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國真的尷尬

☉文/羊之杭

對自己的詩歌未見容於學院派，汪國真說，「人民說你是詩人，你就是詩人，不被人民承認你就什麼都不是。」這符合他一直以來貫徹的文藝觀：用「人民」來描述讀者，似乎隱含着對一個堅固的共同體的樂觀判斷。這份樂觀，來自他詩集的銷量，以及盜版。

4月26日，59歲的汪國真因肝癌晚期病逝於北京。內地文化界隨之掀起了一場關於其評價的討論。一方面，在上世紀90年代初，作為「轟動中國的詩歌王子」，他是年輕人尤其是青年學生中，知名度最高的詩人；另一方面，汪詩大都類似格言，用詞淺顯、語義明確——這使得汪詩自流行之日起，詩壇評價即褒少貶多。

讀者最多卻未被主流肯定

去年11月，筆者曾在廣州的世界華文文學大會上與汪國真先生有過一面之緣。彼時他尚不知道將患肝癌——在離我不到五米的台上神清氣爽地做主旨發言，大意是講華文作家可以借鑒中國古典詩詞中的一些創作方式，並借助音樂的形式，更好地推動華語詩歌的國際傳播……云云。

但當時筆者的注意力都在他身邊的嚴歌苓、陳若曦等海外作家身上——並未對他十幾分鐘的發言留意太多，甚至，沒有動過一下要採訪他的念頭。雖然他的名氣——準確地說是曾經的名氣——平心而論，是到場嘉賓裡最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或許，諸位媒體同行也和筆者的想法一樣，認為這個曾在1990年代紅遍中國大江南北的詩人早已「過時」——如今，閱讀汪國真在知識界甚至幾乎可以說是件令人羞於提及的體驗；即便是2013年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APEC峰會上引用了他那句「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之後，依然如此。

於是，在汪國真去世後，人們在互聯網上能搜索出來的對於這位詩人「最後的專訪」竟然來自《河南大學報》——一份校園媒體——在那場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後對他的訪問。而據主辦方介紹，當時到會的主流媒體多達數十家。現在想來，這個局面似乎非常準確而殘酷地反映了汪國真在中國文壇的尷尬地位：一個在新中國詩歌史上讀者最多、卻始終未能得到中國主流詩壇肯定的「詩人」。

「青春期酵母」

汪國真1956出生於北京，祖籍福建廈門，1982年畢業於暨南大學中文系。他最初進入公眾視野是在1988年。當年，年銷量百萬的《讀者》雜誌將他的詩歌《熱愛生命》載為刊首語，而後，他成為《遼寧青年》、《女友》、《知音》等雜誌的專欄作家。當年，這類青年雜誌發行量大，讀者遍布城鄉。

在1990年第一本詩集《年輕的潮》出版前，汪國真的詩早已在內地的中學生中間以手抄本的形式廣為流傳。當時央視《綜藝大觀》中，主持人倪萍曾採訪一名女「粉絲」，她製作的汪國真詩集手抄本甚至自製《夢幻出版社》刊號，足以反映汪國真在粉絲心目中的定位。有媒體評論，很多人如今懷念稱頌汪國真，折射出的可能不過是與之相依為命的自家青春——成都作家冉雲飛更以「青春期酵母」一詞來概括汪國真對那批讀者的影響。

其實，汪國真的詩歌得以出版，與這批讀者有直接關係。

1990年，學苑出版社的編輯孟光打電話找汪國真，說要給他出詩集，開出的條件是最高的稿酬（10行詩80元人民幣）、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裝幀。這對當時稿費只有幾元人民幣、還大量被退稿的汪國真來說，簡直是天上掉餡餅一樣的好事。驚喜之餘，他問，你是怎麼知道我的啊？孟光說自己的妻子是老師，有一天上課看到有學生在下面遞來遞去什麼東西，於是沒收物證並把「涉案同學」留堂，發現學生傳遞的正是「汪國真詩歌手抄本」，就問你們幾個都喜歡這個汪國真的詩啊？學生說，不只是我們幾個，所有同學都喜歡。妻子把這個信息告訴了在出版社工作的孟光，孟光做了進一步的市場調查後，迅速立項。《年輕的潮》以23天創紀錄的速度出版，並成為當年「十大暢銷書」——首印15萬冊，多次再版發行量超過60萬冊。

有媒體報道，當年王府井書店裡掛出「《汪國真詩集》未到貨，何時到貨不知道」的條子，汪國真若無其事又喜不自勝地裝普通讀者打聽，售貨員很不耐煩：「每天那麼多人問，哪能一一回答。」

但火速登頂後，1991年，「汪國真熱」即已退潮。他自己後來解釋，是因為參加了央視的主持人選拔賽，表現欠佳令粉絲失望之故：這位全中國青年的貼心人，看起來其貌不揚，身形普通，在現場採訪中反應呆板，甚至緊張到難以自圓其說。在當年獲得第一名的許戈輝看來，「大家期待他的出彩，他也受到了這種暗示的影響，但哪有那麼多七步成詩。」

「心靈雞湯」

然而，即便是正當紅時，汪國真的詩歌也從未得到過主流文壇的認可。當時有很多詩歌評論認為，他的詩歌「膚淺而單薄」，是「格言體」和「心靈雞湯」。

《詩刊》編輯朱先樹說：「汪國真寫的詩在中學生中影響較大，但詩歌圈子裡的人不太把他當回事兒。」詩評家耿占春則認為：「詩歌要探討情感、經驗更複雜的層面，不是一個青春期或者流行的社會化的情感。所以，汪國真的詩歌雖然為青年群體所需要，但詩歌界一直保持距離，可能不是有意的而是很自然的距離。」詩人歐陽江河則更加不留情面：「汪國真的寫作，對中國當代詩歌惟一的作用就是阻礙。我和汪國真對詩歌的判斷是徹底不同的，他認為是詩歌的那些東西中體現的所謂時代精神、那些表演性成分和精神勵志等，我認為是拼湊出來的『假詩』。」

從一出道起，汪國真在詩歌界遭遇的就是這種不屑的態度。有媒體披露在參加第二屆中國詩歌節時，汪國真一個人坐着，詩人們在他背後指指點點，權當笑談。

對自己的詩歌未見容於學院派，汪國真說，「人民說你是詩人，你就是詩人，不被人民承認你就什麼都不是。」這符合他一直以來貫徹的文藝觀：用「人民」來描述讀者，似乎隱含着對一個堅固的共同體的樂觀判斷。這份樂觀，來自他詩集的銷量，以及盜版。

多年來，汪國真常常以「被盜版」來解釋自己詩歌的生命力：「有的人說我的詩不深刻，不高雅，不純粹，但是我覺得事實勝於雄辯。我從1990年出版第一本詩集，一直盜版盜到2009年，我的詩整整被盜版了20年，我可以自信的說，我是中國詩人中唯一的詩集被盜版20年的詩人。」詩人大衛回憶，一次在牡丹江的活動，一位當地官員把他歷年所收集的汪國真詩集帶來求簽名，但汪國真發現，每一本都其實是盜版。「但他最後還是給盜版書都簽上了名。」大衛回憶，「他說自己很無奈，到每個地方都出現這種事；但又很得意地說一句：我是中國盜版最多的一個詩人。」

這也確是事實。詩人于堅認為，汪國真的出現恰逢其時，「在90年代那樣一個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年輕人知識有限，又希望有某種東西給他們勵志，當時這方面的東西少得可憐，講人生大道理那樣的書幾乎沒有。」于堅說，很多年輕人受到汪國真的影響，汪國真也必有他在那個時代的作用。

此外，有分析認為，汪詩的讀者多是70後，與構成80年代「詩歌狂潮」的50、60後相比，70後的人生經歷相對平緩、安定；汪詩鮮少有政治和時代的控訴，與70後的人生經歷比較吻合。當70後在80年代詩歌狂潮中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慰藉時，遂一頭紮進了汪國真的懷抱。

2013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APEC會議上引用了汪國真的詩句：「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在面對朋友的恭維時，汪國真反而很淡定：「可能是習總書記的秘書喜歡我的詩歌。他的秘書有可能是70後，正是我的詩歌紅的時候。」

再紅一次

在汪國真人生的最後歲月裡，他一手開拓了書法繪畫、寫歌譜曲、客串主持等業務。從去年開始，人們可以看到一個微胖的唐裝中年人出現在電視上，略帶緊張地當着書畫選秀、詩詞競技的主持人，不時背幾句似曾相識的詩。

其實，汪國真以詩出名之後沒多久，似乎就對寫詩失去了興趣。1993年起，為了給粉絲簽字時書法漂亮，他開始研習書法繪畫；沒想到，他的書法作品越來越得到青睞，請求題字的人越來越多。子罕言利，但汪國真字畫的明碼標價卻有案可稽。2009年，書法和國畫的潤筆分別是6千元（人民幣，下同）及1萬元每平方尺；2011年後，已經漲到2萬元和6萬元——2014年的一幅書法甚至拍出了23萬元。

為地方題詞和參加官方舉辦的活動，是汪國真與地方保持親密聯繫的另一種方式。現任中國文聯出版社編輯室主任洪燭說，有兩個人最受這類活動歡迎，一個是余光中，一個是汪國真。「常有主辦方點名要邀請他，有了他，感覺更權威、檔次更高。」汪國真解釋過自己何以備受青睞：「很多地方邀請我去給他們寫歌、題字，往往是政府出面。為什麼很多事情會找到我呢？因為這批人往往是我當年的讀者，雖然事過多年，他們現在在商界和政界開始掌權，但這個情結還在。」

但這個在商業社會遊刃有餘的汪國真，在朋友看來仍不令人生厭。即便接受媒體採訪時，稱自己現在更樂於被定義為書法家、作曲家，但當詩人大衛當面提出，汪國真在書法和音樂上的名氣「仍在吃詩歌的老本」時，他並沒有反對，「很自然地笑笑，表示默認了。」他本人很清楚這一點，甚至並不諱言，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的書法已經得到了官方、旅遊界、餐飲界、收藏界多個領域最高端品牌的認可，我覺得做到這個地步可以了。當然我很清楚，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的詩歌先被人認可，不然書法比我好的人很多。」

在與汪國真有過合作的電視編導陳紅波看來，汪國真在各領域內的積極嘗試，反映的是他內心對成功的渴望：「80年代他以詩歌獲得那麼高的關注，但對於80後、85後、90後而言，知道他的人越來越少，很可能只是聽過這個名字而已。作為一個比較好強，也比較有靈性的人來說，他後面所作的嘗試，可能就是一直在調整自己，讓自己處在大家能夠關注到的視野之內。」

為了被更多人「看到」，人生的最後階段，汪國真完全在扮演一個空中飛人。《青春在路上》是汪國真最新的一本書，該書責任編輯劉志宏是他這種生活的見證者。每次給汪國真寄送圖書樣稿時，劉志宏都得先打電話弄清楚汪國真在什麼地方，以便他能及時看稿。劉志宏曾問汪國真，你各方面都已經很成功了，為什麼還要這麼拼。汪國真告訴他：「不管多大歲數，也得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