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問題根植於經濟，但如果認為解決了政治上的選舉問題，經濟問題就可迎刃而解，想法未免過於簡單。香港的經濟問題由來已久，解決亦要有長期的規劃，恰恰需要社會各界務實的協商並給予港府一個穩定的施政環境。

10月，罷課、佔中等街頭政治運動在香港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除再次提出公民提名、人大收回政改決定等極端訴求之外，學聯在「罷課宣言」中亦提到香港「淪為世上貧富懸殊首屈一指的荒謬城市」云云。

可見，當下街頭政治運動，不僅游離於理性的政治討論之外，而且延伸至對於香港前途的爭論。學生走上街頭，除了一些不負責任的政客的鼓動，一部份也源於對上升空間缺失的不滿，仇商仇富情緒蔓延。

民生問題根植於經濟，但如果認為解決了政治上的選舉問題，經濟問題就可迎刃而解，想法未免過於簡單。香港的經濟問題由來已久，解決亦要有長期的規劃，恰恰需要社會各界務實的協商並給予港府一個穩定的施政環境。

正因此，街頭政治若以加劇社會割裂、壓縮社會討論空間為代價，恰恰是與解決本港各類問題背道而馳。

香港的「結」

學生對於自身前途的擔憂並非不能理解。資料顯示，在過去十餘年中，香港新增就業崗位的三分之一集中於收入偏低且不需要太多專業技能的行業，如旅遊業等。而收入水平較高的金融業，新增就業崗位數只佔總數的15%不到。

高房價則成為年輕人難以承受之重。2012年，港島住宅均價即達14000元港幣/平方英尺，較上世紀80年代增加了10倍以上。相比之下，13000元左右的勞動人口月平均收入則多年沒有明顯提升。中產階級對現實的不滿和抗拒，使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增加。

這一現象的出現，蓋因香港發展模式多年未得到有效調整，即以地產泡沫為中心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政策的形成，沒有跟上全球知識經濟、創新科技的發展步伐，亦未滿足香港普通百姓對生活不斷改善的追求。

追溯局面產生的原因需要回到1989年。當年10月，時任港督衛奕信在立法局宣讀施政報告時，正式宣布興建新機場及相關配套設施，即日後廣為人知的「玫瑰園計劃」。「玫瑰園計劃」歷時8年，耗資1553億港元，是2007年「啟德發展計劃」前香港耗資最大的一份基建計劃。

是時，港英政府不顧97之後的財政儲備，刻意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增加公共消費並刺激經濟增長，營造香港在港英政府管治之下的繁榮景象。

這一目標雖然實現，但它帶來的負面效應卻是長期的：通過房地產刺激經濟的發展模式在90年代正式定型，本港由此進入了以地產炒作為主導的經濟運作年代，泡沫化經濟結構同步形成。

客觀來看，97之後，歷屆香港特區政府都試圖扭轉這一局面。1999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指出，香港需要發展資訊科技，以配合一日千里的高科技發展，並從97金融風暴中盡快復原。

在這之後，數碼港、科技園等項目相繼落成，創新科技署也應運而生。不過，由於港府未能徹底改變已定型的發展模式，且缺乏新興產業支撐，數碼港等項目而後異化為「房地產項目」。

出於同樣的原因，僅靠調整經濟政策也難以起到控制房價的預期效果——特首梁振英即使祭出「雙辣招」，也未能改變房屋越劏越小的現實。

在人多地少的香港，建設用地通過拍賣，價高者得是社會一向遵循的理念。政府需要通過賣地收入維持良好的法治環境和低利率的營商環境，以及解決福利及社會保障支出，這就是單一發展模式帶來的無奈抉擇。

中央為何屢提「深層次矛盾」？

2005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接見第一次以特首身份進京述職的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時指出：「香港仍有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此後，「深層次矛盾」在本港頻繁見諸報端。

與中央涉港部門來往密切的人士稱，儘管中央沒有明確且正式指出過香港經濟上「深層次矛盾」的確切含義，不過發展模式單一引發的競爭力下降及民生壓力，應算作其中之一。而中央也注意到，一系列惠港政策未使百姓獲利達到預期，也越發構成對香港管治的挑戰。

以自由行為例，香港於2003年啟動內地遊客自由行。2013年，4075萬內地訪港旅客人次，已佔到訪港旅客總人次的75%。自由行本應促進零售業的發展。但04年至今，本港商舖的租金便提高了5倍左右。由於租金的不斷上漲，商舖經營壓力反而持續加大，「惠港」政策實際並未「惠民」。而自由行帶來的一些問題，如奶粉搶購、遊客素質問題、給當地居住環境帶來的改變等也開始凸顯，某種程度上也增加了部份民眾的不滿。

中央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是顯而易見的。2010年，溫總在對香港媒體闡述其提出的「香港深層次矛盾」時，便將民生問題涵蓋其中；今年出台的一國兩制白皮書的結論部份，「深層次矛盾」的說法再次被確認。

當然，解決發展問題的主體仍為特區政府，但受制因素很多，當需勇氣與決心。正如白皮書所言：「香港長期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社會各界群策群力共同化解」。

佔中：香港之「結」越結越緊

總而言之，本港民生問題由經濟發展模式單一所引發，而非由政治問題引起。這一發展模式在港英時期就已確立，既然在經濟發展形勢很好的年代沒有引起關注，如今就難免要承受它帶來的「懲罰」。

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需要長期規劃，因為如果不能依靠強勢產業代替地產主導的發展模式，泡沫一旦破碎，香港恐陷入漫長的經濟下降通道。在創新科技等領域，香港已落後韓國等競爭對手太多。而金融業若不能依靠於實體經濟優勢，競爭力下降也是難免的趨勢。

但令人遺憾的是，香港的一些所謂民主派，正在不斷以挑起政治議題直至發動佔中這樣的破壞法制、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延宕着香港發展的時機。由於政改的爭議與佔中的發生，港府不得不將主要精力用於維護社會穩定，社會也缺乏務實探討經濟問題的平台和空間，甚至於香港權威經濟學者近來也在潛心於政改方案的研究，不知應算是「政治之幸」還是「經濟之哀」？

更何況在微觀層面，佔中對商業和交通的破壞，已經讓承受着較大租金壓力的商業經營者「雪上加霜」，並最終導致他們的不滿與抗議。

讓民眾為政爭埋單，實在難以稱得上是對社會負責任的行為，反而讓香港的「結」越結越緊。

從世界範圍來看，只有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態均趨於良好的情況下，民主才可能得到比較平穩的發展。政治動盪不僅無益於政治體制的改善，更無助於經濟問題的解決，甚至對民生帶來嚴重危害。

同理，香港只有保持穩定，才具備探索並嘗試解決政治經濟發展問題的條件。

☉文/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