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做的，是建立一個讓年青人參與到香港進步的機制，也解決他們的安全感和成長需求。例如創業基金，使之成為政府、商界、學校和金融的互動平台，支持年青人創業。從而結合知識資本、智力資本、人力資本和經濟資本，推進新經濟轉型。

「佔中」事件的成因很複雜，其中一項是反映出香港經濟轉型不成功所帶來的深層次矛盾——市民發展和民心困境，從而延伸到政治問題。就着這個方面，政府應該把握這個時候，化危為機，把社會的不滿情緒轉化為發展能量，才有可能修補社會的撕裂，締造大團結。

參照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經驗

經歷上世紀60年代的社會不穩之後，當時的港英政府意識到，原本的施政方法，已經沒法滿足當時社會的訴求。因為社會結構和港、英關係，已經隨着香港本地華人力量的上升、中國力量在香港的擴張，以及英國國力的衰退（即所謂的「蘇彝士以東政策」：英國在蘇彝士運河以東的區域不再駐軍）等因素，已經全面改變。

當時政府迅速作出調整。從體制上，港督不再由殖民地部任派，改由英國政府最精英的外交部派出，加強獨立自主性。具體上，增加公共服務，例如公營房屋和市政等服務。成立廉政公署，建立廉潔奉公的文化。提升政府效能，為香港政府建立一支高效的公務員隊伍，以及逐漸建立起香港的法治環境等等。這些措施，締造了香港經濟的第一次騰飛，使香港成功擠身成為世界最先進的地區，市民生活也因而大幅改善。

新的經濟格局

隨着80年代初起，內地進行改革開放，香港和廣東的經濟迅速融合，帶來了香港經濟的又一次重要轉型。這一次經濟轉型的重點，主要顯示在可隨意流動的資金（源於全球化），大幅向內地進行投資，例如大批的港商到內地設立工廠，最高峰時期僱用了過千萬的內地勞工。這樣的結果是資本賺錢了，卻由於香港產業工人的無法流動，導致本地就業機會下降，產業工人成為了這一輪轉型的受傷害一方，逐漸形成社會的不對稱性和不平等性。

這次香港發生的「佔中」社會運動，其根源與例如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針對資本是相似的。上述的資金流動導致了政府對經濟的主導和主動權的削弱，從而造成大量的社會問題，例如貧富懸殊、社會分化、平等權利等等，社會運動因而被這些市民的不滿和不愉快感受激發而起。政改的討論和民主化的訴求，其實是一個切入點，是一種改變社會形態訴求的總爆發，其背後代表着的是改變政府和社會關係的要求（以「市民平權意識」代替被一些人認為是代表資本利益的精英政治），並期望以此來改變資本和社會（資本家和大眾市民）的關係。

可惜大量的案例顯示，這種方法並無助於改變這些關係。美國政府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之後，仍然對金融資本束手無策，台灣、泰國等例子更表明了在民主化之後，社會運動反而弱化了政府的功能，讓資本的力量進一步坐大。

新一次經濟騰飛

要有效達至多贏，就要瞭解資本的特性和追求。資本為了自身的增長，除了會在地域之間流動之外，還會找尋創新機會。隨着互聯網經濟的逐步成熟，已經出現行業的無限細分、地域的模糊化等新經濟形態。這或許正是香港進行新一次經濟轉型的契機：以資金作為基礎，年青人群有新產業機會。結合新經濟和香港的傳統優勢，以創意、專業化和信息服務等為切入點。因為隨着產業鏈的再細分，對高質量服務的需求也會大幅增加，這便可能帶動工作職位的回歸。這次轉型的特徵將會是地產業的退出和傳統製造業下降。代之而起的是資訊時代的新興產業，例如動漫、創意、娛樂服務等等。香港有條件成為東方的米蘭：時尚、創意。

我們要做的，是建立一個讓年青人參與到香港進步的機制，也解決他們的安全感和成長需求。例如創業基金，使之成為政府、商界、學校和金融的互動平台，支持年青人創業。從而結合知識資本、智力資本、人力資本和經濟資本，推進新經濟轉型。

現在的問題是香港已經過了高增長階段，這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的基礎。一些市民無法直接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看到內地龐大的市場也不容易參與。新形勢給香港的，是發展機會，也是生意機會。

事件總會結束，關鍵是如何回應。我們實在有需要把社會關注點轉移，能夠成功衝出困局，便是一個大贏局。

☉文/李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