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鄧小平開啟改革偉業，持一種理念，用一隊幹將，開一種方式，迅速打開局面，將中國帶出「瀕臨崩潰」的泥潭，表現出政治領袖的大智慧，很值得今人效法。

8月中旬，中共高層一結束15天的暑期休假，活動的頻率便明顯加快。在此之前，人們廣泛議論的所謂「北戴河會議」並未舉行，倒是暑期休假後中共領導人的一系列活動，可以讓人從中窺見中共高層在休假期間為下步執政所做的一些準備。

高調紀念鄧小平意義深遠

北戴河休假不開會，不集體辦公，這是上屆中共高層定下的規矩，這一屆也沒變。但今年北戴河休假期間，中共高層以「個別醞釀」方式主要討論了這樣幾件事：一是將在反腐中配備、使用幹部以填補受審查高中級幹部空缺崗位的工作納入常規性、制度性軌道，提出跳出行政區劃的局限，注重從全域、全國範圍內挑選調配幹部，以適應當前反腐和今後在較大範圍內調整幹部的需要，四中全會前後的將要作出的一些重要人事安排（例如對「貪腐重災區」山西等幾個省的省委主要領導職務的調配等）。二是當前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形勢及其存在的突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和舉措。三是中央政治局向四中全會的工作報告草稿的修改意見。四是為在中共中央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定稿，與講稿起草組人士商討修改意見。

這四件事中，中共領導人非常重視對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的講話稿的修改。中共領導人提出，這個講話既要講清楚鄧小平理論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關係，更要特別突出鄧小平這位黨的偉大領袖不同於前人的突出政治特質，結合我們今天執政的新任務、新使命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勢、新要求，鮮明提出我們今人要向鄧小平學什麼的那麼幾條；要講點新話，表明我們這代人對偉人鄧小平的新認識，也表明我們在繼承和發展鄧小平理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所要爭取達到的新境界。去年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我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概括出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這三個基本方面，表達出了我們這代人對毛澤東思想的新認識和繼承毛澤東思想的新舉措。紀念鄧小平的這個講話，要着眼於解答「向鄧小平同志學什麼」的問題，表達我們執政的新認識、新思維和新行動。

據參加起草講話稿的人士透露，中共領導人對這個講話提出向鄧小平學習的6個方面即——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的崇高品格；對人民無比熱愛的偉大情懷；堅持實事求是的理論品格；不斷開拓創新的政治勇氣；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坦蕩無私的博大情懷——給予讚賞，認為這是對鄧小平理論的具體化、人格化的精彩描述，深化了對這個奠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礎的理論的認識，樹立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政治形象。中共領導人特別對上述6個方面中的「不斷開拓創新的政治勇氣；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予以高度評論，指出這在評價鄧小平這位政治偉人上講了前人未講過的新話，是對他領袖風範的新發現新概括，更是我們這代人執政不可或缺亟待具備和提高的基本政治要素。

有觀察人士指出，中共高層高調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不僅因為鄧小平實際上是與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有同等地位的第二代領導人，更因為鄧小平是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改革開放事業的開創人，在當下新一輪改革全面展開並進入「深水區」開始遇到強大阻力的時候，借紀念鄧小平鼓舞鬥志凝聚人心明確方向奮力前行，可能會大有裨益。

觀察如何推進深化改革的機會

即將於10月上中旬間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為人們觀察中共高層提供了一個極佳的機會。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儘管四中全會因其討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議題而在執政黨史上被列為「首次」故而為人們所重視，但人們對這次會議到底能不能在「依法治國」上作出「真槍真刀」的改革動作都普遍表示懷疑。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專設「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內容，雖然其中不無一些有助於實現司法相對獨立的改革舉措，如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等等，但是這些改革舉措遠不足於滿足實現依法治國的制度性需求，最關鍵的，是這些改革舉措大都僅僅局限於解決司法這個單一領域內的問題，而不是針對那些影響和妨礙依法治國的那些更帶有根本性的制度、體制及意識形態的大問題——事實證明，即使僅僅屬於司法領域內的一些「微型改革」，如果缺少在制度、體制這種大環境下為實施法治所進行的改革的有力支撐也是寸步難行的。

據透露，四中全會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議題，大概強調的主要是這麼幾點：一是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斷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進程；二是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原則，決不允許任何組織或個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三是推進公正司法，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嚴懲司法腐敗。中共領導人在慶祝全國人大成立60周年大會講話中也表達了他關於法治國家的一些看法。總的看，上述這些都沒有觸及到那些分歧大、矛盾深但卻從根本上影響法治水平和品質的重大問題。

有諮政人士指出，執政黨往往需要的是以法律為工具維護政治穩定、社會秩序的「法制」，而非「限制權力保障權利」的「法治」。全然不知「絕對權力」體制「哺育」出的「貪腐大老虎」已將所謂「黨的自我淨化能力」破壞殆盡，如若不是依靠新一代中共領導人敢擔當善謀略有作為這種幸運，恐怕執政黨「自清門戶」的氣力都已沒有了。

有參與高層決策的諮政人士分析，四中全會「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扇「大門」，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力反腐打出周永康、徐才厚等一批「大老虎」給「敲」開的。敲開了大門，如果不能深入進去，依然不觸及、不改革制度、體制的根本弊端，那麼反腐能否做到「除惡務盡」是一個問題，反腐能否為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打通道路就更為可疑了。不是不存在這種可能性。如果放眼看去，不僅四中全會存在議題不能深入、依法治國方略重複「空轉」老調的問題，眼下已經按中共三中全會改革決定提出的 「60項改革任務」要求先後展開的近40項改革，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改不動」、「改不大」、「改不長」、「改不深」、「改不實」、「改變形」的種種問題。中共高層不久前在中央「深改組」四次會議上強調改革要「實施方案要抓到位，實施行動要抓到位，督促檢查要抓到位，改革成果要抓到位，宣傳引導要抓到位」，就是為解決這些問題提出的。能不能管用，暫且不論。新一輪改革會遭遇大的困境，這是人們預料之中的，官僚集團利益固化的藩籬、意識形態的傳統觀念束縛和改革停滯、不徹底造成的體制機制頑疾對改革所構成的障礙，確實比30多年前開啟的那場改革所面臨的難局要嚴重的多。然而，如果從執政高層推動改革的角度看，當下改革所遭遇到的難題和困厄，在一定意義上說，是與當下改革所採取的一些方式方法相聯繫的，也即是說，如果改革的理念及所選擇的方式方法對頭，改革的風險和難度會大大降低，改革的障礙也不會像「硬骨頭」、「深水區」那麼難對付。在這方面，就非常需要學習和借鑒鄧小平的改革智慧。

鄧小平的政治領袖大智慧

一位當年有更多工作機會接觸鄧小平並對這位偉人有深入觀察的人士認為，當年鄧小平開啟改革偉業，持一種理念，用一隊幹將，開一種方式，迅速打開局面，將中國帶出「瀕臨崩潰」的泥潭，表現出政治領袖的大智慧，很值得今人效法。

所謂「持一種理念」——鄧小平的大智慧，並不主要表現在他雄才大略超人膽魄上，而在他對領袖、政黨作用及權力等等有限性、局限性的清醒認知和據此採取的行動方略上。改革之初，鄧小平在總結中共執政得失的歷史經驗時說過一句很精闢但卻已被許多人忘記了話，這就是：我們過去做了許多蠢事，管了許多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情。鄧小平從不認為政治領袖、執政黨「全知全能」，而是認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人才可貴就在於他們有我們沒有的高明本事」，「老百姓可愛就在於他們有解決我們解決不了的問題的智慧」，「權力都集中在一人或少數人手裡早晚會走絕了路」。持這種理念，改革伊始鄧小平就注重向下、向基層「放權」、「分權」，注重發揮社會和民間的力量，發揮人才和市場的力量，讓人們解放思想，去試去闖。市場經濟就是排斥大權為一人或少數人獨攬，讓每個人當家作主的經濟，就是執政黨「管不好也管不了」，一旦放開就能在自由競爭中解決吃穿住用行等等一切生存發展問題的經濟，市場經濟這種與蘇式社會主義格格不入完全對立的事物能最終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結成一體，那麼大那麼多的障礙被跨越，難道與鄧小平所持的上述理念沒有關係？執政黨多年的執政實踐證明：在無戰爭條件下，辦壞一切發展大事的總根源是獨攬一切權力的政治體制；辦好一切發展大事的總「抓手」是放權、分權，而還權於民以至依法制權、依法限權則是辦成中國更大發展好事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持上述理念做了放權、分權兩手，讓中國大變模樣，後人能得其理念及精神傳承在政體改革上多做幾手、跨過改革障礙將中國領上現代文明繁榮富強之程嗎？很值得期待。

所謂「用一隊幹將」——鄧小平的大智慧，還表現在他能發現和使用人才，敢把他們安排在打開局面、創造發展空間的關鍵位置上，有一支得心應手效命改革的「能臣幹將」。胡耀邦、萬里、習仲勛、胡啟立、任仲夷、方毅、谷牧、田紀雲、張勁夫等等，這麼一批優秀出色的治國理政的才俊，他們的理想主義胸懷，洞察天下大勢的眼光視野，善於謀略的過人才幹，勇於擔當的精神氣質，潔身自好的崇高情懷，將改革中的種種風險、障礙一一排除化解，為中國開闢一條走向現代文明進步的嶄新道路作出了開創性的歷史貢獻。有沒有這批優秀人才，對改革能不能順利開展並達到預期目標至為關鍵。鄧小平能在文革浩劫之後從破敗潦倒的幹部隊伍中集結起這麼一支「精兵強將」投入改革之用，若沒有大智慧是難以想像的。今人都仰慕鄧小平「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其實最能代表鄧小平戰略思維的是他的「人才觀」，他曾經把「能不能多出人才」當作觀察和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興旺發達的主要標準之一，與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重大指標放在等量齊觀的位置上。可以不客氣地說，當下改革遭遇和即將遭遇到的種種難關，與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缺少「精兵良將」、「猛士俊彥」有很大關係。屈指數來，改革意志堅強的中共領導人麾下有多少像當年那樣一批勇於改革善於改革的高端人才？有多少像任仲夷、項南、周惠等那樣一些敢於突破禁區、開創改革新天地與中央改革意圖相呼應的「地方大員」？這些年來，改革停滯倒退，權重利厚「無法無天」的官僚體制積弊成災，幹部隊伍中利祿鑽營、品劣行穢、算計精明之徒得志者多，志存高遠、品行端正、才智傑出之士失意者眾，重啟改革之際，才發現這些年改革的最大失敗是沒有培養造就出人才！這個教訓一定要記取。當下，採取特殊政治方式招徠天下英才，尤其要放開眼光從體制外擷取，盡快集結起一支願為改革效命、有遠大抱負和傑出才幹的幹部隊伍，在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各個方位和環節上大力進行「人才投入」，依靠人才「破冰突進」，可能有助於跨越和破除改革的大障礙。

據透露，四中全會之後，中共高層很可能要對全國省、部一級幹部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的交流調整，意在將那些德行正、能力強有改革志向的幹部安排到重要崗位上，淘汰一批低能平庸幹部。這是執政高層打造一支改革中堅力量的大好時機。

所謂「開一種方式」——鄧小平的大智慧，也可以從他敢於和善於打通官民間、上下間、體制內外間的交流互動溝通的關係管道、形成改革合力的政治操作上得到見證。鄧小平的改革時代，也是一個政治開放、政治互動非常活躍的時代，社會低層的改革試驗和探索得到執政高層的認同轉變成高層改策，執政高層的改革意向得到社會民間回應順利投入實踐，許多改革難題由此得到破解，許多聰明的主意、辦法和成功由此在執政高層的意料之外令人驚喜地出現。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這一農民的創造堅定了鄧小平的改革信心，私營企業「傻子瓜子」年廣九的廢存之爭啟發了鄧小平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改革靈感；鄉鎮企業的崛起，孕育市場經濟新體制的「雙軌制」。所有這些新生的改革事物都是在這種政治開放和政治互動中產生出來的，而鄧小平就是這種政治開放和互動的開創者，胡耀邦、趙紫陽則是其最重要的實踐者和推動者。在封閉保守、等級森嚴的舊政治體制存在的條件下開創出這樣一種政治開放、互動的方式，滿足了為改革提供強大政治支持的客觀需要，增強壯大了執政黨內改革派的實力，有力遏制了黨內保守勢力對改革的阻擋和扼殺，更為執政黨贏得了豐沛的執政資源，具有多重良性政治效應。

當下改革，執政黨和體制內的動力明顯不足，而民間社會對深化改革的高度熱情和強大智慧卻又難與執政黨的改革動作呼應合流，中共領導人也迫切需要「廣大幹部群眾共同為改革想招、一齊為改革發力」，當此之機，何不效行鄧小平，實行政治開放（前提當然是「輿論開放」），打通體制內外、官民和上下互動溝通交流管道，引來源頭活水以救全面深化改革難以前行之弊呢？這件事幹得如何，會決定這一輪改革的前途命運。

2014年9月9日

☉文/鄭夢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