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史

梁振英上任以後提出的「適度有為」政策，一定程度上借鑒了「積極不干預」的論述：「在市場可以發揮優勢的時候，政府不應干預，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平台。但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未來，港府更可在三方面「適度有為。」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重要的理念問題。」8月底，特首梁振英發表千字長文，就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對「適度有為」經濟政策的批評進行反駁。

究竟是沿用自上世紀70年代而始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還是堅持特區政府的「適度有為」方針，這是近期香港經濟政策的焦點，亦可能影響經濟政策的未來走向。由於辯論涉及建制派兩大派別，爭論所可能引發的風波則更受社會關注。

從「完全不干預」到「積極不干預」

香港自由經濟的傳統可追溯至上世紀60年代，在此之前，香港一直未確立系統的經濟政策，直到「哈耶克主義者」郭伯偉1961年接任財政司。郭伯偉大力推行經濟「自由放任政策」，1971年他退休時，香港人均收入比10年前增長50%，政府儲備增加近10倍，對外出口以每年40%的幅度增長。自由放任政策因此被稱之為香港經濟奇跡的「奠基石」。隨着香港經濟體量增大，經濟活動越發複雜，股市欺詐和操縱、住房、交通等等問題頻頻顯現，要求政府加強經濟管理的呼聲隨之而生。接替郭伯偉的夏鼎基提出了「積極不干預」的政策。即「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相反，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然後才作出積極的決定」。此後，港英政府開始有限度介入經濟，土地政策是其中最典型的個例。「積極不干預」並非是對郭伯偉的顛覆，恰恰相反，這一政策基本延續了郭伯偉的「自由放任主義」，政府依然以最低限度介入經濟。

然而，從80年代開始，港英政府開始越來越多地介入香港經濟管理。1987年全球股災，港英政府動用20億港元救市，隨後還頒布了旨在加強對銀行業監管的新銀行條例；政府同時加強對工業的扶助，包括成立香港設計革新有限公司、香港塑膠技術中心，並在將軍澳開闢第三工業村等等。80年代及其之後的香港經濟已經越發開始重視政府的力量，蓋因於「積極不干預」政策本身的問題開始顯現：

所謂「積極不干預」，一般是當市場出現不可測因素而影響經濟正常發展時，政府方才着手進行干預，實踐中往往是在不可測因素發生之後才採取被動回應的補救措施。但當香港經濟達到一定規模後，如果任由不可測因素發生後再介入經濟，香港經濟就可能在補救措施生效前就毀於一旦。

另外，隨着經濟長期不干預地發展，香港的經濟結構出現畸形趨勢，民生問題凸顯，更需要政府出現在市場的前方。

97之後，特區政府基本不再提及「積極不干預」，港府亦曾實施過比較重要的政府干預手段，比如董建華的「八萬五建屋計劃」與「數碼港」計劃等，篤信自由經濟的曾蔭權還曾在97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力主政府入市狙擊「大鱷」。

學者：不妨寬容對經濟政策的調整

梁振英上任以後提出的「適度有為」政策，一定程度上借鑒了「積極不干預」的論述：「在市場可以發揮優勢的時候，政府不應干預，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平台。但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適度有為」是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的：一是市場並非是萬能的。無論是公共服務，還是準公共產品，諸如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建設等，都需要政府引導；二是當經濟需要轉型或者遇到經濟危機時，政府有充足的干預理由，避免經濟走向衰退；三是當經濟發生結構性問題的時候，比如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政府應該對經濟進行主動調整。

「需要注意的是，『適度有為』不改變特區的市場經濟制度。它只涉及經濟結構和市場失效的問題。『適度』的含義也並不是政府全面干預，而是政府在需要作出決定的時候，對經濟政策進行一定層面的調整。」郭萬達說。

「一項經濟政策的實行並不必然是一成不變的。當下，香港面臨的國際、周邊競爭壓力加大，內部在過去幾年圍繞政改進行的政治博弈也耽擱了不少經濟、民生事務的投入。我認為香港社會不妨寬容一下政府對『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調整。」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張建說。

港府仍有三方面可為

如果「適度有為」政策能夠堅守「解決市場失效問題」的底線，想必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可。但接下來，如何「有為」則涉及政府管治能力的問題──實際上，社會對「適度有為」的批評亦主要集中於對政府若干政策的檢討，尤以「限奶令」以及「雙辣招」為先。

提高特區政府管治能力是當務之急。簡單說，某一政策是否僅是權宜之計、特區政府有無問題解決的長期規劃，如是問題有必要向社會解釋。不過，當下特區政府的具體施政手段儘管存在爭議，但亦非「適度有為」方針本身的問題。在香港產業空心化、結構單一化問題越發嚴重的背景下，政府對經濟的適度引導有其必要性。

未來，港府更可在三方面「適度有為」：其一是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從世界各地區經驗來看，發展創新科技離不開政府支持，例如矽谷的興起就與美國軍方的訂單密不可分。對此，政府一方面應加大對創新科技的研發支持，另一方面也應着手對公務員系統內部行政架構進行調整，例如使創科局發揮效力；

其二是進一步調整土地政策。土地問題是香港民生問題的最大難點，在增加樓宇與土地供應、穩定供求、加快工程建設速度方面，政府應有科學及長遠規劃；

其三是加強與內地的合作。毫無疑問，與中央政府與內地政府溝通，港府責無旁貸。

這其中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第一，如果政府加大「有為」力度，可能給「量入為出」的理財理念帶來影響，這一已延續半個世紀的理念是否有必要調整，值得研究；

第二，必須明確的是，政府施政必然難以令社會所有階層百分之百滿意。但公共政策的出發點永遠是考慮社會大多數人利益。對於建制派不同團體來說，不因政策的分歧而發生分裂，這一原則更有強調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