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史

北京或許期冀以「交朋友」為標誌的統戰工作可為對港管治打開新的局面，至少通過深入瞭解社會各階層的實際想法，為日後治港政策的出台提供參考，同時為緩和社會對北京的對立情緒打下基礎。有學者建議，若要增進對港統戰的有效性，有兩個階層不容忽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10月5日到訪香港。由於當天前特首曾蔭權被檢控一案轟動全城，孫春蘭在港的不足48小時反而在低調中度過。

孫春蘭是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罕見的政治局委員級別的統戰部部長，她也是梁振英上任以來訪港級別最高的北京官員。從黨內排位來說，孫也要明顯高於身為中央委員的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更值得關注的是，孫春蘭亦是本港政改被否決之後首位來港的政治局委員。適逢中共官方在今年5月再次召開統戰工作會議、中央「後政改時期」治港政策的重心亦尚未明確，孫春蘭此行釋放的信號暗含解讀空間。

統戰部部長訪港係慣例

筆者根據過往公開數據統計發現，新世紀以來，統戰部部長在任期內訪港是北京對港工作中的一項慣例安排。

2004年，時任統戰部部長劉延東訪港，時間長達5天。在她2013年當選國務院副總理後，有內地媒體回憶劉延東此次訪港之行，稱她「在5天內出席了三十場左右的各種活動，日程從早餐時間到深夜幾乎排滿，故港報詼諧地稱之為『劉旋風』」。

接替劉延東擔任統戰部部長的杜青林任內曾兩次訪港。2009年7月，他就任統戰部部長以來首次訪港，係與劉延東類似的常規性安排。一年之後他再次赴港出席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並發表演講，但未進行過多的訪問活動。

自劉延東以來的唯一例外，是2012年8月就任統戰部部長的令計劃。值得玩味的是，2013年3月，曾有本港親北京媒體表示，令將於當年6月訪港出席友好協進會的新一屆就職禮，但他並未成行，而是由政協副主席李海峰出席。

三任統戰部部長的訪港之行不乏規律可循：其一，統戰部部長來訪的行程一般較為緊湊，要會見本港各領域人士。例如劉延東便與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成員、宗教團體領袖、專業人士、大學校長以及青年代表會面；杜青林亦有與菁英會、香港青聯與百仁基金等代表會面；孫春蘭訪港時間最短，但也跑了8場活動。其二，統戰部部長訪港一般不具有實質性目的。2009年杜青林訪港時，本港將在當年年底啟動政改諮詢，但杜青林雖有聽取港人對政改的意見，卻未代表中央發聲。他本人亦在抵港時側面強調，此行任務不包括為政改吹風、定調。

北京分析人士認為，上述兩個特點，與統戰部自身的職能定位有關。一方面，統戰部所面向的群體非常廣泛，包括非黨人士、工商界、宗教界、港澳台同胞及愛國人士等，統戰部部長在港期間各方面都要顧及，因而行程往往安排得比較緊湊；

但另一方面，統戰部的主要工作是與相關階層保持聯繫、進行必要協調工作、向中央反映問題並進行政策宣傳，雖被算作涉港機構，但不負責制訂對港政策，這也使得統戰部部長的訪港之行多以務虛為主。

孫春蘭來港的新意

不過，與劉延東、杜青林相比，孫春蘭此行卻有新意，主要表現在議程設置上：

首先，孫春蘭此行更具對港針對性。此前劉延東與杜青林的訪港，主要行程分別與宗教及兩岸關係有關，但此次孫春蘭之行的主活動，是參加香港各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大會。在此次大會及之後與香港各界的座談會上，孫春蘭都有意在強調「一國」框架之於香港的重要性。

自「佔中」而始，「城邦論」與「港獨」思潮似有粉墨登場之勢，港英時期的「龍獅旗」屢屢出現，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比例降至歷史低谷。在此背景下，孫春蘭此行引用前特首董建華常說的「國家好，香港好」，同時表明內地的發展規劃已經給香港創造了廣闊的空間，直接對上述激進思潮進行回擊。

另一方面，據本港媒體援引消息人士所稱，孫春蘭此行亦有要求建制派團體支持特區政府施政，顯然有意傳遞中央高層聲音。

有內地專家表示，北京對梁振英政府的大力支持，一定程度上源於行政長官在本港政治架構中的特殊角色：特首不僅是施政者，同時也是中央與香港之間的聯絡紐帶，負責中央政策在香港的實施。也正因此，一旦特首威信掃地，中央管治亦有失效之虞。

近期，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公開表示「特首具有超越三權之上的法律地位」，其目的也在於重申特首在中央與香港關係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建制派來自於不同的團體，在某些問題上勢必會有不同的利益與取態。但孫春蘭與張曉明同時指向一點，為保證香港穩定與中央管治的有效實施，建制派必須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全力護航」。

北京對港統戰有變？

同樣不容忽視的是，此次孫春蘭訪港，時間恰恰安排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時隔9年再度召開之後。

在今年5月中旬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在講話中再度提到香港，但僅以「切實做好港澳工作」八字概括。簡要涉及港澳，意味着北京對港統戰工作的大體方向將得到堅持，即重心將置於加強溝通、力促各階層與政治光譜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並為青年及工商業者北上提供必要的便利。

由於暫無具體議程亟待推動，北京或許期冀以「交朋友」為標誌的統戰工作可為對港管治打開新的局面，至少通過深入瞭解社會各階層的實際想法，為日後治港政策的出台提供參考，同時為緩和社會對北京的對立情緒打下基礎，這可能是孫春蘭此行的另一個目的。

有北京學者就此建議，若要增進對港統戰的有效性，有兩個階層不容忽視：

其一是草根。僅僅依靠工商業治港目前來看難以為繼，社會民生問題的嚴重性已在損害特區施政團隊的權威，但由於工商界得到中央大力支持，特首在解決草根與工商界的矛盾時缺少必要的工具。當此時期，為確保社會穩定，中央已不能不傾聽草根階層的聲音，未來可考慮組建草根代表訪京團與中央領導會面。

其二則是泛民。政改結束之後，一些溫和泛民亦有在反思政改之失。壯大社會的溫和力量有利於為特區管治團隊建構良好的施政氛圍並緩和社會對抗。未來，中央可考慮通過智庫的方式與溫和泛民保持溝通，而類似於馮巍與民主黨高層這樣的會面，實際上也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社會理性聲音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