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稱：力度空前的反腐大快人心，但公眾也擔心，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反腐機制，倒了一批還會再來一批。對此，中共已經有所部署，近期中央在紀檢體制改革方面發出了強烈的政策信號，這表明反腐工作在經過一番轟轟烈烈的治標之後，正在穩步進入治本階段。

剛剛結束的北京APEC峰會通過的《北京反腐宣言》，為中國反腐追逃追贓提供了更為順暢的國際環境。與此同時，澳洲的G20峰會，也有望在反腐國際合作問題上取得新突破。這兩個國際性高峰會上達成的反腐共識，無疑助力着今年7月下旬中共部署在海外追逃貪官的「獵狐」行動。

「獵狐」行動深入持續，「拍蠅」、「打虎」高壓不減，國內大力打擊，國外全力追捕，貪官的日子也越來越不好過，許多貪官如過街老鼠無處躲藏，紛紛走上「抑鬱」的自殺之路，一死了之，高官跳樓、割腕、服毒的新聞頻頻發生。外逃貪官在「獵狐」行動的高壓之下也惶惶不可終日。

貪官高壓下走向「自殺」路

自十八大以來，中央高頻亮劍，打虎拍蠅、對腐敗行為「零容忍」，不斷將反腐工作推向高潮。在收穫民心、正氣的同時，中央反腐也讓貪官惶惶不可終日，甚至有些貪官走上了「自殺」之路。

今年11月10日，在APEC會議期間，江西廬山區檢察院檢察長李某在辦公樓頂自縊身亡。其家屬反映，李曾於1996年得過重度抑鬱症，後經治療症狀緩解。近一年來，因糖尿病折磨，身體消瘦，抑鬱症再次復發，終致不測。公安機關現場勘察後介紹，已排除他殺可能。

此前的今年7月9日，湖北孝感人大主任李海華墜樓死亡，現場遺書稱「身患多種疾病，常感不適，只能自我解脫」；今年6月5日，淮坊市委常委、副市長陳白峰自縊身亡，疑因有多年抑鬱症；去年12月30日，廣東一居委會主任劉偉強涉挪用千萬公款，在家自殺；今年5月6日，湘鄉市廣播電視台副台長上吊自殺，遺書稱工作壓力大……

據媒體報道分析，在2013年初和2014年，大陸兩度出現了「官員自殺潮」，官員的非正常死亡現象也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據媒體不完全統計，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級官方認定為自殺的官員達112人。被官方認定為自殺的112名官員中，省部級官員有8人，廳級官員22人，處級官員30人，處級以下官員52人。

官員死了，人們的第一個疑問是：這些大權在握的為什麼要自殺？是不是腐敗露餡了？是不是「被自殺」？而官方公布的結論，多是患有「抑鬱症」，「身染多種疾病，生活痛苦」，「工作不順，晉升遇阻，精神壓力巨大」，雙方於是各執一詞。假定官方公布的結論就是官員自殺的真正原因，那麼理論上所有自殺的官員都可以不死。因為抑鬱也好，身體欠佳也好，工作不順也好，仕途不暢也好，人際關係困擾也好，精神壓力大也好，統統可以用「辭職」二字輕鬆搞定。常言道「無官一身輕」，只要願意放下權力，一切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筆者認為，官員自殺頻繁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當前「鐵八條」、「禁令」、反「四風」、反腐敗等官場的正風肅紀，以及「獵狐行動」斷貪官後路，讓官員「為官不易」，而貪官更難逃法律制裁。

貪官　追你至千里之外

十八大以來，中國持續保持反腐高壓態勢，落馬貪官人數眾多。但與此同時，一個尷尬的問題卻無法迴避——大量外逃貪官在境外逍遙。

為此，今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了代號為「獵狐2014」的行動，開展為期半年的緝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專項行動。「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主要是外逃的貪官。對於近年來外逃貪官的數量，媒體曾試圖以多種資料反映，但都沒有得到官方的證實。但可以相信的是，中國每個省五年內外逃及失蹤官員的數量都可以「千」來計。

媒體曝光的其中一組資料來源於2008年中國金融學會第九屆全國優秀金融論文及調研報告評選的參評作品，題目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該報告引用中國社科院調研資料披露，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為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

另一中國南方媒體總結的官員外逃史，也勾勒出近年來貪官外逃越演越烈的現狀：上世紀80年代，一些官員還沒有逃亡國外的意識，出逃都比較倉促，攜家帶口的也不多，出逃攜帶資金少，面臨生計難題。上世紀90年代初，官員外逃驟增，統計資料顯示，1991年全國有上千名涉嫌犯貪污、賄賂罪的嫌疑人攜款潛逃，部份逃往境外。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官員潛逃開始形成模式—長期精心籌劃，妻兒先行，通過地下錢莊等轉移大量資產，潛逃的多是國企高管，特別是銀行高管。2001年1月，新華社發布消息稱，據不完全統計，有4000多名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攜公款50多億元在逃。2008年至2013年，5年間共抓獲外逃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6694名。

官員外逃攜款數額巨大，一般都上億元。媒體曾梳理最高檢歷年兩會的工作報告發現，抓捕外逃官員數量從2007年開始急劇上漲，涉案總金額也從最早的244.8億元上升到2012年的1020.9億元，5年間增長4倍以上。據專門分析全球非法流動資金、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全球金融誠信組織預估，在2002年到2011年間，從中國非法流出的贓款數額高達1.08萬億美元（約合6.6萬億人民幣）。

曾經，中國貪官及不法商人外逃後經常讓中國方面顯得束手無策，這種情況甚至發生在國外警方已經將他們捉拿的情況下。賴昌星就是一個例子，因為中加雙方沒有簽引渡協定，加拿大只能用《移民法》上的遣返程序送走逃犯。這個程序過程極為漫長，賴昌星就在這個遣返程序中不斷上訴，而得以滯留加拿大10年。

此次的「獵狐」行動，獲得了各國的廣泛支持，自7月22日開始部署以來，公安部將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信息分別通報相關國家和地區執法部門，將全部在逃境外經濟犯罪嫌疑人列入「特別名單」。在百日內，行動組已從40餘個國家和地區緝捕勸返在逃經濟犯罪嫌疑人180名。其中涉案金額千萬元以上的44名，緝捕數超過去年全年總數。據此，自2008年以來，全國各級公安機關先後從54個國家和地區抓回經濟犯罪嫌疑人730餘人。

但與每年外逃的貪官數量相較，追回的貪官仍是極少數，而其他絕大多數仍藏身於世界各地。據中國官方雜誌披露，涉案金額相對小、身份級別相對低的腐敗分子，大多就近逃到中國周邊國家，如泰國、緬甸、馬來西亞、蒙古、俄羅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貪官大多逃往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荷蘭等；一些弄不到直接去西方大國證件的官員，索性先龜縮在非洲、拉美、東歐不起眼的、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國，暫時作為跳板，伺機過渡；另有相當多的外逃者通過中國香港中轉，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區位以及港民前往原英聯邦所屬國家可以實行「落地簽」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國家。

由此可見，「獵狐行動」要想取得顯效，除了周邊國家，在發達國家取得突破，至關重要。

APEC助「獵狐」駛上快車道

此其時，APEC中國年上推出的《北京反腐宣言》，則使「獵狐行動」更借東風。中紀委官員稱，《北京反腐宣言》「搭建了最大的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平台」，媒體分析也認為，宣言無疑使「獵狐行動」更加順利，將使中國的境外追逃取得新進展。

過去，由於反腐敗的國際合作滯後於腐敗的蔓延，導致各種避罪天堂出現。對中國而言，最近幾十年來，外逃貪官攜帶或者轉移出境的巨量資金，造成了國家財富的「失血」。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敗已進行到追贓追逃的新階段，自7月份以來，「獵狐行動」已經取得重大成果，但深入追贓追逃需要國際合作，《宣言》落地對北京而言無疑是及時雨。分析認為，在《北京反腐敗宣言》通過之後，中國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在引渡條約、司法協助、反洗錢等領域的談判將會加速，有利於將「獵狐」成果制度化。

據媒體報道，國家領導人在APEC會議期間會見加拿大總理哈珀時指出，中國正在加大反腐敗鬥爭，中加雙方應該在包括追逃追贓等問題的執法領域加強合作。哈珀表示，加拿大無意收留逃犯，願意在遣返方面同中方開展合作。據了解，加拿大被視為中國腐敗官員的「避難所」之一，他們曾設法將非法錢財轉為房地產和銀行存款等合法資產。

此前的10月，澳洲報道說，澳警方同意協助中國引渡逃到澳洲的中國貪腐官員，並協助查封他們的資產。作為中國經濟犯罪嫌疑人最熱衷的三大躲避制裁的目的地（美國、加拿大、澳洲）之一，澳洲恐怕不再會是他們「幸福且安全的港灣」了。據媒體報道，澳洲當局近期將查封中方通緝的7名經濟逃犯的資產，其中包括雲南原省委書記高嚴、廈門原副市長藍甫等。據悉，這些人大部份偽裝成富商，並已獲准定居悉尼。「中國和澳洲之間聯合追討中國海外貪官資產的行動，已經成為APEC反腐敗執法合作網絡成果的典型案例。」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反腐專員謝爾溫·馬傑萊西此前說。

「獵狐」獲得更多國際支援

在專家看來，《北京反腐宣言》更深層的意義是，在APEC會議框架下，推動各經濟體成員國加強反腐合作，是中國完善反腐治貪鏈條空缺的重要內容。

據國務院新聞辦2010年末發表的《中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白皮書稱，中國已與68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106項各類司法協助條約。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後與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機構簽署了檢察合作協定。截至今年7月底，我國已與51個國家簽訂含有刑事司法協助內容的條約，與38個國家簽訂了引渡條約。專家指出，依據國際法，國家沒有必須引渡的義務，除非簽訂了引渡條約。而現實的情況是，中國與多數西方國家沒有簽訂引渡條約，主要是因為中國有多款死刑條款。今年10月閉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再次針對包括集資詐騙罪在內的死刑條款進行修改審議。對此，相關專家表示，隨着中國法律中有關罪名去除死刑條款，將進一步掃清國際引渡中有關國家的顧慮和障礙，有利於未來的反腐國際合作。

除了這次的APEC反腐宣言，中國已利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平台開展追逃追贓國際合作取得積極進展。未來，隨着中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隨着中國實力的上升，反腐將不單單在國內開展得有聲有色，更能讓貪官在整個地球上都「插翅難逃」。

今年11月1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赴澳洲，參加在布里斯班舉行的G20第九次峰會。中國外交部在行前的吹風會上透露，G20成員有望在反腐問題上，取得新突破。對於中國外逃貪官的去向，中外媒體都一致認為，美國、加拿大和澳洲（三個國家均為G20成員）是排名最靠前的幾個藏匿地，這些地區甚至已經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貪官一條街」和「腐敗子女村」。有分析稱，這三國是傳統移民國家，生活品質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國與這些國家在司法合作方面還存在許多不足。如果此次在G20峰會上，能取得反腐共識，那中國在境外的反腐追逃無疑將取得突破性進展。

反腐未來在治本

「獵狐」標誌着中共反腐進入新階段，那麼未來中國反腐之路該如何走？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成果明顯，效果良好，滿意度很高，所以目前沒有調整反腐戰略、反腐思路的必要。但是具體方式方法可以進一步完善，在治本方面下工夫。

媒體近期的報道對此也有所側重：力度空前的反腐大快人心，但公眾也擔心，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反腐機制，只治標不治本，就算消滅所有當下的貪官，但倒了一批還會再來一批。

對此，中共中央已經有所部署，早在2013年初，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就明確表示，反腐要「堅持標本兼治，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近期，中央在紀檢體制改革方面發出了強烈的政策信號，這表明反腐工作在經過一番轟轟烈烈的治標之後，正在穩步進入治本階段。

但是，無論治標還是治本，中共的反腐之路註定不會平坦。這正如邁克爾·約翰斯頓在《腐敗症候群》一書中曾感歎，「在一個官僚權貴式腐敗的社會，反腐敗是一條充滿風險的荊棘之路」。

☉文/北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