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亨

亞投行順利邁出第一步，由中國宣導的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帶一路」建設也拉開帷幕。然而，「有實力」做事並不等於「有能力」做成事，中國要在這個由自己領銜打造的國際新舞臺上當好合作共贏的「帶頭大哥」，恐怕還面臨很多的挑戰。 

「兩會」之後，最讓人感到高興的事，當屬由中國提出並發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數十個國家積極加入「意向創始成員國」行列，其中多有發達國家，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中有四個是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美國、日本對亞投行的消極觀望姿態，未能阻止和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國第一次作為一項重大國際事務的主導者所給予的支持、讚賞及喝采；亞投行作為實施中國對外開放一大戰略的「一帶一路」構想的第一步開局順利。

中國要學會當合作共贏的「老大」

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評論稱，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執政高層一直在謀求一條「打破封鎖，突破遏止，建立新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有效途徑，而新一代中共領導人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推出構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計劃，正是着眼於「規則」，選擇國際經濟的「區域短板」（亞非地區基礎設施落後少有投資），找到一條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新路徑。現在證明，選擇這條新路徑是成功的。儘管中國為獲得建立一套可區別於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新規則的主動權，放棄了「否決權」這一有利於推動決策和行動的表決工具，但是這個舉措既是對大國、強國歷來持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否決權這種霸權傳統的放棄，也是向構建新型國際——夥伴關係的新方向和建設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的一種認真實踐和積極努力，故而為更多國家加入亞投行打開了大門，奠定了亞投行發揮更大作用的國際基礎，為中國在更高國際事務層次上參與、主導創制國際事務新規則提供了機會和條件。

中央領導人特別對英、法等國加入亞投行意向創始國的行為給予讚賞和積極評價，因為這不但表示發達國家集團對中國所特別申明和強調的「一帶一路」建設及亞投行所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用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不是要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制和倡議，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的原則立場的認同和支持，而且也大大緩解、鬆動了依然在當今世界各大領域佔有領先和主導地位的第一大強國——美國的懷疑、抵觸，為中國在取得與美國合作的條件下、主導實施和運作的「一帶一路」戰略及亞投行融入現行國際秩序、開創中國承擔更大國際責任和義務的新舞台留出了充分空間和溝通途徑。

亞投行順利邁出第一步，由中國宣導的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一帶一路」建設拉開帷幕，也將大大推動中國對外開放實現重大轉型和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這也是中共高層的一大「興奮點」。

不過研究人士指出，儘管由強國主導的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並非完美和合理，也並非不可觸動和加以改變，但亞投行創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和中國的崛起和強盛，則不可作那種與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相對立、對抗的選擇，不可尋求與世界第一大強國美國對立、對抗的方式，而是仍然要走與現行國際秩序及規則、與世界及世界第一強國美國進行「對接」、「對流」、「融入」和合作的道路，在亞投行這個由中國主導創建的新國際多邊機構中，中國要學會當合作共贏、和衷共濟的「帶頭老大」。

當好「帶頭大哥」有很多挑戰

經過數十年經濟快速增長，中國綜合國力確有較大提升，但這並未使中國超越所處的「初級階段」，無論從哪方面看，中國還不是一個先進、發達的國家，還遠遠不是一個能夠為全球全面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的國家；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地位，與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美國相比，依然存在「發展中國家」與「最大的發達國家」那種性質的巨大差距，中國的發展模式與世界發達經濟經濟體的增長模式相比，依然存在着「套利型」、「追隨型」與「創新型」、「領跑型」的「天壤之別」——在現行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及規則之內，中國還有充足空間去縮小上述差距和消除上述差別。這個國際秩序和規則對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並非無益，而對中國也並無大害，中國可以改之，不可以破之——改之可擴容完善足為中國所用，破之則砸他人的戲拆自己的台，損人更不利己。在世界經濟的大格局中，中國經濟是經濟全球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而決非是可以與其分庭抗禮、別立門戶的「另一部份」。所有這些，都提醒我們在擔當國際舞台上的新角色、承擔更大國際責任的時候要保持清醒頭腦，以更加務實的姿態和行動謹慎行事，切不可憑一時之勇逞一時之快，魯莽草率地做出貽害無窮最終禍及中國民眾利益的事情。在這方面，我們並不缺少慘痛教訓。

有研究人士告誡，「一帶一路」和亞投行要活得好走得順，最重要的是別去搞「中美對抗賽」。美國和日本至今未表態是否加入亞投行，若就此認為他們是在一盤大棋局中退讓落敗，新的國際金融體系即將建立，那就未免太過天真了。還要注意到，即令德國、英國、印度在內的世界多國願意加入亞投行，也絕不意味它們希望改變國際關係的現狀，支持中國在新的國際秩序中發揮主導作用，毋庸說，它們一方面加入亞投行以分一杯羹，一方面又要繼續維護美國首要大國地位和對國際經濟政治事務的領導。在此國際關係博弈進入敏感的時刻，西方主要大國領導人幾乎集體缺席了中國的博鰲亞洲論壇，意在避免外界得出它們「拋棄了美國，投入中國懷抱」的印象，這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的。所以，要承認美國仍然主導着現行國際金融體系這個基本事實，處理好與美國的關係極為重要；若美國加入亞投行，不但中國所爭取的「新規則」可建，而且可行性也會大增。

應該說，創建亞投行、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國所具有的實力和能力，還不完全是一個相對等、相匹配的構成；換句話說，就是「有實力」做事並不等於「有能力」做成事，或者相反，「有能力」做事但卻並不等於「有實力」做成事。中國要在這個由自己領銜打造的國際新舞台上當好「帶頭大哥」，恐怕還要面臨很多很大的挑戰。

在這方面，研究人士就多有提示，例如：「一帶一路」會不會重蹈國內建設屢見不鮮的「爛尾樓」覆轍？——「一帶一路」涉及的國家之多，資金之大，週期之長，後續配套工程及管理之複雜，對中國建設者們來說都是前所未見的，實施這個國際性大戰略，中國的決策有沒有履行合法的程序？有沒有經過認真的討論和風險收益評估?有沒有防範風險和可以問責追責的有效制度及保障？等等。因此，「一帶一路」建設必須要有與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相適應的體制機制創新。

研究人士指出，近年來中國海外投資不斷增加，2014年海外投資達1160億美元，較十年前增長了近20倍，但是其中的很多投資項目，常常成為受資國政治動盪的犧牲品，這是有前車之鑒的。亞投行雖為商業化多邊銀行，不同於純粹的發展援助機構，能較好的保障項目的穩定性，但面對政治風險高，經濟透明度低的周邊國家，即使「不差錢」也應多做風險的評估，要考慮沿線國家的信用和時局，作出準確的判斷，量力而行，理性投資。特別需要提及的是，「一帶一路」建設應允許中國民間資本積極參與。迄今為止，中國海外投資有90%以上是國企，而民間資本卻徘徊於海外投資大門之外不得而入。中國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理應在「一帶一路」這項大事業中站有一個重要席位，中國政府應為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的參予提供積極服務和政策支持。

「四個全面」具有鮮明特色

在中共高層執政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還只是一個「子項」，高層的最大注意力，還得放在推動這「四個全面」上。「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是本屆中共高層執政的一個戰略整體，構成他們執政的一個鮮明特色，這就是：在全面實現小康目標的同時，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比較成熟和完備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使中共的執政地位更加鞏固，執政能力更加強大。一位參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設計的人士分析，這一代中共領導人要與毛澤東領導中共建政、鄧小平領導中共改革的政治脈絡接軌，完成領導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使命，在中共成立百年的2021年、也即這屆中共高層任期即將屆滿的那一年，奠定中共百年執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完善制度基礎。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是圍繞實現這個目標形成的，它標誌着新一屆中共高層在踏上執政舞台的第三個年頭，正式提出並擁有屬於自己的「執政綱領」。如果說「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有其超越他人之處的話，那麼可以說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為目的的「制度創新」，可能就是它最為突出的特點。可見，「四個全面」作為新一屆中共高層執政的總綱領、總方針，內涵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雄圖大志，蘊含中國發展的大契機。近期，中共高層為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落實，還會陸續採取一系列動作。

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居於核心地位、處於關鍵環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依托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經濟體制，創新先導、環境友好和品質效益並行的經濟發展方式，公平正義、共同富裕、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這一切都要「全面深化改革」來打造和提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所要開展的種種工作和所要採取的種種舉措，在很大程度上毋庸說都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內容，兩者間基本是重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提出的司法改革任務，在四中全會關於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中進行了細化並作了具體部署及安排，「推進依法治國」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全面從嚴治黨」的一大緊迫任務，就是當前開展的反腐鬥爭和同時進行的「健全反腐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為把權力真正關進「法治籠子」創造條件，而這些工作，也都是「全面深化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務。正是「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這樣一種地位和關鍵性作用，高層領導人在推進改革上不敢稍有放鬆和懈怠，對「中央深改組」的工作倍加關心，要求非常嚴格，不但對改革的大思路、大動作的形成和制定投入很大精力，對一些落實改革舉措的細節也不輕易放過。以改革為綱統領全域，高層領導人很有緊迫感。

高層領導人將今年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認為本屆中央的第一個五年任期已經過半，如若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如期展開並取得讓人民群眾能感受到的實效，「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勢必「踏空」，執政的局面就會變得相當嚴峻。本屆中央執政的成敗，今年必見分曉，「必須咬緊牙關抗住這道閘，讓改革闖過大關！」

觀察高層政治動向的人士指出，中國30多年來改革，基本上在保守、修補官僚集權的舊體制範圍內，靠發揮和鼓勵官僚的改革積極性，去改革舊的制度及體制。這種改革曾經取得過一段時間的極大成功，並將市場經濟體制引入到這個體制中來。但在如今當官僚集權體制將市場經濟扭曲成「權貴經濟」、官僚集團的特權利益固化、權力腐敗無孔不入之時，這種改革就很少有施展的空間和成功的機會了。

官僚集權制度在中國有悠久歷史，它曾是古代中國先進文明的一個構成要素，至今它還在一定條件下具有「正能量」。如果將中國的官僚集權體制分成「正能量」和「負能量」來觀察，將「打造秩序」、「完善管理」、「提高效率」和「保持穩定」稱之為它的「正能量」，將「攬權無度」、「恃權橫行」、「謀私自利」、「吞噬社會」、「滅絕創新」稱之為「負能量」，那麼可以說，如果有對官僚集權體制形成的制約限制，官僚集權體制在適合於它存在的範圍內就能發揮出它的「正能量」；反之，若對官僚集權體制無法形成一定的制約限制，而將一切權力都控制其下，它就只有「負能量」了。今天，如若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一年」將改革帶出困境，從政體改革、公民社會建設取徑，則很可能會走出一條寬廣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