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昌茂

十三·五期間，中國的戰略機遇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併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十三·五規劃若能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明確提出相對應的、既有利於中國也有助於全球走出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並穩步加以實施，中國的發展面貌就不是一個建成小康社會就可以描述。所以，十三·五規劃具有劃時代意義，是一個中國能不能再抓住一次大的歷史機遇、再實現一次大的歷史跨越的大動作。

按照老規矩，每年7月中旬到8月上旬，都是中共高層人士到北戴河休假並兼帶議事、磋商、舉行小型非正式會議的「北戴河時間」。在此期間，「休假」的高層人士之間以「民主集中制」的「個別醞釀」名義在重大決策前頻繁進行個人間交往而不必過多忌諱，中央辦事機構要派出專門工作班子到北戴河辦公，中央重要報刊要安排專送北戴河的份額，官方主要媒體要配備隨時報道北戴河重要消息的採訪小組，中央重要會議的準備工作及工作班子要遷到北戴河進行——以備中央領導人士隨時召見，北戴河的「安全保衛」級別上升至「最高級」。

今年北戴河會很熱鬧。在中央高層人士正式進入北戴河休假、辦公之前，中央政治局將就本年度經濟工作和制定「十三·五規劃」事宜等議題舉行一次會議，在此會議上，還將確定今年中央全會召開的具體時間和主要議題。

如何協調「穩增長」與「促改革」

在北戴河，決策高層的一個主要議題非經濟問題莫屬。這一屆中共高層執政已近三年，他們登上政治舞台一開始就遭遇的經濟下行壓力依然沒有緩解，而且還有繼續加大的趨向。今年增長能不能做到「保七」，許多判斷表示悲觀，經濟預期相當消極。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協調平衡「穩增長」和「促改革」這對關係，難度非常大。官方諮詢機構的人士分析，年初決策層的執政「設計」比較樂觀，認為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可為經濟改革、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讓出空間，「改革紅利」和經濟效益提升可以填補經濟增長下行造成的財政和金融虧空，先進的生產力可以替代落後產能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穩增長」和「促改革」完全是一個相互補充促進的統一體，不存在矛盾和衝突，「促改革」就是為「穩增長」開拓新道路，而「穩增長」則是為「促改革」提供動力。

然而事與願違，改革沒有像預想的那樣開展順利，「紅利」沒有如期產出，新的經濟增長點沒有形成，反倒是經濟增長速度快速下滑，企業利潤大幅下降。改革未曾見功，要「穩增長」必走舊路，「政府主導」、「貨幣擴張」、「投資驅動」、「項目帶動」、「國企為主」等等就會相率而來，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會對抗和擠壓調結構、轉方式的改革舉措，最終則仍然脫不出經濟下行的軌道，滑入經濟不可持續的陷阱、泥潭。「促改革」不能達致預期效果故而被「穩增長」所棄，「穩增長」為能在短期見效只能沿用傳統增長方式和體制故而被「促改革」所避。所以，決策層就面對一個兩難選擇：要麼放棄「穩增長」，集中精力將改革堅持到底直至產出改革的最大「紅利」；要麼暫緩「促改革」，仍舊沿用傳統方式「促增長」。然而，執政層卻不能對此有所偏廢，必須「統籌兼顧」。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就是在「促改革」和「穩增長」這兩條無法交叉、重合和協調的坎坷道路上顛簸跳蕩，忽而「穩增長」急急如律令，忽而「促改革」迫不及待，結果哪一面都難接近理想目標。

「穩增長」與「促改革」不能形成相互促進、補充的那樣一種有利局面，關鍵在於「促改革」遇到了無法破解、克服的麻煩和障礙。實際上，「促改革」與「穩增長」有兩個重要的「結合點」：一是「去產能」，二是「增福利」。近些年來在「政府主導、投資拉動」增長模式下形成了大量過剩產能。淘汰這些過剩產能，既可提高資金使用效益，又可重構供求關係刺激價格回升，遏制整個工業行業利潤水平下降趨勢，從而為「穩增長」提供有力支撐。而「增福利」，就是改善民生，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和醫療、教育、住房、環境等公共福利水平，從而提升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使消費長期落後於投資和生產這一個中國經濟最大的結構失衡得到較大改善，為「穩增長」開闢出廣闊的市場空間。可以說，這兩個「點」，既會產生出推動「穩增長」的強大動力，更是「促改革」的關鍵着力點，如若在這兩處推進和深化改革並取得成效，中國經濟現在的局面肯定會大不一樣。

改革的障礙存於兩個關鍵部位

然而，改革的巨大障礙恰恰也就在這兩個關鍵部位存在：

一是國有企業。當下中國存在的巨大過剩產能，主要集中在煤炭、石油、石化、鋼鐵、鐵礦石等等大行業裡，而且絕大多數都為那些政府介入較深、干預較多、給予優惠政策較多、利益關聯度較高的大型國有企業所擁有。「去產能」勢必要對這些國有企業進行包括減產、產權置換和轉變、實行政企分開以及民營化等等內容的諸項改革，然而如此一來，就會直接觸動與這些企業緊密相關的政府及其黨政官員的切身利益，不要說推進其他方面的改革，僅僅讓這些國有企業減產，淘汰其過剩產能，因其減少當地政府的GDP和財稅收入，就會引起他們的強烈反對和抵制。為維護自身利益，黨政官員寧願擱置更有利於「穩增長」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去產能」改革，也要堅持政府主導、國企擁有並「做大做強」其產能的「穩增長」。現在看，「促改革」尚未克服、跨越這個巨大障礙。更有意味的是，黨政官員把保護與自身利益相聯繫的「過剩產能」當作「穩增長」的籌碼，而擁有這些過剩產能的大型國企的改革也就發生了扭曲和變形。

「促改革」撞上的第二大障礙是分配制度。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三十多年，但同時也發生了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社會衝突加劇，兩極分化愈趨嚴重等情況，出現了權貴集團和嚴重腐敗現象；與此相聯繫，社會普通民眾收入水平長期低於經濟增長水平，居民收入長期少於政府和企業收入，消費佔比長期低於投資佔比，故而造成經濟結構失衡，包括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失衡，使經濟增長越來越乏力以至走入持續下行的軌道。造成這樣一種狀況，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難辭其咎，而改革這種分配制度，則不但是改變中國經濟結構失衡、扭轉中國經濟下行趨勢的一大關鍵步驟，而且對緩解和協調中國社會各種趨向緊張對立的利益關係也有非同尋常的重大意義。然而收入分配制度裡存在着這個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中最複雜、最要害也最敏感的權力及利益神經，它也最集中、充分地體現着中國社會權力特徵、利益固化的弊端，所以觸動和改革分配制度的政治風險相當高，如果沒有政體改革的配合和跟進，很難啟動這項改革。

本世紀初，前一代執政高層上任伊始就承諾進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但在任期即將結束時才拿出一個無人負責投入實施的方案來。不過知情者稱，他們的確想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圖扭轉當時已經出現的社會公正公平缺失、貧富分化愈趨嚴重的狀況，但是不敢觸及執政權力不受監督制約、過於集中強橫的體制弊端，不敢碰撞已在黨政官員階層中形成的、帶有家族和幫派性質的利益集團及其利益，所以他們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只能無功而返。

新一屆執政高層非常重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中專有「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設計，其「實現公正公平」的旨向可讚，在社保、薪酬、財稅等關涉收入分配的重要領域也已啟動改革進程並取得進展。然而收入分配改革的動作幅度還不大，離它理應發揮的效用尚有很大差距。現在，決策層似乎尚未充分認識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與改變中國經濟結構失衡、扭轉中國經濟下行趨勢之間存在的那種內在的相互補充促進的關係，也未做好全力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充分準備。在相當高的權力階層裡，對「福利社會」喪失發展動力、拖累經濟發展的擔擾和防範，遠遠超過對社會公平正義缺失、貧富分化拉大、權貴勢力「做大」造成社會動盪經濟衰退的防範和糾正。這種執政意識，與中國社會大眾公共福利、社保、收入和消費水平普遍低下情況下向執政者提出的訴求相比，可謂相差甚遠。我們已是中等收入國家了，勞動者工資就應該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中國現在的經濟下行，其實是消費——投資這一基本經濟結構失衡的表現。增長乏力是因為供需不平衡，產能過剩，需求不足，東西賣不出去，這個情況光靠投資拉動、投放貨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不從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變現行收入分配格局上尋求出路是改變不了的。

另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能不涉及改善政府支出結構這個「關鍵環節」。為決策層提供諮詢的人士指出，現在廣義的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佔了GDP的三分之一，這包括財政、賣地、國有資本、社保基金收入等。這些錢怎麼用、用在什麼地方等等，對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公正公平的實現至關重要，但卻完全由政府官員「自便」，且公開透明度極低。首先是政府投資過多，財政收入中一年有2萬多億元直接用於投資，其他政府性基金也主要用於投資，再綑上銀行貸款，政府投資一年十幾萬億元。這麼大規模的投資，並非都是必要的，很大部份是浪費的，而且伴生大量腐敗，更加劇產能過剩，權力在此極為「任性」。其次就是行政支出過多。按財政部粗略計算，政府各項行政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約佔四分之一，比發達國家高了十幾個百分點。所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個核心問題，就在於改善政府支出結構。然而唯其如此，這要對政府「削權、限利」，難度陡增，非收入分配上作些個「小動作」所能勝任。綜上所述，要將「穩增長」和「促改革」結合成一個相互補充促進的執政行為整體，在「增福利」這個關鍵節點上同樣存在不易克服的大障礙。

執政高層的「北戴河時間」之前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經濟問題商定下半年的政策走向，如何在「穩增長」與「促改革」的結合上對所關涉的諸項問題作出選擇和決斷，非常值得關注。進入「北戴河時間」後，高層人士也不會放下這個話題，特別是7月初中國股市發生決策高層所最不願看到的大波動並引起社會心理狀態的極大震盪，經濟下行壓力陡然增大並向更大範圍擴散「負能量」，經濟問題影響執政的份量加重，中共領導人肯定會持續加大對經濟諸熱點問題的關注，直接介入解決經濟問題的程度也會加深。

中共領導人身邊的智囊人士曾直接向上進言：「在經濟發生危機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它們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運氣決定。但事實並非如此。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入危機狀態，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循環。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下行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當前特別需要重視和防範那些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的『意外事件』，它會引發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從而將危機推向更大的災難。」中共領導人對待和處理當下的經濟問題，不敢輕視經濟下行中發生的任何異常現象，秉持的就是這種「高度戒備」姿態。這也可視為是中共十八大之後國家成立和加強「國家安全」的一個重要背景。

十三·五規劃具相當特殊意義

中央政治局除去討論經濟問題之外，還有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制定十三·五規劃」。制定十三·五規劃是中共領導人親自領導操作的，從去年初就開始投入大量精力進行準備，組織人馬開展相關研究和討論，並赴國內各地視察調研。作為中共領導人親自參與一個類似常規性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的制定工作，這在前任那裡是很罕見的。

參與規劃制定的人士分析，中共領導人重視和親自參與十三·五規劃，自有其重要原因，因為十三·五規劃的制定和實施，正是中國所處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生重大變化、中國社會經濟實現發輾轉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時期，它制定和實施的結果如何，對於中國和世界的文明進步和發展都具有相當特殊和非凡的意義。

單從經濟上看，中國「十二、五」期間其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中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製造中心。十三·五期間，全球將進入總需求不足和去槓桿化的漫長過程，中國的戰略機遇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併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十三·五規劃若能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抓住中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點，明確提出相對應的、既有利於中國也有助於全球走出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並穩步加以實施，中國的發展面貌就不是一個建成小康社會就可以描述的了。所以，十三·五規劃的制定具有劃時代意義，是一個中國能不能再抓住一次大的歷史機遇、再實現一次大的歷史跨越的大動作，中共領導人理應站在這件大事的前例。

這位人士透露，中共領導人對十三·五規劃提出許多重要構想，要求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多個方面取得突破，力求實現7個目標，即：保持較高（中高）經濟增速；調整經濟結構、實現創新驅動；加快農業現代化；改革體制機制；區域協調發展；生態環保；扶貧與改善民生。

中共領導人特別強調的是兩個「突破」：一是體制機制的改革突破，真正實現「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主導作用」，以此帶動經濟增長由舊模式向新模式轉型，讓消費、服務和創新取代製造業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引擎。二是要在扶貧取得突破。中共領導人指出，扶貧的體制機制要進行大改革，不能再複製、沿用那套本身就製造貧富分化、滋生腐敗和削弱扶貧工作的體制機制了，十三·五期間能否達到扶貧目標，最大限度地減少貧困，關鍵就在這裡。現在十三·五規模的草案已經擬就，中央政治局會議要對其進行討論和修改；晚些時候，這個規劃草案要提交今年11月前後召開的中共五中全會討論通過，成為明年提交全國人大會議審議的正式文本。「北戴河時間」裡，十三·五規劃也會是中共領導人與其他高層人士進行交流和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