徑下的外商直接投資僅將反彈至過去十年平均水平一半，即年均1200億美元左右。拖累中國向價值鏈高端轉移，抑制生產率增長。2025年或之後中國在全球出口中份額亦將有所下降。

IFF最新報告亦預測，全球經濟前景仍存在下行風險，通脹壓力可能會更加持久、金融困境可能會在全球範圍內擴大和加深、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可能會導致更大地緣經濟和金融分裂，中國經濟增長可能低於預期。

二、民資低迷

近年來，受全球經濟形勢和疫情影響，中國諸多民營企業效益下降、現金流緊張、再投資能力不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和補短板項目的意願較低，在平台監管政策調整下，部分大型民企經營亦遭遇挑戰；此外疫情以及社會思潮演變等因素亦對民營企業經營帶來衝擊，中國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低迷。

專家表示，三年疫情對中國經濟基本面和元氣有很大傷害。目前經濟仍處於恢復期，需求不足矛盾突出。

民營經濟支撐着國民經濟大半壁河山，民營投資下降過快將威脅國民經濟平穩發展。因此，2024年補民間投資短板，扭轉民間投資持續下降局面，極為重要。

三、 債務纏身 

數據顯示，2023年以來，中國地方債發行逾8萬億元，創歷史新高。專家表示，考慮到新增地方債額度尚未發完以及特殊再融資債繼續發行，2023年全年地方債發行規模大概率在9萬億元左右。

中國範圍城投債發行數量和餘額持續攀升，2023年地方政府新增發行城投債36074億元。近三年為城投債到期高峰，2023年總償還量近五萬億，為近十年峰值。

2023年已是化解地方隱性債的第五年，隱性債化解期限過半，與此同時新增隱債居高不下。根據中國審計署發布報告，2022年49個地區通過承諾兜底回購、國有企業墊資建設等方式，違規新增隱性債務415.16億元。

受經濟風險財政化、財政收入下滑、舉債規模增加、債務集中到期等影響，中國部分區縣靠自身能力難以化債，地方隱債違約風險加劇。

四、樓市風險

有數據顯示，過去20年間，中國地方政府高度依賴房地產和土地相關收入，支撐地方融資平台運營以及地方基建投資。房地產和土地相關收入佔地方政府整體收入比例曾高達1/3，土地出讓淨收入曾佔基建投資資金來源15%-20%，

隨着中國房地產市場供求關係發生重大變化，房地產投資與銷售均表現低迷，對產業鏈上下游帶來較大衝擊。從2021年7月始，中國房地產市場步入下行週期，房地產領域風險逐步暴露，例如房企債務風險、期房爛尾風險、房地產銷售和投資持續低迷等，對財政、金融、經濟等各方面均產生重大影響，這些風險具有較強傳染性，甚至已波及金融體系，引發壞賬風險。

有專家預計，2024年全年房地產銷售面積將下降5%，新開工將下降10%，房地產投資將下降5%，2024年房地產下行對GDP增長的拖累將在1-1.5個百分點區間。未來幾年房地產活動或持續疲軟。房地產建設活動進一步走弱將拖累2024-25年鋼鐵、其他原材料和家電內需下降，進而抑制相關行業資本支出。

五、信心疲弱

預期偏弱是制約經濟復蘇的重要因素。持續三年的疫情衝擊造成了市場主體資產負債表結構性損傷。疫情衝擊下，房地產等資產估值發生變化，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緩、企業利潤下降，實際負債率上升。這在低收入家庭、小微企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經濟長週期出現下行壓力的當下，中國部分企業、居民、甚至政府官員已出現「躺平」現象。

北京觀察家表示，預期偏弱反映了資產負債表受損的實際影響。如果政府部門、市場主體包括工薪階層均降低期待、降低欲望、降低努力，將會對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持續的負面影響，因此，2024年，中國社會應避免陷入「社會躺平、經濟低迷」漩渦，而資產負債表修復需要一個過程，因此對經濟的恢復既要有信心，亦要有耐心。

發展仍是硬道理

中央高層提出，2035年中國人均GDP較2020年再翻一番，從而跨入發達經濟體行列。欲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現階段中國GDP增長速度須保持中高速水平，年均而言，2023-2035年間不應低於5.0%，否則，這一目標就將落空。

但當前中國宏觀經濟仍存下行壓力，特別是資產價格下行過程中企業投資以及居民消費仍存在收縮壓力，中國經濟仍處於築底進程中。

客觀而言，2024年GDP保持5%左右水平增速仍存一定壓力，「保四爭五」或是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增速常態，經濟增速中樞將有所下移，長週期增長的下行趨勢或成為現實。

經過40餘年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積累了大量風險。有聲音認為，目前和今後應以控制風險為主，而將發展推後為次。

北京觀察家認為，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勢頭減弱，固然是中國經濟發展從起飛階段向成熟階段過渡使然，新冠疫情又大大影響了經濟活動強度，但減弱力度超出預期，與「發展是硬道理」理念弱化不無關係。

這一弱化削弱了社會對於經濟發展和增長的追求，取而代之「去風險」成為最大目標，從而降低市場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增長前景的預期和信心。諸多企業和個人甚至認為，既然發展已不是「硬道理」了，快速的經濟發展和增長亦就不會持續了。

如任由「發展是硬道理」理念持續弱化，中國經濟增長勢頭低於潛在增長速度的狀況就難有根本性扭轉，進而中國一系列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就將落空。

改革仍需過大關

中央經濟工作會要求，2024年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多出有利於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在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上積極進取，不斷鞏固穩中向好的基礎。要強化宏觀政策逆週期和跨週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政策工具創新和協調配合。

與十年前相比，當前中國經濟面臨持續下行壓力，外部環境惡化，人口紅利驟減，疊加三年疫情衝擊，目前，不少企業經營困難，地方財政拮据，房地產和地方債務引發的財政金融風險顯露，低迷就業形勢亦影響社會穩定。

加之刺激政策邊際效果明顯遞減，中國經濟築底艱難，尚未完全重返正軌。在優化宏觀調控政策的同時，如何通盤思考和全面部署改革開放新突破，成為擺在中央決策層面前的重大課題。

其一、結構性改革

三年疫情給中國企業、家庭、政府資產負債表帶來較大影響，「疤痕效應」明顯，但疫情前即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當前，中國正處在經濟恢復和產業升級關鍵期，結構性問題、週期性矛盾交織疊加。因此，當前宏觀調控政策應以築牢經濟底部為目標，從市場端、消費端多端發力紓困，而不應試圖通過強刺激實現短期反彈，長期在供給領域的經濟刺激只會進一步加劇經濟結構失衡。

從更長遠而言，必須加大結構性改革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尤其應轉變債務驅動的發展模式，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消除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和釋放市場新活力。

其二、培育新動能

中國經濟欲實現谷底反彈，不應走強刺激老路，而應注重培育增長新動能，包括數字轉型、綠色經濟、科技創新等，轉換新舊增長動能。

更長遠來看，應通過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此應對人口紅利消退、人口負增長情況，維持甚至提高中高速潛在經濟增長。

三、鬆綁穩信心

穩預期才能穩增長。專家表示，必須調整近年來不斷趨緊趨嚴的監管態勢，給市場和民營經濟鬆綁，重啟幾乎已經陷入停頓的體制改革，為市場創新重新注入活力。

事實上，改革開放才是信心的終極來源。如改革不到位，體制不適應，原有優勢亦或減弱，甚至喪失。

從歷史看，過去的改革多由基層和企業創新帶動。當前，中央應給予基層和企業更大的創新和試錯空間，強化改革創新激勵機制，同時要用更大力度的開放倒逼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