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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與香港歷史機遇(2015.9)

發布日期:2015-08-31


☉文/柳蘇


「一帶一路」戰略為香港帶來歷史性發展機遇,將帶領香港未來30年至50年的發展。來自香港內部反對兩地融合的本土主義與「港獨」勢力,令香港抓住「一帶一路」發展機遇遭到阻礙,香港的發展機遇能否有效把握,決定於全社會的主流意志是否堅定。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針對外國記者提出的「中方如何看待有人將『一帶一路』比作『馬歇爾計劃』」的問題,外交部長王毅指出:「一帶一路」比「馬歇爾計劃」既古老得多,又年輕得多,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五通三同」創造共贏


在二戰結束後的特殊歷史時期,「馬歇爾計劃」對穩定歐洲局勢、恢復歐洲經濟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其背後滲透的美國霸權圖謀是顯而易見的。「一帶一路」無冷戰背景和意識形態色彩,本質上是有關國家共同合作的平台,是中國提供給國際社會的公共產品,強調「共商、共建、共用」原則,倡導新型國際關係準則和21世紀地區合作模式。


作為古老的古絲綢之路的現代復興,「一帶一路」是開放的、包容的,它繼承和弘揚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歡迎世界各國和國際、地區組織積極參與;作為國際合作倡議,「一帶一路」是在後金融危機時代,作為世界經濟增長重要推動力量的中國,將自身的產能優勢、技術與資金優勢、發展經驗轉化為市場與合作優勢的結果,是中國推進全方位開放的結果。


「一帶一路」的核心是「五通三同」,以「五通」為路徑,達「三同」目標。「三同」是利益、命運和責任共同體。「五通」是政策相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香港在上述五大領域,都具備區位、人脈和制度「三位一體」的優勢。「五通三同」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也缺一不可,主要的目標,就是「創造共贏」。


須放棄「積極不干預」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810日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香港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尤其是近年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和創意競爭,因此特區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有必要放棄沿用多年、但已感落伍的積極不干預思維,改為適度有為、引導配合,並且必須抓緊機遇,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部署中更好扮演「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積極不干預政策是上世紀80年代的產物,由港英時代的財政司夏鼎基提出,又經後任財政司郭伯偉推動。但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落伍,特區政府要提供經濟和法律環境,鼓勵協調各行各業尤其是技術進步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建立「一國兩制」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新思維。


梁振英表示:「我在參選行政長官的時候就提出『適度有為』的概念,而香港社會各界現在也認同。我提出這一新概念,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競爭對手的政府在經濟民生方面都十分積極。」梁振英認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潛力很大,既有「一國」的優勢,也有「兩制」的優勢,這是香港需要思考的問題。他表示,香港要和其他地方競爭,不得不考慮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梁振英經常強調香港這個地方是一個超級聯繫人,用英語來說這是super-connector,這個獨特的功能,也可以在「一帶一路」這個大戰略的實施期間,可以繼續用下去、走下去。梁振英713日訪京與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會面,討論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張業遂表示外交部會繼續支持香港擔任超級聯繫人, 希望在香港對外交往合作方面給予積極支持。


政商界認同梁振英對港定位


對梁振英提出的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香港政商界人士均表認同。經濟學家關焯照認為,「一帶一路」將加強及加快區域之間的融合,香港以服務業為主,可在金融及貿易領域上發揮,並且爭取商機如吸引有關企業、項目藉香港作集資平台,甚至吸引他們來港上市。由於「一帶一路」將以基建先行,發展基建項目十分需要資金,香港屆時可爭取成為融資平台。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王春新相信,香港在「一帶一路」中將可扮演5種角色,包括投資和管理、融資和上市、內地企業向外拓展的中介和橋樑、提供專業服務及加快人民幣國際化。


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則指,東盟十國整體是香港第二大貨物交易夥伴及第四大服務交易夥伴,並已吸引逾4000間跨國企業在港設總部或辦事處,故可為內地企業與海外作接軌,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時,防範投資風險等,香港亦可助建成為亞洲人民幣債券市場。


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出,「一帶一路」戰略為香港帶來龐大發展機遇,是「一生一次」的難得機遇,香港的支柱行業包括物流、貿易、金融、旅遊等將從中獲益,帶領香港未來30年至50年的發展。他強調,香港具有「一國兩制」帶來的獨特優勢,既享受與中國內地緊密合作的關係,而作為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又廣泛與全球市場相連,「這些優勢讓香港成了中國內地市場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連接的門戶」。


香港不能單打獨鬥


香港擔當超級聯繫人角色,也不能單打獨鬥。在「一帶一路」戰略規劃下,粵港澳合作被賦予新的目標。今年3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下稱《行動》)提出:「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此前,在泛珠三角「9+2」的合作框架下,關於粵港澳合作的戰略目標並未明確,而前海、橫琴和南沙等開放平台承擔的,是建設「粵港澳合作示範區」的任務;2012年,在粵港澳合力下,三方協同並發布了建設「粵港澳優質生活圈」的願景。此次在國家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下,《行動》明確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的目標,又將粵港澳合作的內涵推進一個更高的層級。


粵港澳大灣區把廣州、深圳、香港等城市包括在內,將產業、物流、科技、金融和貿易等資源高度集聚,輻射半徑包含了東南亞國家、長江以南城市及台灣地區。這一灣區所在緯度自然條件好、地理範圍適中,最適合打造世界級灣區,比如同一緯度上就有東京灣、三藩市灣等世界級灣區。


打造粵港澳灣區是珠三角區域合作的發展方向,灣區具有獨特的空間組織結構,與海洋和開放有着天然的聯繫,容易集聚經濟要素進而形成相關產業體系,是世界經濟和財富最集中的地區。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區域,正是大珠三角的城市群。由此,粵港之間在城市群中的分工合作,以及形成的空間一體化和功能一體化,是其向廣東東西海岸輻射,可組成海上絲綢之路的延伸連線、連片節點的關鍵。


事實上,香港憑藉着100多年積澱的對外經濟聯繫和網絡,在「一帶一路」中的作用不可忽視。粵港之間只有聯手,才能真正完成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後,香港有望突破溝通內地和海外的橋樑角色,而能切實成為參與者。香港的航運、物流、服務業方面,可以通過「廣東+香港」模式借「一帶一路」拓東南亞市場,同時還能以「香港+東南亞」模式,聯手海外企業拓內地市場,可謂左右逢源。


自由行抵銷超級聯繫人角色


近年來,自由行的急劇擴張,把香港自由港的經濟功能放大到極致,結果是香港成為了內地的「大賣場」。但是這種由大賣場引致的跨境流動,是最為初級的跨境商品流動,而非區域經濟合作所需的要素、資源流動。從根本上看,自由行建基於香港傳統的自由港優勢,其內涵是自由港所具有的商品價差的制度套利效應。隨之而產生的水貨,是自由港上述效應如影隨形而衍生的一種灰色經濟活動。由此可見,自由行的弊端,不能使香港對內地的經濟功能全面提升,反而是150多年前就具備的、最為傳統的「賣場功能」無限放大,同時也放大了衍生的水貨活動,抵銷了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


自由行在政治上的弊端,是對兩地社會經濟融合帶來負面影響。2003年自由行政策實施,對當時遭逢SARS重挫的香港經濟產生起死回生作用,也是內地一項重大的惠港措施,自由行給香港帶來巨大財富,不僅造福旅遊業,增加就業,各行各業多多少少同樣受惠,香港經濟能迅速複元並長期保持高速發展,自由行功不可沒。但時至今日,由於人流過逼,自由行弊端顯現,其對港不利影響部份凸顯,如商舖租金上升迫遷小店帶來不便、節假日人頭湧湧敗壞出行和購物興致、交通擠迫、香港空間變得狹小、嘈雜等。而搶學位、抬高物價、搶奶粉及日用品而引起的衝突事件與日俱增,更影響到港人日常生活及消費,引起諸多不滿之聲。


香港從來沒有停止融入大陸,中央也從來沒有停止支持香港,只是回歸逾18年來,這種融合必須升級和更加深入,不能也不必停留在自由行的淺層次上。在「後自由行」時代,香港不能僅僅接受內地經濟「輸血」,而是要發揮自身的專業和人才優勢,為內地的開放和國際化提供助力,也在此過程中挖掘自身更強大的內生動力。「一帶一路」帶給香港的歷史機遇,正是在「後自由行」時代擔當超級聯繫人角色。


香港遇到的阻礙


香港在抓住「一帶一路」歷史機遇遇到的阻礙,來自香港內部反對兩地融合的本土主義與「港獨」勢力。


香港反對派一直堅持隔離兩地的「港獨」思維,從陳方安生提出「小心邊界模糊」,到公民黨誣衊「十二五」規劃是「香港『被規劃』」;從反對派造謠指高鐵是「中共希望藉高鐵來統戰香港」和「加速香港內地化」,到「港獨」分子誣衊「自由行」是「中國加快對香港殖民統治」,都顯示反對派的「港獨」傾向。這種「港獨」傾向,或打着「反被規劃」、「反被吞併」幌子,狙擊港珠澳大橋和高鐵,或打着「本土意識」、「集體回憶」、「保衛家園」的幌子,發起「反菜園村清拆」、「反竹園村清拆」。特別是香港激進本土派與「港獨」勢力利用自由行特別是水貨問題,辱罵驅趕內地旅客,圍堵商舖並衝擊警方,挑動兩地民眾互相仇恨情緒,激化兩地矛盾,散播仇視抗拒內地言論,抵制兩地融合歷史趨勢,企圖讓香港回歸的歷史車輪倒轉。


在激進本土派與「港獨」勢力策動「去中國化」的許多行動中,搞事者揮舞港英旗幟,叫囂「反共反赤」、「擋住香港赤化」、「反中殖」、「香港要獨立」等「港獨」口號。激進本土派與「港獨」勢力策動「去中國化」,發展到誣衊、攻擊和反對中央「挺港」政策與兩地交往合作,凡是有關中央「挺港」與兩地合作的政策、措施和發展項目,都可能被以「去中國化」的「緊箍咒」進行破壞、叫停或推翻,這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對解決香港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不僅形成了嚴重的束縛和阻遏,而且對香港抓住「一帶一路」歷史機遇形成了最大的阻礙。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在過去並沒有多少人反對,新一屆政府重新以「區域融合」、「深港融合」之名,重提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反對派對計劃扣上「割地賣港」、「富豪雙非城」、「深圳後花園」、「香港被規劃」等大帽子。在激進反對派「割地賣港」的壓力下,當局只是說新界東北規劃是為了滿足市民住房需要,開拓新發展區域,減輕人口壓力,卻強調不存在深港融合,與珠三角發展無關,這似乎是屈從於「去中國化」的壓力。


香港反對派之所以反對兩地融合,不希望香港社會向上流動的管道和機會擴闊增多,目的就是要將香港青少年壅塞在人生困境之中,以激發他們的偏激情緒,培育「憤青」產生的土壤,使他們成為反對派的最大票倉,為反對派爭奪香港管治權奠定社會基礎。


不能姑息「拉布」行為


香港踏入後政改時期,香港市民都期望社會能夠擺脫政爭的泥沼,聚焦於經濟民生之上。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反對派依然對抗「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貫徹落實,一方面大肆造謠特首梁振英要被問責下台,企圖打擊行政長官梁振英和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另一方面進行「不合作運動」,不斷「拉布」阻礙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梁振英79日出席立法會本立法年度最後一次答問大會時指,我們對香港經濟面臨的風險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以為經濟繁榮是必然,不能蹉跎歲月。他提出,香港必須上下一心,發展經濟,把握「一帶一路」及亞投行等機遇,更重要是減少內部阻力,放下無休無止、議而不決爭拗。梁振英又批評反對派持續「拉布」,後果是拖慢社會和經濟發展,如成立創新及科技局便因此被拖延了三年。他強調, 「任何政府都不能受制於少數議員『拉布』行為,任何社會都不能姑息『拉布』行為」。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既配合「一帶一路」戰略,也是發展香港產業轉型升級,改善民生的大局利益所在。反對派一而再、再而三地「拉死」創科局,令創新科技發展滯後,青年人缺乏利用創意及科技向上發展的機會,陷入「向下流」的困境,只能從事前景不明朗、薪金較低的工作,變相令學歷貶值。這樣做不單會影響社會流動性,更觸發社會發展不穩。反對派的最終目的,是要阻遏香港整體經濟發展,令民生改善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企圖以此引發民怨再轉嫁給特區政府,用心非常險惡。


香港抓住「一帶一路」歷史機遇,決不能因為少數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拉布」而躑躅難行。當香港社會整體利益被幾個議員劫持的時候,首先是全體立法會議員包括主席必須履行好職責,果斷制止個別議員的濫權行徑;整個社會也要向少數濫權者說不,不能任由幾個議會無賴胡作非為損害市民福祉。香港的發展機遇能否有效把握,決定於全社會的主流意志是否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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