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三」講話中，習近平以兩個「堅決」和三個「決不允許」宣示了中國對歷史的捍衛態度，並向日本右翼發出嚴厲批評。中共第五代領導核心同時也表示，中國政府和民眾願意「推動中日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並強調「牢記歷史並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今年9月3日，中國官方高調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9周年，中央七名常委全部出席。在非「逢五逢十」的紀念日啟用如此高規格，為近30年來罕見。此前，中央也以超高規格紀念了標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七七事變」紀念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等領導人出席儀式並發表講話。

從「國儀」的變化，不僅能看出中國高層對日政策的新框架，也可察知在「中日博弈」之外的更高層面考量。

高規格紀念的內外考量

今年2月，中國首次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的形式，確立了「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此前，該紀念日只是以政令形式固化。輿論普遍認為，將紀念日上升為國家意志，在法理層面更加權威，也更能體現制度性安排。

與「抗戰勝利紀念日」同時通過立法確定地位的還有每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8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了關於設立烈士紀念日的決定，以法律形式將9月30日設立為「烈士紀念日」。

從「國家公祭日」到 「烈士紀念日」，從日本天皇頒布停戰詔書的「八一五」到日本簽署投降書的「抗戰勝利紀念日」，加之對日本侵華兩個重要時間節點——「九一八」和「七七」的例行紀念，一整套完整的「抗日戰爭紀念日體系」在今年基本形成。

放眼國際，許多國家都有與之類似的法定節日。如歐美國家的二戰勝利紀念日，波蘭、以色列等國的大屠殺紀念日，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陣亡將士紀念日，連日本以戰爭加害者的身份也有所謂的終戰紀念日等。

中國提升相關紀念日的規格，是應時而為，具有多重意涵。從客觀講，原有紀念體例與中國在二戰後國際秩序的話語權地位已不匹配，「抗日戰爭紀念日體系」的建立實際是一種「歸位」。從主觀講，高調紀念抗戰勝利，表明了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二戰歷史建構的姿態，有謀求更多議程設置權之用心。此外，應還有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通過參與國際歷史敘事和強調中國在澆滅戰火中的貢獻，可展示和平及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提升自身發展的道義基礎。

過去中國的政治性節日，是以「人民解放」作為主要序列，從中共建黨、建軍到建政，針對國內革命紀念者多，而針對對外戰爭紀念者少。而僅在今年7月至9月上旬，中國就公開紀念了四場戰爭，從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年，到中日甲午海戰120周年，到一戰爆發100周年，再到「九三」抗戰勝利紀念日等。

有評論認為，有關抗戰的紀念已成為舉國性的重大政治活動，表明中共在意識形態上逐漸確立了新的範式，將「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置於同等地位。此外，政治觀察人士還注意到，「七七」紀念及抗戰勝利日儀式顯示出，中共將執政合法性與二戰遺產緊密結合起來。

官媒《人民日報》在「七七」社論《歷史悲劇決不允許重演》中，將77年前爆發的中國全民族抗戰定義為「開闢了世界上第一個反法西斯戰場」、「中國共產黨吹響了抗擊外敵的第一聲號角」，並指「在此民族危難之際，中國共產黨秉持民族大義，擔負起民族救亡的歷史重任。」

在習近平的「九三」講話中，對中共的作用也進行了新的定位——「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與之並列的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和「全民族抗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法寶」 。

媒體解讀指出，習近平的「九三」講話，重新強調了「抗戰精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饒、堅韌不拔的必勝信念」。

中共黨報觀察員的解釋是，高調紀念抗戰，「是力求進一步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和認同感」。並稱近段時期以來，內地核心價值觀的宣傳密集升溫，「其中國家層面的『富強』、個人層面的『愛國』，都可說與抗戰精神緊密相連。」

也有分析認為，對民族獨立相關紀念日的系統化和升格化，以及強調中共對國家及民族利益一以貫之的巨大貢獻及「民族先鋒」作用，表明中共趨向將執政合法性建立在愛國主義而非只是政治革命的正義性之上，顯示了關於執政合法性論述的調整動向。

中國新領導層把抗戰紀念置於更大的框架下表述，還有冀此凝聚包括海峽兩岸在內的全民族記憶的用意。

在今年紀念「七七」時，官方措辭一改此前通用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而對外示以正式名稱「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年儀式」，即有此意。此外，今年「七七」及「九三」的紀念現場都特邀國民黨老兵參加，也顯示了抗戰紀念背後「國共趨同」的思路變化。

有學者分析說，海峽兩岸、內地和香港現在圍繞國家和身份認同產生了一些分歧，通過高規格活動闡述歷史，也可令眾人看到一個民族只有團結、統一才能發展。

對日攻心 剛柔相濟

接連高調紀念抗戰，在中日關係時局背景下，「敲打日本」自然是核心用意之一。但中國高層的「敲打」並非一味言語示強，而是在亮明立場和底線之後，為雙方修復關係留下迴旋空間。

在「九三」講話中，習近平以兩個「堅決」和三個「決不允許」宣示了中國對歷史的捍衛態度，並向日本右翼發出嚴厲批評。他說，「我們將以最大的決心和努力，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堅決捍衛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堅決維護戰後國際秩序，決不允許否認和歪曲侵略歷史，決不允許軍國主義捲土重來，決不允許歷史悲劇重演。」

中共第五代領導核心同時也表示，中國政府和民眾願意「推動中日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並強調「牢記歷史並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日本媒體解讀認為，習的講話一方面牽制了日本，同時也釋出了中日關係有緩和轉機。這是自去年12月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以來，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在公開場合談及改善中日關係。

而改善關係也是有前提條件的，即「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等）的基礎上」。這一內容在習的講話中被明確重申。

「七七」及「九三」的兩篇講話，對未來一段時期的中日關係具有綱領性意義。不過要更全面地理解中國領導人對日的政策意圖，則不僅要看公開場合內的政治宣言，還要看不同場合下的具體行動。

到目前為止，中國新一屆領導層在對日關係上打出了三張牌。這些牌的打法和出牌時機是研判中國對日思維的很好參考物。

第一張牌是「歷史牌」

近幾個月來，中國發起了一系列對外揭露日本戰爭罪行的官方行動。自7月3日起，中國中央檔案館在其官網以每日一份的速度公布了45名日本侵華戰犯親筆供詞和相關檔案資料，供社會查閱。這是中央檔案館首次在互聯網上公布完整的筆供。

8月下旬以來，中國國務院公布了首批80處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等。

抗戰的標誌性地點也在集體行動。如哈爾濱日前啟動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核心區域的細菌實驗室等清理工作，擬於明年對外開放。又如江蘇省正面向該省中小學生發放《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讀本》，小學分冊已在9月1日進入課堂，未來幾個月內還將出版面向初二及高二年級學生的分冊。

中國官方近期在訴諸史料上的努力，一方面是加深內地民眾對史實的認知，另一方面也是向外界解釋中國為何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燃具有強烈的警戒心，因為當前日本右翼政客的行動與歷史有一脈相承的聯繫。

以上連環手，也是回應習近平在「九三」講話中不惜篇幅所強調的，「在事實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黃、指鹿為馬的言行都是徒勞的。黑的就是黑的，說一萬遍也不可能變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說一萬遍也不可能變成黑的。」

按照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副館長李宗遠近日撰文的說法，「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我們必須打『歷史牌』，要做到時時打，天天打，年年打，只有打到日本徹底承認侵略戰爭罪責和真誠道歉為止，否則中日關係不可能沿着正常軌道發展下去。」

李宗遠的話意有所指，「在日本國內，甚至在中國，有些人認為處理中日關係時，不要打『歷史牌』。」而李認為，「歷史牌」必須「常打不懈」。

第二張牌是「聯合牌」

把視線向國際舞台擴展則可發現，中央高層近期的外交行動中也嵌入了不少相關議題。7月初，習近平在訪問韓國時批評了日本軍國主義對中韓發動侵略戰爭的行徑，並提議中韓明年共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年中時，中國和俄羅斯也達成決定明年一同舉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活動。

德國總理默克爾今年的訪華時間也巧合安排在「七七」前夕。有評論認為，中國是在尋找「以史為鑒」盟友。中國總理李克強在會見默克爾時，的確談到了「以史為鑒有助於更好着眼未來，更加珍視和平」的話題。這種政治安排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國在涉日議程方面的設置。

第三張牌是「對話牌」

近段時間中日關係「逆風」雖勁，但中國也一直在保持對話管道的暢通。

6月下旬，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在北京會見了日本國土交通大臣太田昭宏。7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低調入京與習近平會晤。據福田康夫在東京演講時稱，雙方對日中關係持有相同的危機感，中方表達了改善對日關係的意願。

從中國角度看，福田是「老朋友」，同時是中國重要的對日政界人脈。而同樣具有廣泛人脈的李小林，也將在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先後訪問大阪和東京展開協調。

李小林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她還是前國家主席李先念之女，被認為與習近平關係密切。她此行估計將會為打破中日關係僵局摸索鋪路。「紅二代」可說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對話管道，也是近期中日破冰模式的一種新探索。

中日關係解凍須拓新路

中日關係的融冰跡象近日已有所顯露。8月上旬，中國外長王毅在緬甸與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舉行了深夜會談。這是自2012年12月安倍再次上台以來，中日外長首次展開對話。雙方均未透露會談詳情。可知的消息是，雙方「用了很長時間，慢慢談話」，及「以此為契機，希望推動兩國改善關係。」

王毅事後被問及中日關係是否正在改善時回答說，「見跟不見都是個形式，關鍵是有沒有意願改善跟中國的關係。」這句話中有兩個關鍵字可作延展解讀。一是對日方「意願」的評估，「承認釣魚島是爭議地區」及「日本首相停止參拜靖國神社」仍是兩個主要指標。

二是見面「形式」。11月北京將舉行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屆時「習安會」達成與否都是一種形式。未達成，說明中日關係沒到解凍時機。而達成，首腦見面也有多種形式，有正式會談，也有貴賓室的短暫交談，還有「走廊外交」、「電梯外交」等，這要視中日雙方的妥協程度而定。

日本近期也在主動向中國靠近。據日媒報道，安倍內閣改組後啟用對華持友好態度的自民黨幹事長谷垣禎一及總務會長二階俊博，期待二人展開議員外交。

有日本政府相關人士對此評論道，「為了迎接APEC，兩國的氛圍有所改善。但即使首腦會談得以實現，能夠取得的成果恐怕也將僅止於『舉行過（會談）』而已」。

這種說法看似悲觀，卻道出了中日關係回暖之路將崎嶇漫長的實情。當下中日矛盾的主要爆點是釣魚島和歷史正義問題，這背後還累積着更複雜的權力轉移、民族主義相互刺激等問題。隨着近年來中日實力對比發生逆轉，導致戰略相持和激烈對沖期來臨，雙邊競爭性因素比以往更加突出。持平期的力量對比將延續相當長一段時間，這是中日關係中的一大結構性矛盾。

從現實看，和平主義和經濟導向的外交思想對中日關係的解釋力正在持續降低。中日關係的良性發展需要找出一條新路。既然雙方的政策都是強調政治和安全利益的優先性，那麼就應切實加強政治層面的對話。

過去中日之間「政冷經熱」的模式已難持續。從中長期看，國家關係的政治框架決定了國家之間經濟運行的水平。或者雙方能有效利用「政冷經熱」的過渡期時間找到彼此認可的問題解決方案，或者徹底墮向「政冷經涼」的深井，後一結果顯然不符合中日兩國的利益。

《鄧小平時代》一書作者傅高義近日就中日和解之道撰文指出，日本少數領導人的道歉「不足以體現一直延續下去的反省」，「為了維持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對於日本人而言，繼續對過去幾代日本人所製造的問題表示悔恨是明智之舉。」他給中國的提醒則是，「不以武力施壓」爭議領土等。按照這位美國學者的看法，「改善中日關係會非常艱難，但也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候去啟動這一進程。」

☉文/胡襲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