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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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孫學研究的平台(2015.2)

發布日期:2015-01-23




/台北「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


在香港企業家、「聯泰集團」陳守仁董事長的贊助之下,「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將打造一個強而有力的交流平台,不僅要延續中山先生的精神,探討中山先生理論,也要將其轉變為活的理論及典範模式。藉由兩岸四地研究中山先生學術及文化機構的連結,希望將中山先生的理論結合當前的新觀點,找出一條嶄新的學術道路。

台灣地區60多年的孫中山研究工作,主要可分為四個時期;從中可以窺見孫中山研究從興起到快速發展,又從不斷發展逐步走向衰弱,及至今日仍難以重返往日盛況,以及它各個研究時期所烙上的時代政治印記。




一、孫學研究在台發展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蔣介石「主政」於台的25年(19503月至19754月)。這是孫中山研究工作在蔣當局大力扶助下由興起到快步發展的時期。

第二時期是19754月至19881月,此時期是台灣孫學研究繼續發展的時期。蔣經國在大力扶助孫學研究方面,在其任內逐步放鬆了對學術研究特別是孫中山研究的控制,並開放與鼓勵對外開展學術交流活動,並開始以多元化的學術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孫中山及其周邊人物之相關史事與活動。

第三個時期,是李登輝、陳水扁先後「執政」於台的20年時間(1988年-2008年)。此時期,孫中山研究遭到「本土化」與「台獨」思潮衝擊,及在當局政治勢力之打壓下,由發展逐漸走向衰退的時期。

第四個時期,是馬英九在2008年當選為總統後至今,他努力做了一些緬懷孫中山和恢復孫中山歷史記憶的工作,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將原被陳水扁移至三峽倉庫的孫中山像迎回府內。

綜觀其60多年興衰之歷程可知,它各個研究時期皆表現出「官學」的最大共同點:孫中山研究工作的興衰深受官方「以政幹學」之制約。也就是說,台灣當局者製造出來的政治環境與氛圍,對孫學研究之狀況一直起着重要的推促或制抑作用。


二、在台灣孫學研究的衰退現象

在上世紀90年代前後,兩岸都高舉孫中山思想的旗幟,都希望進行兩岸學術交流,使孫中山思想研究成為兩岸學術交流的突破點和推動力,從而促進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當時,儘管對孫中山思想認知上有重大的原則分歧,由於共同認同中國,雙方還是妥協讓步,從而使交流順利進行。

李登輝上台後,對孫中山研究較不重視,例如在公務員高等及普通考試中廢考三民主義;在台灣地區的大學聯考中,降低三民主義科目的分數、減少甚至停止對孫中山研究機構的經費支持,使原來大學和研究機構中眾多的三民主義研究所紛紛改換名稱,造成台灣地區的孫中山研究陷入低潮。陳水扁上台後,孫中山研究面臨空前的政治壓力,逐漸走向式微。

進入90年代中後期以後,孫中山研究方面的兩岸交流數量大為縮減,直接原因是台灣內部以孫中山思想和三民主義命名的研究機構紛紛改名而所剩無幾,研究孫中山思想的多數學者也相應改行,孫中山思想研究在台灣再也不是「顯學」。更重要的原因是,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灣當局背離了孫中山思想。



三、孫學研究人才斷層現象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史研究所研究員陳三井先生,是多年來一直堅持孫中山研究的專家。專攻近代史研究的他認為,孫中山是中國乃至世界近代史研究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人物,而孫中山研究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績,開拓更寬的領域就必須加強兩岸學者合作,尤其是台灣的孫中山研究學者要主動參與到大陸的學術活動中來,提升自身學術水平。但縱觀近60年來,特別是近十幾年來台灣孫中山研究的發展,身為老學者的陳三井就表現出相當的擔憂。他表示,隨着台灣政治生態的變化,國民黨勢力消退,再加上經濟呈現不景氣情勢,台灣以紀念孫中山為代表的「紀念史學」呈現下滑趨勢。

同時,受到所謂「本土化」的影響,台灣年輕一代史學工作者有將研究重心轉向「顯學」-台灣史研究的趨勢,對民國史或孫中山研究不太重視,以至相關研究人才凋零,前景堪憂。另一方面,陳三井通過台灣學者與大陸學者的比較發現,目前台灣史學研究尤其是辛亥革命研究表示出理論不足,缺乏主動性、綜合性、貫通性研究相對不足等三大不足。他還表示,就整體而論,就台灣學者的研究選題和觀注面而言,台灣學者不如大陸學者來得宏遠和有創意。

如何從這樣的研究困境中走出來?陳三井希望,大陸能更多召開類似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40周年這樣的學術討論會,給更多的台灣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提供機會,讓他們回內地走走看看,提升他們的學術水平,培養新一代的孫中山研究接班人。他表示,這對兩岸和平統一將起到深遠而又積極的作用。

2014年在大陸舉辦孫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顧與前瞻高峰論壇上,參與高峰論壇的學者們,年齡最大的是84歲的章開沅教授,而最年輕的教授也有50多歲,平均年紀達到了近70歲。許多教授說孫中山研究進入「老齡化」,再過幾年,青黃不接的現象可能會更明顯。中山大學教授、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林家有說,在廣東,孫中山研究面臨資金不足、人才青黃不接等現實困難,中年青年的團隊規模還不如過去。孫中山研究的老一輩學者正在慢慢淡出,但是年輕人卻沒有跟上,也不願意跟上,林家有說,「因為他們認為不好拿項目,拿了也不好做」,「我培養的二三十個孫中山研究的博士生、碩士生,現在只有2個在做孫中山研究」。

而孫中山研究在台灣的式微,似乎也在印證着學者們的擔心。從台灣關於孫中山研究機構的衰弱,我們可窺見目前孫學的現狀,現在台灣的年輕人對孫中山的瞭解越來越少,台灣的孫中山紀念館有可能會從國有館變成民營館。2000年民進黨上台執政,島內學界整體轉向台灣史研究,當局甚至一度荒唐地宣稱中國史為外國史,孫中山研究乃至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很難獲得經費資助。2004年以後,儘管國民黨又重新執政,但此種流弊短時期內難有改觀。由於政治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的發展,台灣青年學子普遍不願投入對中山思想或孫學領域之研究,致使相關研究人才呈現斷層現象。


四、兩岸關注焦點不同可合作互補

對此我們應擴大孫學研究領域,強化獎勵措施,鼓勵青年學子參與研究,以培植研究人才。

事實上,中國大陸對孫中山在學術上的討論與台灣有很大不同。中國大陸對孫中山先生的研究重在孫中山先生的行誼,就是他什麼時候參與革命,什麼時候推動中國走向共和,怎麼樣反對袁世凱,怎麼樣建立北伐。當然,更重要是怎麼樣建立國共合作,在這些方面他們琢磨得很多。也就是說,他們對於歷史的孫中山比較重視。

對比台灣,台灣並不是不注重孫中山的個人經歷、行誼,可台灣探討最多的是孫中山先生思想是否適合於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有些發展可以發現,在中國大陸,對孫中山的闡述,大都是以歷史作為標本。對孫中山革命的發展、孫中山對民國的造建、孫中山反對軍閥割據、甚至於強調國共合作等這些歷史的演變,大陸方面研究得非常透徹。但是在台灣,重點不是孫中山先生的行誼,而是在於他的思想、民族主義的追求,在儒家建立起來的社會,怎麼建設民生主義、貧富之間差距能夠縮小的大同的社會。台灣強調最多的是民權主義,就是孫中山先生主張的主權在民,建立共和,希望權能分開,希望建立一個政府有能、人民有權的政治制度。

所以我們會發現,在台灣和大陸所關注的焦點完全不同。雖然兩岸對孫中山研究發展路徑有異,看似毫無關係,但其實這正是雙方合作的契機,也就是說可以,取其之長,補己之短,雙方合作的空間頗大。


五、繼往開來開創人才

本中心邵宗海主任近年來參與兩岸孫學研究相關會議時深深體認到兩岸孫學研究的人才培育數十餘年,台灣的孫學人才在人才培訓上明顯缺乏「新血」及「創新」,這個原因來自,其一,台灣實行本土化以來,以「三民主義」及「國父思想」思想體系為運用的課程日漸減少;其二,聯考體制自廢除「三民主義」以來,許多80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學子根本沒唸過「三民主義」及「國父思想」更遑論能夠講述「國父思想」的內涵。第三,從現實主義來看,「思想研究」相關背景研究者在台灣很難找到謀生的道路,研究中山先生的思想,畢業等於失業也是台灣年輕學子考量的問題。

中山先生是兩岸的共同資產,更是思想上的巨擘代表,「思想」及「精神」應透過時代的觀點,唯有不斷對其理論「創新」、「增補意涵」,中山先生的理論才能真正被實踐。我們總是希望能夠創造一套屬於中國特有文化的理論模式,「中山先生的理論及精神」不就是我們創造及解讀時代觀點及意義的重要途徑嗎?「理論」的價值之所以成為「典範」是因為可以不斷地被檢視及運用,如果我們也可以將屬於我們的理論不斷地研究並更新其觀點,「中山先生的思想」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模式」的典範之一。基於學術理論的思維及創新,為落實培育人才的計劃,本中心在「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許水德的幫助下組成「孫學研究種籽兵團」,每年贊助、培養10名博士生投入孫中山思想學術研究、期刊發表,同時與大陸孫學基地廣東中山大學進行定期合作交流,藉由學術研討會議激盪出孫學新發展。以務實、深化交流及延續中山學說的基礎上,展開系列性學術討論,希望增強孫學研究的內涵及新意。

另外在香港企業家、「聯泰集團」陳守仁董事長的贊助之下,「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將持續為「孫學研究種籽兵團」打造一個強而有力的交流平台,不僅要延續中山先生的精神,探討中山先生理論,也要將其轉變為活的理論及典範模式。其次,「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的功能性在於連結兩岸四地研究中山先生相關的學術及文化機構,藉由交流及學術會議,打造實質性的交流平台。希望透過學術會議的探討,進一步深化兩岸四地的中山先生精神及理論意涵,希望將中山先生的理論連結當前的新觀點,找出一條嶄新的學術道路。

本中心尚認為,台灣孫中山思想研究逐漸衰落固令人擔憂,但我們要銘記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遺志,站在中華民族的高度來思考兩岸關係的發展,深化瞭解和互信,加強各領域的合作,把握好兩岸關係發展的前進方向,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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