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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障晚年生活有質量和尊嚴?(2015.8)

發布日期:2015-07-31

•	吳歷山醫生(右)、周伯展醫生(左)到香港亞洲電視《把酒當歌》節目接受主持劉瀾昌(中)訪問。

──吳歷山、周伯展於亞視節目《把酒當歌》錄

☉文/本刊記者

近日香港的安老院發生懷疑虐老事件,令社會再度關注長者安享晚年的問題。亞洲電視清談節目《把酒當歌》,邀請香江智滙主席吳歷山醫生和香港醫學會副會長周伯展醫生討論,提出問題癥結及解決方法。本文加插部份早前吳醫生在同一節目中,針對「預設醫療指示」的討論內容。

主持(劉瀾昌):各位朋友,今天節目很特別,請了兩位名醫擔任我們的嘉賓。一位是香港醫學會副會長周伯展醫生,另一位是香江智匯主席吳歷山醫生。今天我們討論的話題都是與香港每個家庭有切身關係,老年人問題。數據顯示未來香港每4個人便有一位超過60歲,步入老人社會,如何保障老人家晚年過得有尊嚴和質量呢?許多人都關心這問題。大家都知道,最近大埔有一家安老院,出現一件很不幸的事件。

周伯展(下稱「周」):大埔安老院的事件給我們幾方面啟示,重點是我們對老年人照顧不足。如何採用處理,可以分三方面,首先是監管問題,這是短期、可即時執行的辦法;中期來說,需要解決土地的問題,因為香港寸金尺土,百物騰貴;長遠來說,我們要解決教育的問題……

主持:我們先逐步討論,香港貴為國際大都會,為何仍會出現大埔安老院的問題呢?

香港有十分一長者稱曾受虐

吳歷山(下稱「吳」):其實虐老問題全世界都有,香港社會福利署2004年的統計,訪問了50760歲以上的長者,有11%表示曾經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香港的特點,第一,護老資源不足,工資高、租金貴,如果家中沒有能力照顧老人家,就要把他們送進安老院,但辦老人院租金已佔了一半,人工貴之餘也難以招請人手,更難提高服務質量,這是嚴重的挑戰,如果不解決的話,老人的生活質素會難以保障。安老院虐老問題,我認為私隱比較次要,其他更嚴重的還有語言虐待、身體虐待、精神虐待等等。

主持:在香港,我們的上一代,即現在七、八十歲的人士,他們沒有退休保障,積蓄也相對較少,這是香港特有的現象。周醫生,你剛才提到長遠要從教育方面着手。中國人的傳統「老吾老」,對老人家非常尊重,以前有大家庭,大家住在一起,年輕人照顧老人,這是當然的,報答長輩的照顧。但現在有各種原因,不能住在一起,為甚麼有這種景況?

周:一方面是香港人生活西方化,奉行小家庭制度,另方面,歸根究底,土地價格昂貴,大家怎能住在大屋呢?所以家人只能分開居住,年輕人要離開老人家自組家庭。除了剛才吳醫生提出的虐待老人的問題外,忽視老人都值得關注。

安老服務政府要監管、資助、教育

主持:根據香港的情況,有甚麼方法逐步解決,向好的方面發展?

吳:我覺得政府可以推行許多措施,包括大力整頓安老服務。剛才說到香港工資成本高,我曾向老人中心和安老院工作的人打聽,其實他們的工資很低。有些較低水平的私家護老院,他們實行兩班制,每班工作12小時,但工資每月不足一萬元。

周:而且這是屬於厭惡性工作。

吳:有些津助院舍,至今未安裝冷氣。你試想護理員要照顧老人家,又身處在炎熱的天氣,長時間在院舍工作,經營一間老人院要計算成本,工資很難提高,我認為政府應該大量津貼,如果護老院員工工資可大幅提升的話,相信質素會高很多。另外,在安老院舍招請人手困難的情況下,應該聘請外勞,相信很快解決問題。

周:不過這個問題要小心處理,社會先要有共識。

主持:如果一個社會比較富裕,政府比較有能力的話,可否帶頭興建老人院,把資源直接撥入院內呢?

周: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能夠解決所有民生問題,包括老人和醫療問題,所以必定要有民間團體參與。政府在立法、監管方面有直接的責任,當然津貼必須要提供,但安老院舍,應該是要發動更多民間力量去做。如果說到興建慈善性質的安老院,香港有許多富豪,也有許多土地。我剛去過李嘉誠先生興建的慈山寺,非常漂亮,他花了15億元建造。大家試想一下,如果地產商和富豪,捐出1020億元,用作照顧老人家,幫助是否很大呢?

吳:許多老人家跟我投訴,他們本來有意回內地養老,但一旦生病就求救無門。其實我們可以跟進這些配套服務,讓國內的有關機構和香港醫院協作經營老人院,可以解決許多問題。

提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識

主持:關於老人的生活,都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問題,包括現時經常提到的全民退休保障的問題、老人津貼問題,又涉及整個醫療系統的問題,政府應該成立專門機構,以表重視。

吳:這個問題,社會應該是很關心,特別是大埔護老院的事件之後。政府應該成立專責委員會,立竿見影地推出有力措施,解決即時、中期和長遠的問題。

周:其實現在已有一個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是梁智鴻醫生。我認為要釜底抽薪的解決方法,始終要依賴教育,讓小孩和成人明白甚麼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主持:吳醫生,我想問你,老人家如何才算是活得有尊嚴和質量,特別是晚年生活?

吳:首先他們要過有質素的生活,讓他們沒有痛苦及快樂地度過晚年。通常受虐待或者受不公平對待的,是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他們需要別人照顧,我所見到的大多是中風、腦退化、柏金遜等有認知和行動障礙的病人,和那些有身體殘疾的病人,這兩類人最容易受到不公平對待,生活質素也最差。香港社會應該對60-80歲人士進行幸福指數調查。我相信相比其他國家,香港的指數一定是偏低。我覺得晚年要活得有尊嚴和質量,正如我上次在《把酒當歌》節目說過的「預設醫療指示」也是很重要的。沒有「預設醫療指示」,一個人往往不能按自己的意願安詳地離開世界,相反會經受許多毫無意義的治療勉強維持生命,令他們經歷長時間的折磨和痛苦。

「預設醫療指示」避免無謂的治療和護理

主持:老人臨告別世界時,要與病魔作最後鬥爭,那時候可能沒有知覺,可以怎樣做?「預設醫療指示」,這是好的制度嗎?

周:這是好的。其實香港政府在2009年就此提出諮詢,當時我也在醫學會裡參與熱切討論,結論是這值得市民考慮。有人以為這等同「安樂死」,其實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安樂死」是主動促使一個人死亡,而「預設醫療指示」則是當你清醒的時候,你可以作出指示,這種指示只在三個情況下才會啟動:第一,不可逆轉的昏迷狀態;第二,末期癌症;第三,已經進入植物人的狀態。在此三種狀態下,可以根據病人在清醒時設定的「預設醫療指示」,不主動積極地搶救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病人。

吳:醫生行醫的守則是,第一要尊重病人意願。當病人不想接受治療,我們要尊重,第二要以病人的最佳利益作為依歸。如果病人沒有一早表達自己意願,屆時就要由家人和醫生來代作決定,那決定是非常困難。究竟是否繼續醫治,如果繼續醫治,病人可能要接受很大痛苦,而且可能毫無意義。而且往往是地位越高、條件越好、感情越深就越難死,受的折磨就越多越長。在舊時代,臨終老人能安詳躺在家中,親人在旁邊圍着,然後慢慢與他們告別離世,但現在這種情況很少見,病人通常第一時間被送進醫院,要盡所有力量,施行心臟按摩時,把肋骨也弄斷,用插管和呼吸機幫助呼吸,又用強心針等等,這樣才算盡了責任,醫生也覺得有所交代,其實許多都是無謂,病人要承受許多痛苦。

主持:這又牽涉到很關鍵的問題,如病人很難作出判斷,甚麼時候做甚麼事情,因為這涉及到很專業的知識。

應盡早立法造福病人

周:首先,「預設醫療指示」必須是病人清醒的狀況下作出,這狀態醫生可以證實。第二,需要一位證人,要與病人的遺產等利益沒有關係的人,證明當時病人狀態是清醒的情況下作出指示。

主持:需要到律師樓辦理嗎?

周:不一定要,只需符合以上兩個條件就可以了。問題是當病人正式進入昏迷狀態,有時候家人會有爭拗,所以需要社會進一步討論,法律上也要有所規定,尊重病人的意願。但我們醫生會出現一個矛盾的情況,正如剛才吳醫生說過,第一,我們要搶救生命,我們不主張安樂死;第二,要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有時候矛盾的處境是,一個很簡單的情況,某宗教規定不能輸血,病人反對輸血,不接受輸血,但輸血能拯救他的生命。如果醫生事先知道,病人的「預設醫療指示」指明不接受輸血,是否應該尊重他?如果醫生不知有此事,見他在流血就為他止血和輸血,輸血後的醫療責任,甚至法律上的責任,誰來負?立法者以至法庭都應該釐定給醫生,否則醫生會站在兩面為難的狀態。

主持:即是說要先立法,因為情況太複雜,會出現許多情況,處理不好會引起爭拗。香港在立法事宜上,是否已提上議事日程嗎?

吳:據我所知,香港大概十年前已提出諮詢文件,但2009年決定暫時不討論和不立法。香港在這方面非常落後,比起新加坡、台灣,以及其他先進國家,他們很早就已經立法,已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就是在「預設醫療指示」下才能如此安詳地沒有痛苦地離開世界,他要求連胃管都不插。另外,美國總統列根、克林頓夫婦、「光纖之父」高錕夫婦,都一早定立了「預設醫療指示」。我認為不要等到病重時才設定「預設醫療指示」,因為那時候應該趕不及了,你不知道疾病甚麼時候到來,疾病一來,你就可能不再清醒。另外必須補充一點,病人簽訂「預設醫療指示」後是可以反悔的。你可以取消,也可以更改,表格也不同的選擇。

主持:看來這個問題應該要放上議事日程,大家好好討論,好讓問題可以預先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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