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之杭

在外漂泊多年，陳若曦赫然發現理想的桃花源就在腳下。即使已經到了安享晚年的年齡，她仍然以實際行動來關懷社會、推動兩岸文學交流、熱心生態和環保事業，並積極為女性爭取權利。

「其實我是能遠離政治最好啦，但又常常被問到，那我又說真話、不迴避，所以就顯得我多有意見、多有主見……」由於作品充滿現實政治色彩和感時憂民的情懷，台灣作家陳若曦常被問及對政治的看法——對此，她顯得有點苦惱。

陳若曦本名陳秀美，1970年代以後進入創作的黃金時期，影響廣泛的短篇小說集《尹縣長》於1976年問世，接着陸續出版小說集《老人》、《城裡城外》、《貴州女人》和長篇小說《歸》、《突圍》、《遠見》、《二胡》、《紙婚》，另著有散文集《文革雜憶》、《生活隨筆》、《草原行》、《西藏行》等。其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並獲台灣中山文藝獎兩次、聯合報小說特別獎、吳三連文藝獎、吳濁流文學獎等。

這位年過七旬的女作家坦言自己不排斥政治，但也不願捲入政治：「因為政治是客觀存在嘛，避不開你就要勇敢面對它，我認為作家第一件事就是要講真話，其實做人最重要的也是講真話。」

《尹縣長》：講文革的真話

1938年生於台灣的陳若曦，因早年與台灣大學外文系同學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而開始為人所知。1962年大學畢業後，陳若曦赴美留學；1966年，跟隨丈夫舉家遷往大陸定居，很多朋友勸她三思，她仍然執意前往。

「因為出身工農的家庭，嚮往社會主義，又因為台灣受過日本的殖民，我個人比較『民族主義』，又相信書生報國是本分。」在一場題為《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的演講中，陳若曦如是解釋當年「投奔」大陸的原因。然而，在大陸，陳若曦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吃了不少苦頭。十年文革，她經歷了七年多。離開大陸後，她的生活亦幾經波折、四處漂泊。

1973年，陳若曦落足香港，因拒絕認同「政治難民」身份，未能重返美國，她說「向外國政府控訴自己的國家，我做不到」。1974年，陳若曦以技術移民身份移居加拿大；數年後，受聘美國大學，方到美國定居。1995年，她又由美返台，生活至今。

在香港生活的一年中，陳若曦應《明報月刊》主編胡菊人之邀，以當事人的視角撰寫反映大陸文革的系列短篇小說《尹縣長》。這篇小說寫的是文革初期發生在陝西興安縣的一個悲劇：在國共內戰中率本部投共的國民黨上校，已為新中國努力工作十多年，連個小小的縣長在文革中也被罷了，但仍然難逃厄運，終因「歷史問題」而被槍斃——可他臨刑前還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這個冤死者名叫尹飛龍。陳若曦介紹，尹縣長的原型為一雷姓人物，其經歷幾乎未作改動，在當時國共對立的敏感時期，她以親身經驗直抒於文，讓人直接目睹並感受到文革中普通百姓的艱辛與苦楚。該書被認為是開傷痕文學先河之作，在港台獲得一片喝彩聲，亦奠定了陳若曦在華語文壇的地位。為此，她受到了海峽兩岸當時最高領導人胡耀邦和蔣經國的接見，可謂殊榮空前。

「其實在大陸文革的七年當中我幾乎腦筋不動，（那時候）中國大陸沒有文學，我也不用去創作，但是因為經歷太多，對我的衝擊太大了，就使我的思想有了一些改變。」親歷文革改變了陳若曦對文學的看法，自此，她不大看得上大學時期所追求的西方文學的技巧了，「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就覺得那些都太小了，我如果再寫作，就是要言之有物，就是把我見到的用最淺白的方式傳達給讀者，我希望我寫的東西都是很真實的，這是我一向的原則。」

「若曦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她以小說家敏銳的觀察，及寫實的技巧，將『文革』悲慘恐怖的經驗，提煉昇華，化成了藝術。《尹縣長》集中最成功的幾篇如《尹縣長》、《耿爾在北京》，已經超越了政治報道的範圍，變成闡釋普遍人性的文學作品。」對於陳若曦的「轉型之作」《尹縣長》，她的老同學、台灣著名作家白先勇曾如是評價。

關於這部小說，還有一則插曲，令陳若曦頗為難忘。

當年，轉載這部小說的台灣《中央日報》將人物對話中出現的「毛主席」改成了「毛匪」，陳若曦看到後感覺就像吃了蒼蠅一樣想吐，更何況未經她授權，但她並未去電話抗議，因為《中央日報》轉載這部作品是經她的一位好友推薦的。不久後，陳若曦移民溫哥華。到達一星期後，加拿大安全部門找上門來，為的是確認陳若曦是否為中共派出的間諜。正當陳若曦為此事與他們爭辯時，安全人員無意中翻開她家沙發上放的一張刊登《尹縣長》的《中央日報》，見文中「毛匪」的稱呼，連忙表示歉意。

《七十自述》：講時代的真話

「寫文學為人生，作品要言之有物，絕不無病呻吟」是陳若曦一貫的文學主張。2008年，她的自傳、《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在台灣出版，該書涉及她經歷的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台灣重大政治事件。在新書發布會上，陳若曦說：「我是抱定要麼不寫，要寫就老實寫的信念撰寫此書的。」

陳若曦評價自己直率冷靜又不喜迎合，高三時擔任班長的她，曾在課堂上引用魯迅的話：「打倒吃人的禮教……」，被向來寵愛賞識她的國文老師奮力推開，破口大罵她想造反，氣得她直到畢業前都不肯跟老師說話。在那個反共抗俄的年代，台灣嚴禁閱讀左傾作家，進入台大後她才知道，當年同班同學因為加入讀書會，被刑求或囚禁，甚至捲入二二八事件和匪諜案，這才感戴老師當年的周全護衛，讓她有驚無險度過那段無知的慘綠青澀。

在台大求學期間，外文系主任夏濟安在其創辦的《文學雜誌》上刊登了陳若曦的第一篇小說。領到一筆高額稿費後，她開心地請白先勇、王文興、洪智惠等一票好同學吃霜淇淋。後來《文學雜誌》面臨解散，就由白先勇提供經濟支持，他們幾位常聚會的好友接手刊務，並將其改名為《現代文學》。

當時大學生普遍有熱情有理想，陳若曦和好友們藉着文學宣示對於現實體制的不滿，反映當時知識分子的抑鬱和苦悶，這是一種對傳統文化失望的折射。在創辦《現代文學》的頭幾個月，她便隱約聽說雜誌被警方暗中調查，沒人敢公開討論，連私下也盡量避免這個話題，內心的恐懼自是不言而喻。但也正是因為這本雜誌，讓陳若曦有機會與外界接觸，以文會友、相濡以沫；並在日後將這種「傳統」帶到了美國。

當改革開放後的大陸作家紛紛赴美訪問時，出於同胞情誼，陳若曦自覺承擔起海內外文化交流任務，頂着被國民黨御用文人罵為「無格作家」、「共匪的海外文藝統戰」線人的強大壓力，熱情接待兩岸三地文人。據不完全統計，僅上世紀80年代初期到陳若曦家食宿過的大陸作家就有艾青夫婦、曹禺、吳祖光、王蒙等50多人，台港地區有陳映真、七等生、戴天、潘耀明等40多人。

除聚會外，陳若曦還會安排主客演講，如1949年後長期被遺忘在故宮的沈從文，便在陳若曦客廳裡用幻燈片形式講解中國古代絲綢服裝。正當放到唐朝那一段時，在陳家喝得酩酊大醉的台灣詩人瘂弦拿着酒瓶細聲哼着河南小調，唱得高興時對着天花板高呼：「兩岸三通先在陳若曦家中兌現了！」書法家莊因即席為陳家題「可來居」橫幅，沈從文則說不如題「陳若曦旅館」更名副其實。

《慧心蓮》：講心靈的真話

1995年，57歲的陳若曦作出了人生中的又一個重大決定——回歸台灣、報效家鄉。「每個人的追求不一樣，知識份子應該對國家、對民族有貢獻，在國外雖然過得很好，可是對自己的家鄉終究沒有什麼貢獻。」陳若曦說，她並不是要成為英雄，只想貢獻一點力量，有一份參與感。但她的丈夫堅決不同意，兩人的分歧最終以離婚收場。她將在美國的三套房子全部留給丈夫，孑然一身回到台灣，「很簡單，這是我的家鄉，我沒有理由不關懷，我走到那裡，就會批評這個社會，我自己不進來參與，就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去批評，這是我一種淳樸的願望。」

回到故鄉後，本是無神論者的陳若曦發現佛教很適合自己，遂成為佛教徒，對許多事物的看法也有了變化。她說：「我在大陸七年多，理想是投奔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祖國，今天我年紀大了，作為一個佛教徒，我有一個想法，佛法如果推行起來，就是世界大同，就是很好的社會主義，而且不用激烈的政治手段，不必階級鬥爭，不用政治恐怖。」

一直尊奉「我手寫我心」的陳若曦所創作的小說亦都是其心境和經歷的真實反映，因此她返台後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就是描寫台灣佛教發展的《慧心蓮》——通過一家三代、四位女子的遭遇和作為，展現了台灣婦女的心理成長歷程；以主人公最初被迫遁入空門到最後主動爭取剃度，刻劃了台灣三十年來的佛教興革和社會變化。

在這部獲得了台灣「中山文藝獎」的作品中，陳若曦大力提倡宗教融合，她說：「我認為我們這個新世紀，在宗教界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太強調刻劃不同的宗教和派別，其實宗教的最高原理是一個，不管你叫佛陀、阿拉、基督、上帝、耶和華，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如果有神都是同樣一個神，所以我希望宗教不要太分界線，大家融合在一起、彼此尊重，這是我作品的一個主題。」

在外漂泊多年，陳若曦赫然發現理想的桃花源就在腳下。即使已經到了安享晚年的年齡，她仍然以實際行動來關懷社會、推動兩岸文學交流、熱心生態和環保事業，並積極為女性爭取權利。她說：「我想我應該發揚中國文人的傳統，『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知識分子天生就應該關心時事、批評政治，然後擁抱社會，而且沒有退休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