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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運對選後的政經影響(2015.2)

發布日期:2015-01-23




/洪奇昌 台灣產經建研社 理事長

/張昱謙 台灣產經建研社 研究組 組長

坦白說,未來一年的政治變化如何還很複雜,即便民進黨此次選舉空前的席捲13席地方首長,但在多處地方民代選舉的總得票數,增加幅度不多。學運所產生的民氣可用,但選民在未來大選中,仍會偏重台灣安全及經濟政策的考量,民進黨最後勢必仍要正面提出兩岸關係的論述,否則2016年不排除就擺盪回歸支持國民黨的可能。

現代社會網絡傳播速度和組織動員能力實在不容忽視。在台灣,網絡發起的社會運動可以追溯到200811月由台大社會系教授李明璁所發起的野草莓學運,李教授在短短的三小時,透過PTT號召了數百人在博愛特區進行抗議陳雲林事件,並持續在PTT上更新訊息及表達訴求,後來共聚集了數千學生,維持近一個月的抗爭。後來的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更利用網絡技術寫下台灣政治史上令人驚奇的一頁。

網絡之所以能夠強化社會運動,筆者認為有兩個決定性技術使然,一在於「資訊的充分累積儲存」;二在於「資訊的交流回饋」。這兩樣技術直接地促使社運訴求或價值觀快速獲得共識,一旦引燃導火線,網絡就會像是社會運動的大腦中心,組織運動的進行。

野草莓之後,洪仲丘事件、關廠工人、大埔事件到太陽花學運,一連串令人驚訝的台灣民主之旅,在2014129日九合一選舉當天達到了反動的最高峰,馬英九執政能力不佳,在網絡世界中蔓延成各種憤怒不滿情緒,「國民黨會輸23席地方首長」是當時社會氛圍,沒想到結果更糟,尤其當鄭文燦和林志堅成功逆襲下首長寶座,不僅強力震垮了國民黨內政治生態,也讓大家對網絡世界再度充滿了無限個驚嘆號和問號。不可否認,這個世代的社會運動帶給台灣前所未見的政治影響力,而網絡正是現代社會運動最強而有力的武器。從公民團體林立到素人政治參與,網絡社會帶來許多未知數,正考驗着國民兩黨。


未來互動及發展趨勢

一、公民團體與民進黨的競合

公民團體本身就存在台灣社會許久,他們不全是有立法在案的社團法人,有的僅僅只是學生社團,甚至網絡上的一個社團。組織本身皆具備一定的政治訴求或某種社會理想的訴求,組織亦有其動員的管道。在不帶商業和政黨利益的色彩之下,彼此間互相往來合作,卻也私下暗中較勁。

儘管如此,在政治傾向上,公民團體多數較偏向民進黨是不爭的事實,這之間有許多歷史因素存在,但並非就等於會公開為民進黨辯護或拉票,反倒是長期以來,民進黨與公民團體之間,一直有着合作的默契在,這個默契在於公民團體會希望透過民進黨來進行體制內的政治訴求(例如社會議題或不分區席次);民進黨則透過團體作出與國民黨在形象上的區隔,亦透過團體來強調社會分配以及其他經濟政策的理念。

2013年洪仲丘事件的爆發,是公民團體發出怒吼的一個轉捩點。許多潛水已久的公民團體在當時都跳出來為這年輕人說話,各團體成員彼此合作組成了「1985聯盟」和「公民覺醒聯盟」,強烈要求政府嚴懲兇手、維護人權、公布真相。洪仲丘事件是台灣第一次民間自主性發起的串聯,超過數十萬人參加的抗議活動。透過網絡,這些參與者很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很清楚活動訴求、很整齊也很理性地維持活動進行;有別於以往的是,此次上街頭的竟是一群大學生和年輕人。

國民黨顯然在這次抗議活動中低估了網絡的效應,他們用對付「野草莓學運」的手法企圖來混過「洪仲丘事件」,但野草莓學運的政治意涵高,洪案問題卻是在基本人權的維護,馬政府確實嚴重誤判社會氛圍,意外造成民眾對馬的不信任。

民進黨在洪案中順勢退到大後方,不動員、不搶話、不亮相,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全程以實際的靜坐行動代替麥克風為洪案發聲。這是民進黨首次以參與者的姿態面對新世代社會運動的方式。

2014317日下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會議中,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以30秒時間宣布完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引發一群大學與研究所學生的反對,並於1818時在立法院外舉行「守護民主之夜」晚會,抗議輕率的審查程序;之後有400多名學生趁着警員不備,而進入立法院內靜坐抗議,接着於晚間21時突破警方的封鎖線佔領立法院議場。在26個小時內便有以學生為主的1萬多名民眾,聚集在立法院外表達支持。參與佔領立法院議場行動者,主要學生領導人為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成員,包括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研究生林飛帆,國立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研究生陳為廷、魏揚、世新大學社發所研究生陳廷豪等人。外圍的支持群眾則由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公民1985行動聯盟與各個社會運動團體進行組織。323日晚上,學生因不滿江宜樺院長的答覆,轉往行政院前集結抗議,當晚遂有激進抗議份子衝入行政院內,警方開始以暴力驅散造成多起流血衝突。330日,佔領立法院行動達到最高峰,將近30萬人走上凱達格蘭大道要求馬英九下台,更要求退回服貿實質審查,晚會雖和平落幕,但馬政府依然不予回覆。46日王金平院長出面承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前,不召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黨團協商會議,太陽花學運正式落幕。這次事件除了主流媒體的報道外,抗議學生與場外支持者們也透過影片分享網站等網絡媒體自行轉播現場實況,更透過網站進行工作上的組織分配,受到國際媒體相當大的注目。

此次太陽花運動亦造成國民黨相當程度的內鬥。此外,馬政府一方面多次透過媒體用「抹綠民進黨在幕後影響及主導」、「年輕人不懂事」來定調這次學運,欲瓦解社會對學生的同情;另一方面企圖分化學運團體的團結。馬政府從頭至尾顯然避重就輕。這樣的態度在網絡上造成更多憤怒,導致人數源源不絕的湧進立院周圍。形成歷史上持續最久的社會運動。

另一方面,民進黨在這次學運中亦顯得尷尬。民進黨黨籍立委雖居中協助學生們的抗議,但並非運動舞台主角,蘇貞昌主席在黨內壓力下,動員黨工前往會場擺起民進黨的旗幟,之後又脫稿演出,在抗議會場為台中市長候選人加油拉票,此舉亦引起網絡上的憤慨,民進黨很快再度退回「洪仲丘模式」,而黨籍地方民代亦多低調以個人名義前往現場聲援。民進黨在此次抗爭中,轉而定調未來在立法院尋求更多政策發言權。以負責的態度嚴格的標準,來審查兩岸監督條例及服貿協定。

筆者從這兩個關鍵的社會運動中,大約歸納出現代公民團體的五個特點:「1.自主性高 2.資訊透明度高 3.抗議訴求及目標清楚 4.不是政黨附庸 5.對於兩黨皆有怨言。」所以民進黨須清楚了解,現在的社會氛圍,抗議執政黨不代表支持在野黨;抗議A政策不代表支持B方案。如果解讀成是民意的轉向,恐怕將鑄下大錯。

公民團體自主性上升,但在選舉層面上,仍對民進黨保持一定距離的友善。筆者認為,至少有四件事實可以充分反映公民團體與民進黨在選舉策略上的關係:第一、沒有聽聞任何一個公民團體呼籲用廢票抵制兩黨,這其實對民進黨有正面助益;第二、柯文哲一路與綠營市議員候選人合作,其深綠的意識型態也非謠傳,最後仍雙雙獲得空前的勝利;第三、地方選舉需要雄厚資源,公民團體雖資源匱乏,但更不願意國民黨當道;第四、回到政治實務問題時,選票依然會考慮政黨政治的現實,並非公民團體可以輕易跨越。因此,公民團體和民進黨之間的競合關係,至少,在地方選舉尚不構成零和遊戲,甚至未來亦有許多合作方式。不過,民進黨未來應將這群公民團體當作學習對象,去提升黨內基層的素質,否則難保未來政治的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公民團體因為地方盤根錯節的政治生態導致地方層級的選舉成本相當高,策略上與民進黨保持一定距離的友善。但在這幾年社會運動中,公民團體其實獲得相當多的政治肯定,策略上,應會專注在政黨比例票(不分區)的部份,畢竟參選成本相對減少很多。再者,靠着網絡媒體的優勢,可擄獲不少年輕、中間、對國民黨失望的政黨選票。故筆者觀察,2016年立委選舉,應會有公民團體結合組成政黨,推派各領域專業人士來擔任不分區候選人,預估將有34席的能力。

綜合以上,筆者認為自主的公民團體在2016年選前,不會、也不需要加入民進黨;而民進黨也不需要這些團體加入,雙方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默契對雙方都有好處。畢竟現階段一加一只會小於二,加入民進黨,公民團體的獨立形象會受到質疑而扣分;而民進黨則多了一個次團體來競爭有限資源。所以2016年的選舉,民進黨大可不用擔心地方席次會出現大量的柯P或陳為廷模式,反而該擔心的是不分區名單被拿來和公民團體比較,這也是民進黨立院席次能否增加的關鍵。

二、 社運政治新秀的挑戰

上述談到公民團體轉往進入體制內發展的可能,過程中看似與過去黨外運動有相似的發展軌跡,但仔細推敲,兩者其實很難來做對比。其中很重要的差別就在於面對執政的壓迫程度相當不同。兩者所孕育出來的政治新秀,對社會而言,就會有着不同的期待。

早期黨外運動很明顯的就是衝撞不合理的國會制度而生,除要求民主開放,並陸陸續續透過地方選舉、國會增補選來打破專制的局面,進入立法機關一直是黨外運動的一大目的。

現代的社會運動則多半來自不滿某種政策或政府作為而生,例如核四、恐龍法官、黑箱服貿等等,讓民眾期待的是其專業論述,而非「政治語言」以及「選舉」。簡而言之,「監督」才是公民團體最大的市場。這一現象從網絡上也可以嗅出氛圍來印證,例如翟本喬(FB: Ben Jai),他是有名且年輕的科技創業家,常常針對政府施政用科學及統計的方式來批評,不僅新聞媒體會追隨他的臉書,其臉書粉絲更高達數十萬人;另外像是律師呂秋遠,每每針對各類政策和社會案件,會提出相當有見解的法學批判,亦有數萬粉絲追蹤。上述這兩人雖非社運的發起人,卻是成功的推手,對年輕的一輩有相當大的號召能力。

林飛帆與陳為廷則是太陽花學運最亮的鎂光燈焦點。他們保持着左派的思想投身於各種社會運動當中,包括文林苑案、大埔案........等等,他們對於這些事件的言論,在社會上有很深遠的影響能力。但筆者觀察,時下年輕且關心社會議題的朋友雖有增加的趨勢,這是件好事,但自身哲學的立論基礎並不紮實,很多所謂的正義、公義,多半出自於「感覺」,這是危險的事。

舉例來說,有關政策的運作,往往很難將所有遭受影響的層面用同一標準來評斷。公共經濟學中習慣以社會總體福利最大化來決定政策的好與壞,而執政黨從選票的角度來看,出發點往往是政治成本最小為考量,這之間有交集、有互斥、有交換可能、亦或有第三條路徑可選。這些決策過程,絕非可以「感覺」得出。

在全球化競爭下,我們的社會貧富差距確實越來越嚴重,政府錯誤的資源分配很快地會造成一觸即發的抗議,可是當隱藏在這抗議之下的正義只是感覺而沒有原則,就會形成一種激進,然後從「社運」變成「鬧事」。當進入體制內時,這些是政治新秀們要面臨的第一大功課。

另外一個挑戰來自於自身的社會化過程,或者我們可以說是「政治實務」的學習過程。這些學運學生多半在30歲以下,一半以上都還在學。有一句諺語「年輕人的骨子裡都是左派 !」但再下個十年,當初堅持的想法又還有多少會被自己保留?還有一些很現實的問題,當社運新秀進入體制內,網絡的氣氛變化多揣,例如,如何面對兩岸事務?如何處理地方遊說團體?可以想像在網絡上會遭受到相當嚴厲的監督和指責。民進黨本身就像是個社會化後的左傾分子,在執政時,也曾一度迷失。

三、選後的兩岸政經發展策略

馬政府執政以來,積極拓展和大陸的經濟結合,但在內容上,僅僅停留在降低成本與資本流通的問題,對於在台灣本土實質的投資案例卻相當少;另外,透過財稅政策進行財富重新分配的效能相當不彰,稅基流失情況相當嚴重,促使貧富差距加深。在這樣的情況下,馬政府又僅一句「利大於弊」欲帶領台灣走上服貿的談判桌,誰能信服 ?

對民進黨而言,目前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仍相當高(貿易依存度超過25%40%出口貨品前往中國大陸),尚有ECFA後續服貿貨貿等問題待解決。即便台灣社會自主認同度提升、40歲以下年輕人及學運世代對中國大陸反感,但社會總體氛圍並不是表示未來民進黨執政後,可以完全停止與中國大陸經貿交流及政治對話;相反的,大多數民眾仍希望透過協商對話來爭取更多台灣主體性和利益。筆者認為,日前由施明德、蘇起等藍綠朋友,一起共同呼籲「大一中」框架,或許可為未來兩岸互動模式的考慮選項。

結語

坦白說,未來一年的政治變化如何還很複雜,即便民進黨此次選舉空前的席捲13席地方首長,但在多處地方民代選舉的總得票數,增加幅度不多。學運所產生的民氣可用,但選民在未來大選中,仍會偏重台灣安全及經濟政策的考量,民進黨最後勢必仍要正面提出兩岸關係的論述,否則2016年不排除就擺盪回歸支持國民黨的可能。至於未來民進黨與公民團體的競合,特別是不分區名單,必須計劃與公民團體展開對話,並且擬出一套可行方案來確保雙方均能保持正面競合的機制。

筆者深信,這一波波的社會運動浪潮背後,雖有「反馬及恐中」的社會氛圍但不完全代表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抵制。多數民眾更期待的是修正台灣與中國大陸政府的相處模式。現階段台灣社會對兩岸政治及經濟統合仍不具集體共識,但尋求平等協商共創合作雙贏並排除雙方政治疑慮,因是未來兩岸互動的關鍵。「求同存異,化異求同,和平發展,合作共榮」,應是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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