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稱，執政高層正將更多精力放在思考如何破除改革阻力、讓改革舉措盡快落實見效的問題上。明年，一次較大規模的黨政幹部崗位調整將會展開，一批改革新銳和才俊將走上領導崗位；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將會上調，其施政行為將得到進一步規範；民生領域的諸多可「見效快」的改革項目將加快推出。「明年是改革決戰的一年」。

年終歲尾，歷來都是中共執政高層最為忙碌的時候，而今年則似乎格外忙碌。中共四中全會之後，高層的興奮點就轉移到在北京召開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來了。中國為召開這次會議可謂傾盡全力，其興師動眾規模之大竟讓歷來好客的北京人都有些「消受不住」。然而中國領導人認為「大操大辦」這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因為這次APEC會議對中國的未來具有幾近不可估量的「戰略意義和價值」。

北京APEC的戰略性影響

高層人士的身邊工作人員透露，研究機構提交的「報告」向中共高層描述和進言：與2001年在上海召開的那次APEC會議截然不同，這次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可謂「非同小可」——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走向分化的大背景下召開，新興市場國家正面臨巨大困難，很多國家的經濟可能發生崩潰，當今世界經濟亟需新的經濟增長點、新的經濟火車頭來帶動和拯救。藉此機會，中國在APEC幾乎所有成員國都需要的情況下，將有利於幾乎所有國家的中國戰略、政策融入到APEC當中，把體現所有成員國家發展意願和體益訴求的「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與互聯互通建設，反腐敗執法合作」等設置為本次會議的「四大議題」，使這次北京APEC會議第一次成為中國在經濟上主導亞太規則的一次會議。中國不但可將這次會議變成展現自身發展成果和國家戰略的舞台，還可將自身的國家戰略與亞太地區和諸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進行多方位對接和深度融合，並最終將形成APEC成員的共識，引領亞太發展方向。另外，這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也是中美在世界經濟遊戲規則主導中的一次「攻守易位」。從這次會議起，中國戰略、政策的影響不再只是局限於國內和地區，而是全球性的引導甚至局部的主導。這次會議可以向國際社會見證，中國不再僅是規則的順應者，還已成為規則制定者。當此之機，中國務必要專心致志，盡最大努力將全球注意力引導和集中到已將中國戰略和政策方向融入其中的APEC會議上來，有些重要事情寧可「放一放」、「緩一緩」再辦，也不可分散全球媒體的注意力，這對中國有戰略性影響。這番話道出了中共高層高度重視APEC北京會議的主要原因。

一些觀察人士指出，這一屆中共高層執政之初，就着手進行「對外開放的新格局」和「與中國和平崛起和大國地位相適應的外交新戰略」的謀劃與開拓，在應對另一大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博奕中，逐步形成「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的理念和「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構想，相繼提出並推動實施了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中印緬孟經濟走廊戰略、中巴經濟走廊戰略、東北亞經濟整合戰略等等，在這次APEC北京會議上，中國還進一步發出亞太諸國「加強和深化互通互聯夥伴關係」的積極倡議，主動宣布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有評論稱，這是新一代中共高層形成具有自身執政特色的戰略思維的一個標誌性產物，是中國對外交往真正從「韜光養晦」走向「有所作為」跨出的一大步；以此為開端，中國才結結實實地踏上「世界大國」的地位，揭開中國參與世界歷史演進的新序幕。

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

與執政高層頗有交往的一位人士認為中國提出的「一路一帶」戰略堪比當年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認為中國打造這個極富人文魅力和政治想像力的經濟合作平台，既可通過輸出資金、過剩產能和基建技術優勢來緩解國內經濟下行的巨大壓力，又可通過對接亞太諸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滿足其對資金、技術和基建的需求從而為中國產業產品贏得和打開更為廣闊的國際市場空間，的確能開創出是一個「雙贏」「多贏」的局面，對世界經濟的發展都會產生促進和引領的巨大作用。

不過一些經濟研究人士也指出，實施這個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據稱「一路一帶」建設只是這個「計劃」的一個組成部份，整個「計劃」的資金總額高達5000億美元）不是沒風險的，一是中國只是擁有實施「計劃」的經濟實力，卻缺少可有力支撐「計劃」實施的、擁有制度、價值、外交等諸方面優勢的「軟實力」；二是作為一種國家的投資行為，當年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時國會對國家的這種投資行為都是有法律監督、控制和可問責的，而中國在這方面卻缺少制度規範和法律約束，鑒於以往中國無度「援外」屢屢造成國民福利巨大損失的歷史教訓，如何規避投資風險減少投資失誤和損失的問題，應該盡快提上議程早作打算和準備；三是實施這個「計劃」是否有助於將中國經濟帶出衰退下行的軌道？當下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並未減少，經濟運行遠未達到中共領導人所希望的那種「新常態」。其實「下行壓力」只是一種「好聽」的說法，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應該叫做「衰退」或者「萎縮」。多年來「政府主導型」經濟下形成的「國民收入分配有利於政府和企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勢必造成政府、企業投資大於居民消費並導致產能過剩消費下降萎縮，最終出現的，就是當下中國經濟的投資和消費共同喪失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拉動作用。經濟學家稱這種由於結構性失衡（國民收入政府、企業所得大於居民所得，政府、企業投資大於居民消費）造成的經濟增長持續下降為「衰退」。在這種情況下，要扭轉經濟持續下降的趨勢可能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政府主導的擴大投資，若國內無需求就在國外尋找需求；另一種就是對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進行改革以改變上述結構性失衡狀況，通過增加居民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擴大消費啟動其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通過打破國企和行政壟斷擴大民營經濟的市場佔有份額促進社會投資總量的增長。前者因其不能改變造成經濟衰退的原因而無可持續性，但是卻有暫時延緩矛盾發作的作用，因而也延緩了對經濟衰退問題的根本性治理；而後者則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衰退的問題。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實施上述「計劃」，很可能就屬於前者。出於上述考慮，人們希望高層在這方面決策能更加審慎和小心。

APEC北京會議的成功舉辦並取得預期的豐碩成果令中共高層十分高興，特別是中共領導人與美國總統的深入會談和溝通並達成更進一步的相互信任關係，更使中共高層面向世界經營大國方略的「底氣」倍感厚實。

四中全會並非「風平浪靜」

但是四中全會之後出現的一些情況，則讓中共高層沒有感到輕鬆。有人向中共高層反映，一些對中共四中全會抱有很高期待的人士，在中共四中全會後卻略感失落，他們對四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給予的評價是：是一個很大的計劃，但不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參加四中全會有關工作的人士透露，四中全會並非「風平浪靜」，不同政治力量間的分歧和角逐都有所表現，而黨內左派挾會前用「階級鬥爭理論」向依法治國新方略發難之勢，對《決定》中許多新提法新舉措不滿。例如對「依憲執政」、「依憲治國」等這些新思想新舉措還是不能容忍和寬恕，認為這其中大有「憲政民主」、「放棄黨的領導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等等「西方敵對勢力」、「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政治陰謀成分，認定如若實施「依憲執政」勢必就會搞「放棄和取消黨的領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從而毀壞「黨的執政地位和基礎」。

四中全會之後，左派們在意識形態領域干擾阻遏全面深化改革的活動繼續升級擴大，他們紛紛參加「向西方敵對勢力意識形態進行堅決鬥爭」的各種活動，其新一輪攻擊所針對的顯然是執政高層推動依法治國的新動作，他們特別聲稱「要對人們關於依法治國的一些錯誤觀念和模糊認識進行解疑釋惑」，「警惕西方敵對勢力利用人們對依法治國的錯誤認識在意識形態領域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等。他們撰寫並發表文章，發洩對提出「依憲執政」、「依憲治國」主張的強烈不滿，歪曲和「修正」四中全會《決定》推行法治的種種要求和舉措，在黨內外引起相當大的混亂。他們要求執政高層「立即『打掃庭院』」，「採取斷然措施」，把體制內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和境外敵對勢力眉來眼去勾勾搭搭的人徹底清除出去」。要學俄羅斯的辦法，令民間組織對其資金來源必須如實申報，申報不實者必須徹查，以此切斷為境外敵對勢力奔走的那些人的財路。執政高層在這種陡然升溫的政治逆流面前如何應對？這是人們當下所特別關注的。

近距離觀察高層內部動向的人士透露，高層領導人不想擴大事態，但也不會站在對立面去批評或阻止他們。在這一點上，中共領導人頭腦是清醒的，在黨內不同力量和主張的對立對抗中保持平衡，還是能拿捏住分寸的。不過這位人士也指出，當年像鄧小平這樣權威十足的人，尚且對黨內左派不敢小覷，避讓三分，那麼今天就要承認，要防止黨內左派再次興風作浪阻遏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這對新一代中共領導人來說就更非易事了。

「左派」逆襲翻天造成大的倒退會不會出現？的確不是不存在這種可能性。有跡象表明，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的幾項推行法治的改革舉措，因受到一些地方黨政部門的抵制和反對，很有可能會「胎死腹中」。

一些關注局勢變化的人士指出，黨內左派在四中全會前後挑起意識形態領域的事端，可以視為聚集於黨政體制內的既得利益集團抵制和對抗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種典型表現。

改革的阻力依然很大

「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在11月底或12月上旬召開，為會議作準備工作的人士在對本年度經濟領域的諸項改革進行盤點和總結時發現，在此領域推出的重大改革計有十餘項，但尚未有一項取得明顯進展並收穫「紅利」。一份報送高層的報告稱：「儘管中央擁有強大的改革決心，三中全會也制定了理想的改革方案，但改革並不順利。由於大多數改革都直接或間接地觸動官員或國企的利益，官員對改革勢必進行頑強的抵抗。」

在中央強大的改革宣示面前，官員不會公然反對改革。但是他們有很多辦法「對付」改革：第一，採取不作為的消極態度，拖延改革；第二，設法誇大改革存在的風險，為改革製造障礙；第三，在制定改革方案時以假動作、抓大改小、模糊處理等方式降低改革方案的含金量；第四，在改革方案執行環節「搗漿糊」、拖延；第五，以「左」的言論攪亂社會認知，模糊改革焦點。

一年來，官員們的這些「對付」已產生了強大的改革阻力：第一，金融、財稅、國企、土地等重點領域改革的具體實施方案遲遲不能出台；第二，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在「簡政放權改革」的調研中發現：「放權比較多，但取消的權力比較少；放虛不放實，有些是很多年沒發生的事兒放了；放小不放大，真正有利益的並沒有放」。第三，被視為改革試驗田的上海自貿區進展不佳，負面清單缺乏實質性突破，金融開放猶抱琵琶半遮面，不少改革缺乏足夠透明度，給人以看不懂之感。

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指出，毋庸置疑，當下改革的最大阻力，來自於佔有最大既得利益的黨政官僚集團。他們對改革的抵制和抗拒現在才剛剛開始，更大的動作和阻力還在後面。有分析認為，中共執政後，毛澤東曾用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群眾運動方式改造和剷除官僚特權政治，然而他的專制權力卻打造了對中國文明進步破壞更嚴重的官僚階層；鄧小平開啟了改革開放的中國文明發展新紀元，但卻放棄了限制和約束權力的政治體制改革，致使失去監督制約，讓權力在握的官僚階層迅速實現「權貴化」。現在，執政高層須面對這樣一些問題：當下，這個擁有最大既得利益的官僚階層正在結成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而改革卻又要他們擔當責任有所作為，幾近於讓他們「揮刀自宮」，難道這真是可以期待的嗎？在現行體制下，將權力最大程度地回收、集中到最高層，是否就是弱化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抵制、調動他們支持和參與改革積極性的最好方式？大力反腐造成的強大壓力，在何種條件下可以轉化為促進官員們參與改革有所作為的動力？能否將「放權」和「限權」、「治權」組合起來啟動政治體制改革，依託新體制，擺脫依靠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推進改革的尷尬境地？這些問題怕是一個都不能迴避。

明年是改革決戰的一年

一些為當前改革受阻局面感到焦慮的人士提出，改革不順利與推進改革的方式方法不適當不講究也有關係，例如全面深化改革不等於沒有重點選擇和重點突破的「全面開花」，也不等於沒有輕重緩急先行後進次序的「齊頭並進」；克服改革阻力，能否考慮對官員建立改革「賞罰機制」的辦法？解放思想是破解改革難題、激發改革動力一劑良方，能否打消意識形態顧慮和禁忌，放手投用這劑良方以打通改革通道？更重要的是，當下廣大民眾對新一輪改革既有未解之惑，也未得新一輪改革之惠，當下改革離他們很遠，他們對當下改革的態度很冷漠，這是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最大「軟肋」，也是其動力不足、阻力重重、難以前行的根本原因之一，這種狀況亟待扭轉。

有消息稱，執政高層正將更多精力放在思考如何破除改革阻力、讓改革舉措盡快落實見效的問題上。明年，一次較大規模的黨政幹部崗位調整將會展開，一批改革新銳和才俊將走上領導崗位；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將會上調，其施政行為將得到進一步規範；民生領域的諸多可「見效快」的改革項目將加快推出。「明年是改革決戰的一年」，中共高層這樣認定。

2014年11月15日

☉文/范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