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世英 鏡報社長

父親徐四民離開我們已經7年了，我們對他的懷念比以往更加強烈，因為如果他還健在的話，我們今年必定給他慶祝百年誕辰。但是他卻永遠地離開了我們，我們只能用回憶來緩解我們對他的無限思念。

父親的三個人生階段

父親于1914年8月20日在緬甸仰光出生。1964年他作出了他人生中艱難而重要的一次抉擇，離開他生活了50年的故鄉緬甸，到北京定居。12年後的1976年，他又作出了人生的第二次重要抉擇，舉家從北京遷居香港。他在香港居住了31年，直到他2007年去世。所以，父親的一生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緬甸50年、北京12年、香港31年。

父親1964年到北京定居後，曾擔任過中僑委委員和全國僑聯駐會委員。不久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僑委和全國僑聯的領導都被紅衛兵打倒，陷於癱瘓，接下來的10年，父親無所事事，心情非常苦悶。對於父親來說，在北京的12年是他人生中最黯淡的12年，是虛度光陰的12年。但是，他親眼目睹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過程，對他的第三人生階段提供了寶貴的人生閱歷，讓他繼續在社會上發放正能量。

父親的第二人生階段雖然黯淡無光，但是，歷時50年的第一人生階段和歷時31年的第三人生階段卻是多姿多采和充滿傳奇。他在第三人生階段創辦了《鏡報》，傾注了30年的心血。適逢其時，碰上改革開放、中英談判、香港回歸，他通過《鏡報》和全國政協這兩個平臺，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香港的順利回歸和繁榮穩定獻計獻策，貢獻了自己的力量。50年前的舊事非常遙遠，回憶起來更加耐人尋味，所以我把我的回憶重點放在父親的第一人生階段——緬甸50年。

烙在我童年記憶的兩件事

我在戰火紛亂的年代出生於緬甸，在緬甸度過了我的童年。戰爭和日軍的暴行雖然殘酷和血腥，但是不可能給剛出生的嬰孩留下任何記憶，所以我對童年的記憶始于戰後的和平年代。戰後的緬甸百廢待興，家裡的生活並不富裕，但是在和平環境下成長的孩子是幸福的，讓我對我的童年和我的家庭留下了美好和溫馨的回憶。我最初的童年記憶是開始上小學的時候，我記得那是在父親辦公的《新仰光報》報館附近的一所學校。每天早上父親上班之前把我送到學校，下午放學自己走回報館找父親，等父親下班才一同回家。我坐在離父親不遠的桌子上做作業，不時望著父親手拿著筆在總經理辦公桌上繁忙工作，這形象至今還深深烙在我的記憶中。

第二件讓我印象深刻的記憶是7歲那年，有一天父親手執一面紅色的旗子帶我上到我們家四樓的視窗。視窗前立著一根旗杆，父親把旗子固定在旗杆上的一條繩子，然後叫我幫他往下拉繩子，我看到旗子冉冉上升，高興地拼命往下拉，直到紅色旗子飄揚在旗杆頂上。後來長大了才知道，我和父親一同拉上去的紅色旗子是新中國的五星紅旗，那一天是1949年10月2日，緬甸愛國僑胞滿懷豪情，在北京開國慶典舉行後的第二天，首先在東南亞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7歲的我竟然也有幸運參與了這項光榮的行動。

聆聽父親發自北京的聲音

在家升旗前幾個月，父親有一段時間不見了。向母親詢問父親的去處，母親只答說他過些時候就回來，第二年也是如此。後來才知道父親是到北平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去了（後來改名全國政協會議），那是新中國成立前的的歷史性會議，國名、國旗和國歌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鑒於當時國際和緬甸的政治形勢，父親是秘密去參加會議的，知道的人很少，更不用說只有7歲的兒子了。

5年後的1954年，父親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國際和緬甸形勢已改變，不必再隱瞞身份，可以公開出席會議了。當時我已是開始懂事的12歲孩子，父親不在家時知道他上哪兒去了。父親走後幾天，我正在我家的街道上和鄰居孩子玩耍，母親喊我回去。我回到家門口時，聽到父親講話的聲音，大喊一聲爸就沖進家去。只見母親站在收音機旁，沒見到父親，父親的聲音是從收音機出來的。母親告訴我說收音機正在廣播父親在人大會議上發言的錄音，叫我好好聽。我從來沒想到父親那熟悉、慈祥的聲音會從收音機出來，即驚奇又高興，沖淡了見不到父親的失望。

父親的手槍

新中國誕生後，緬甸是非社會主義國家中最先承認中國的國家。當時國民黨政府的駐緬大使也迅速採取行動，在新中國成立後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率全體館員宣佈起義。但是，仍然有一些國民黨人和逃竄到緬甸境內的國民黨軍隊殘餘勢力繼續支持臺灣的蔣介石，在緬華社會製造事端、搞破壞、滋事行兇，不但傷人，還開槍殺人。仰光華僑女子中學校董和校友反對親臺灣的校長私自把校名改成「中正中學」的鬥爭中，愛國的副董事長曾順續遭人在大街上用槍射殺，令緬華社會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父親白天出門有司機開車，晚上出去開會或參加社會活動都是自己開車。發生槍殺事件後，父親較少晚上出門，有時有緊急會議不得不出門時，就叫我跟他去。我雖然還是個少年，卻是家中長子，義不容辭，拿了功課和作業陪父親出門。有一晚，我坐在父親駕駛座旁邊，穿著夏威夷衫的父親在開動機器前，撩開衣衫下襟摸一個東西，讓我看見了插在父親褲腰的一把手槍。我對這把手槍並不陌生，在家裡見過父親拭擦它，也知道它的來歷。二戰日軍侵入仰光前夕，市民紛紛逃離，政府機構開始撤退，撤退前提供手槍和持槍執照，委託父親在華區組織一支義務警隊，負責維持淪陷前華區的治安，父親的手槍就是那個時候獲得的。令我瞪目結舌的是看到父親晚上出門竟然得把手槍插在褲腰，作自衛防身用，一股寒意直上背脊梁，我小小的心靈籠罩著白色恐怖的陰影。生活在白色恐怖陰影下的不止是我們父子倆，受傷害最大的應該是母親。家門口經常被人貼上「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等恐嚇紙條，她擔驚受怕的情形可想而知，但是我們從沒有聽過她的一句哀歎或怨言。

相濡以沫的父母

父親和母親郭素蘭於1940年11月3日在仰光喜結連理，相繼生下了我們兄弟姐妹五人，給了我們一個無限溫馨和幸福的家庭。小時候常聽父親說起他和母親結婚的那一天，適逢緬華社會第一次宣佈星期日是公共假期，所有商店關門休假，使他們的婚禮盛況空前，到賀的嘉賓如雲，高朋滿座，共同見證了這一段金玉良緣。父親每次描述那天情景，樂由心生，喜形於色，我們從小就深深感受到父親對母親的疼愛。50年後，父親在慶祝金婚的晚宴上說的一段話更令人感動：「在我參加海外華僑愛國活動的過程中，素蘭常為我擔驚受怕，但她從無怨言。我們共同創業，幾度傾家蕩產，幾度從零開始。我們相持相扶，同甘共苦，始終如一。」道出了半個世紀的濃情蜜意。2003年母親去世，父親非常悲痛，在追悼會上送給母親的心狀花圈上寫下了「陪伴一生 相思無期」八個大字，表達了對母親陪伴一生的感激和無限思念之情。

丹心扶社稷 鐵骨護山河

父親不論在那裡定居，客廳最顯眼的地方總是掛著一幅對聯：「丹心扶社稷 鐵骨護山河」。這幅對聯是1952年，年僅38歲的父親回國觀光，時任中僑委主任何香凝接見他時，親自執筆書寫贈予他的。對聯總共10個字，筆跡無比蒼勁，詞句非常工整，含義何等深刻！記得我年輕時曾對父親說，這是何香凝老人家對您為新中國和僑胞所作貢獻的高度贊許。父親說不，這是她老人家對我的期望。我終於明白為什麼父親這麼注重這幅對聯，總把它掛在最顯眼的位置，因為他把這10個字當成他的座右銘，是他一生奮鬥的目標。55年如一日，他奮鬥不懈，不負何香凝老人家的期望，實現了他的目標。父親走後，這幅對聯仍然掛在父親生前掛著的地方，這10個字已不只是何香凝老人家對他的期望，更是對他一生的最好評價。

父親與中國國家領導人

1955年，前往印尼萬隆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的包機喀什米爾公主號，在香港停留期間遭國民黨特工安放炸藥，在飛往印尼途中被炸毀。由於周恩來總理臨時改變路線不在機內，行刺他的計畫失敗。此後，中國領導人出國訪問都由昆明先飛仰光，再轉飛各地，回程走相反路線，先到仰光再飛昆明。於是，父親的汽車經常馳騁于仰光和14公里外的孟加拉洞機場，接送中國領導人，和他們結下了特殊的關係和感情，尤其是經過次數最多的周總理和中僑委主任廖承志。1956、1957年父親回國參加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周總理兩次在中南海紫光閣單獨接見他。父親和廖承志的來往次數最多，關係也最密切。記得有一次父親叫我去市場買榴槤，說是要拿去給廖主任吃的，足見他們關係的密切。父親和中國國家領導人的關係不只是會面或機場接送，更重要的是參與了他們訪緬期間的保安工作。中國重要領導人訪問緬甸時，機場會有僑界代表，道路兩旁會有歡迎的華僑群眾，緬方都會找父親商討有關保安措施。

與緬甸友人的「胞波」情誼

緬甸人民是一個純樸善良的民族，生活在伊洛瓦底江畔的緬甸華僑一向與緬甸人民友好相處，在生活中互相幫助，親如兄弟，被緬甸人稱為「胞波」(緬語同胞兄弟)。待人以誠的父親和緬甸人相處，性格相似，很快就成為真誠的好朋友。不論是在仰光或是二戰逃難途中，不論是平民百姓或是政府高官，他都和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例如，逃難途中有緬甸高僧收留父親，讓他避過日軍的搜捕；二次大戰停戰後，《新仰光報》創刊1周年茶會上，緬甸的民族英雄昂山將軍親臨祝賀；曾經擔任過代總理的緬甸政壇要人吳巴瑞和父親是坦誠相待的朋友，多次為緬華社會的事務提供寶貴意見和協助。父親在緬甸土生土長，在緬甸成家立業，不但自己和緬甸人民友好相處，也為推動緬甸華僑融入主流社會、促進中緬友好做了大量工作。父親能夠順利完成這些工作，主要是他與緬甸政府部長、軍方將領們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緬甸僑胞從1948年開始，每逢中國新年都舉辦春節文娛廣場，每次一連舉辦七個晚上，內容有文藝節目、球賽、象棋比賽、電影、雜技、燈謎，還有兒童樂園、商場、書店和飲食攤等。春節文娛廣場不但吸引了眾多僑胞前來遊覽，歡度佳節，也有不少緬甸人帶著家人來體驗中國人過年的氣氛，增加對中華文化的瞭解。父親每年都邀請緬甸友人剪綵開幕，如他的好友體育部長吳蘇威、文化部長吳巴蘇、貿易發展部長吳頓、緬甸陸軍參謀長昂枝準將等，他們在致辭中都強調兩國人民之間的胞波情誼，充分肯定華僑對緬甸經濟建設作出的貢獻。我對這些為春節文娛廣場剪綵開幕的緬甸高官都很熟悉，聽到他們發表友好講話，看到父親為推動華僑融入主流社會和促進中緬友好所作的努力開花結果，感到非常欣慰。

天安門廣場同觀禮

中國與緬甸有兩千多公里長的邊界線，新中國成立時大部分已經劃定，只有三段存在爭議，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中緬政府從上世紀50年代中開始著手解決邊界問題，雙方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友好協商，達成了協議，於1960年1月簽訂了《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並決定于同年10月1日在北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邊界條約》。為慶祝這個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邊界條約的簽署，緬甸派出三百多人的龐大訪華代表團，包括政府代表團、軍事代表團、貿易代表團、文化代表團等十幾個代表團。父親以緬甸華商商會會長的身份應邀參加了緬甸貿易代表團。由蘇敏上校為團長的文化代表團人數最多，為體現中緬親情，代表團決定訪華演出時也表演中國舞蹈和歌曲。但是緬甸藝術家不懂跳中國舞蹈，蘇敏上校在昂枝準將授意下，來找父親幫忙。在父親介紹下挑選了22名華僑子女參加緬甸文化代表團訪華演出。我的小提琴拉得不錯，有幸被挑選參加樂隊伴奏和中文歌曲合唱。我能和父親一同參加緬甸代表團訪華，感到非常榮幸。10月1日和父親一同站在天安門廣場的觀禮臺上觀看盛大的國慶遊行，更令我終生難忘。39年後的1999年，父親應邀赴北京參加50周年國慶大典。當時父親已是85歲高齡，走路要柱拐杖，出門必須坐輪椅，是我推著父親參加50周年國慶大典。身為全國政協常委的父親，被安排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39年前父子倆一同參加國慶觀禮的情景浮現在我眼前，和50周年國慶大典上親眼見到的群眾遊行場面交織在一起，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恢復平靜。

半樓夜談天下事

我們在仰光的家，是一棟四層大廈。底層是商店，樓上是住家。商店最早是祖父徐贊周的「鼎新書局」，售書兼印刷。二戰結束後逃難回來時，鼎新書局已被洗劫一空，大廈成一棟空樓。父母從零開始，重新創業。父親除了和朋友創辦《新仰光報》外，在自家樓下創立了「鼎和公司」。父親憑敏銳的眼光和機智的經商之道，取得了全緬燕窩的經銷權和西德奧林比亞(Olympia)打字機等辦公用品的全緬總代理權。這種獨家生意使他在經濟上打下了穩健的根基和良好的發展前途，給予我們一個安定的成長環境。鼎和公司的業務發展後，二樓不再住人，一半儲存商品，一半做打字機維修部。

樓下全層用做商店，後半部加蓋一個半樓做辦公室， 這個半樓對我意義重大，我在此度過了不少時光。從中學開始，我經常到半樓做功課或閱讀公司訂的中、英、緬報刊。記得開始時英文報紙上十個字中有六七個是生詞，必須拿著一本英漢字典邊查詢邊閱讀，非常吃力。但是持之以恆，發現不再需要經常翻查手中的字典時，心裡感到特別興奮。那個時候沒有電視，沒有電腦，晚上在家裡除了打乒乓練琴，其他娛樂很少。晚飯後父母出去散步時我特別喜歡陪他們去，因為散步回來常坐在半樓沙發休息，喝茶聊天，有時聊到深更半夜，聆聽父親談論天下大事，特別是有關緬甸和中國的大事。我從談話中對父親有了更深刻的瞭解，瞭解他對時局的判斷和看法，瞭解他對中國和緬甸的牽掛和情感，瞭解他的為人處事之道，深受他的薰陶，獲益良多，影響了我的一生。

父親從祖父的教誨中得知滿清政府的喪權辱國，他親身感受到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從鄒韜奮的《生活》週刊 、魯迅等進步作家的文章中受到啟發，很早就擁護中國共產黨。父親在半樓談論國共之爭時經常笑說，他擁護共產黨的時候連共產黨在哪兒都不知道，是後來才得知共產黨在延安建立根據地的消息。在延安會見毛主席後回南洋的陳嘉庚先生路過緬甸仰光時，在華僑歡迎會上父親親耳聆聽他向全世界發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論斷之後，更堅定了父親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決心。此後六十多年，父親與中國共產黨成為「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諍友。

早在積極參與緬甸華僑救災總會和緬甸華僑抵制日貨總會的活動時，父親就和主持新加坡南僑籌賬總會的陳嘉庚先生因志同道合而結下了忘年之交。《新仰光報》3周年報慶時陳嘉庚親自題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緬甸華僑升起東南亞第一面五星紅旗時，陳嘉庚又在他領導的《南華早報》上發表了「向緬甸華僑看齊」的社評。父親非常崇敬陳嘉庚，在半樓談及亦師亦友的陳嘉庚老先生時總是露出惺惺相惜之情。記得1961年的一天，父親鬱鬱寡歡，神情沉重，叫店裡的職員去買上好的錦料。買回錦料看見父親寫挽聯時才知道陳嘉庚先生已去世，父親把自己親筆寫在錦料上的挽聯寄到福建祭奠他非常崇敬的陳嘉庚老先生。

隨著時局的變遷，我們談話的主題和內容也不斷改變。上世紀50年代中末期，中國領導人頻頻訪問緬甸，中緬關係良好，常聽父親介紹他和兩國領導人接觸交往時的一些趣事，聽得讓我入神。1962年3月2日，緬甸軍隊總參謀長奈溫將軍發動政變，推翻民選的吳努政權，宣佈實施緬甸社會主義綱領。同年7月7日，軍隊在仰光大學開槍鎮壓學生運動，殺死多名學生，軍政府宣佈關閉大學。緬甸政局發生動盪，我停課閑在家裡，和父母的半樓夜談也更加頻繁，談話主題以緬甸政局為主。父親認為政府在校園內對學生開槍必然失去民心，他對緬甸政局感到擔憂和悲觀，認為對緬甸、對華僑都很不利。父親對時局作了最壞打算，也作了必要時離開緬甸的部署。父親對緬甸時局的判斷令我憂心忡忡，事實證明了父親的判斷是正確的。兩年後，軍政府通過電臺廣播宣佈把所有商店收歸國有，廣播的同時軍隊接管了所有的商店；幾個月後又宣佈廢除100元和50元大鈔，華僑損失慘重。父親的商店被收歸國有，半樓已被徵用，我們的半樓夜談宣告結束。父親在商店被收歸國有和大鈔被廢除之後作出了離開緬甸的決定，但是離開緬甸的部署卻是在半樓做出的。父親離開緬甸三年後，緬甸發生了令世界驚愕的排華事件，不少華僑被殺害，再次證明了父親對緬甸時局的正確判斷。

為父親譜曲

父親讓我們兄弟姐妹從小學習一樣樂器，我選擇小提琴，跟名師學拉小提琴，頗有心得，曾在緬甸廣播電臺管弦樂隊擔任第一小提琴，經常參加緬甸華僑的文藝晚會演出。父親80歲誕辰時在香港舉辦一個慶祝晚會，我為了增加晚宴的歡樂氣氛，特地為父親的五個孫子孫女譜寫了一首祝壽歌，讓他們登臺演唱，為祖父祝壽。一年後，我巴黎家裡的傳真機上收到父親傳來的一首詩，注明是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給他的一首尚未發表的詩的手稿 :「萬里來尋伊麗州，邊城葉落又逢秋。將軍大樹迎風立，惠遠長渠徹夜流。遷客猶思驅寇策，諸公唯作愛身謀。珠還南海無多日，為報君知兩宿留。」父親覺得這首懷念林則徐的詩對回歸前夕的香港具有現實意義，要我把詩譜成歌曲讓大家演唱。我寫的祝壽歌是給小孩子唱的，要求不高。現在要我為名人的詩譜曲，非同小可，可是父命不可違，只好硬著頭皮接下任務。歌曲譜寫完畢後，父親讓一位歌唱家唱給作者聽，作者滿意後才正式發表，後來被選入《香港好歌獻九七》CD碟中。

父親一生愛國，他的人生經歷曲折坎坷。他通過自身感受對「愛國」這兩個字有獨特的認識。他在回憶錄《一個華僑的經歷》中有這麼一段描述：「中國是我的祖國，也是我的偉大教師，我從祖國的存在中學習到許多真理。我愛她，儘管她給過我不少痛苦，我永遠寄望於她，雖然她也曾使我失望過。所有這一切，是由於我是她的兒子，一個最誠實，可能也是最固執的兒子。」父親的回憶錄是到香港後才寫的，當我在回憶錄中讀到這一段時，耳中響起了半樓夜談時父親有關愛國的許多論述，我特別能理解父親對祖國的情懷。有了為周南社長的詩譜曲的經驗，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再次斗膽拿起筆來，為父親的這一段名言譜曲，取歌名「我是祖國的兒子」。

含淚送別父親

緬甸軍政府把商店收歸國有並廢除大鈔之後，父母面臨從零開始、重新創業的困境，何去何從，必須作出抉擇。父親根據半樓夜談時深思熟慮的部署，作出了分兩批移居北京的決定：父親先帶兩個小妹妹取道昆明飛北京，等安頓下來後由母親帶大妹妹和弟弟到北京團聚，我一個人留下來關照樓下兩層已被收歸國有的祖屋。我們溫馨的家庭第一次面臨離別的痛苦時刻，受打擊最大的無疑是母親。1964年7月26日當這一時刻來臨的時候，為了減輕母親是痛苦，我們決定由我一個人送父親和兩個妹妹去機場。在機場14公里的公路上，我們四個人心情沉重，大家默默無語，只覺得汽車開得太快，心中多麼希望推遲抵達機場的時間，推遲離別的痛苦時刻。可是時間不會停留，孟加拉洞機場終於出現在眼前，離別的時刻終於來臨了。互相叮囑的話在家裡已講過不知多少遍，無需再重複，大家仍然是默默無語。當我放開父親溫暖的手，目送他高大的身影帶著兩個妹妹走進安檢室，想到不知何時才能重逢時，淚水不禁脫眶而出。

告慰父母在天之靈

在孟加拉洞機場含淚送父親離開緬甸後，和父親重逢時已是12年之後。那時父親已移居香港，當時他62歲。我沒有在父親身上看到任何想要隱退的跡象，他在北京失去了12年寶貴的光陰，他只想把光陰再奪回來，這意味著他必須再次從零開始。但是，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重新創業，那是何等艱難，是非常巨大的挑戰。父親頂住了困難和挑戰，成立了新和國貨公司，更重要的是創辦了《鏡報》，建立了讓他施展抱負的平臺，繼續為振興中華貢獻力量。父親把「丹心扶社稷 鐵骨護山河」當座右銘，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奮鬥終生。他在香港31年的奮鬥多姿多采、跌宕起伏、有成功有挫折，傳奇性不亞於在緬甸的50年。他去世的時候，靈柩上覆蓋國旗，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為首的國家領導人都送來花圈悼念，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廖暉主任專程從北京到香港參加父親的追悼會。父親奮鬥終生取得的成績和作出的貢獻獲得國家的充分肯定，當可告慰父母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