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漓水清

「壓艙石」正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新在哪裡」的答案：順應經濟之手對大國關係的改變；作為地球的領航者，中美兩國只有「和衷共濟、共謀發展」一條路，不讓摩擦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首次對美國事訪問已經結束，但是討論遠未結束。夯實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為未來至少五到十年的兩國關係定調，是習近平此次訪問的首要目的。這次訪問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中方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再確認。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本質就是，雙方一方面是最主要的戰略競爭者，另一方面又是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專家指，在中美實力結構對比發生重大改變以及雙方進行系統的戰略調整這兩大因素的驅動下，中美戰略關係正在從之前的模糊不定轉向一個日益清晰的新圖景，一個戰略競合的新時代正在全面到來。

新型大國關係新在哪裡？

本次習近平主席訪美，在中美雙方各自發布的成果清單中，人們看到，中方的49項成果和共識，排在第一的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最早是習近平在2012年2月訪美時向奧巴馬提出來的，但那時習僅是提出了一個概念，直到一年之後的2013年6月，習奧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才充實了內容。考慮到習提出這一命題時尚是國家副主席，顯然，習是要以此來定義和規範他執政後的中美關係。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新在哪裡？沒有明確答案，但歷史可以提供找到答案的線索。有人說，所謂「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就是社會制度迥異的大國和平共處的關係，這說對了一半。近一百年前，蘇聯誕世，也使人類首度面臨「社會制度迥異國家如何相處」這一問題。接下來近半世紀，對立的雙方——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與後來統領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選擇了「鬥」。

「新型大國關係」之新，在於大國相處模式之新。中美兩國都無意走上當年美蘇爭霸的老路，有意避免重蹈冷戰覆轍。正是基於避免出現中美兩強相鬥的考量，習近平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這是他任國家主席以來中國外交理念的一次重大變化。新型大國關係內涵包括三個層次：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前無古人、後啟來者，意在破解歷史上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衝突這一難題，亦是國際關係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之新，也表現在時代背景之新。習主席此訪是在一個重要時間節點展開的一次歷史性訪問，不僅正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聯合國成立70周年，更遇中美關係處於歷史轉捩點：中國GDP已達美國70%——這是歷史上美國全面遏制對手的關口——而人均GDP才美國的七分之一，近代以來海洋霸權未突破130年週期律，故而美國戰略精英焦躁不安。

儘管中國的崛起讓美國不安，但當今時代背景與冷戰時期大大不同。從經濟層面說，當年美蘇的發展互不相干，互不依賴，整個上世紀冷戰期間，全球兩個超級大國蘇聯與美國，相互貿易竟不及今天中美兩國貿易額的1/10。而今日中美關係已密不可分，兩國在許多領域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別是在經貿領域，雙方已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種關係決定了兩國不可能重複美蘇爭鬥的老路。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之新，也表現在中美關係發展策略之新，這個策略就是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的「合作共贏」，他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合作是實現利益唯一正確選擇。要合作就要照顧彼此利益和關切，尋求合作最大公約數。中美兩國合作好了，可以成為世界穩定的壓艙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衝突和對抗，對兩國和世界肯定是災難。中美應該和能夠合作的領域十分廣闊。我們應該推動完善全球治理機制，共同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增長，共同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習近平說。

中美兩國有識之士包括高官對此有着逐漸清晰的認識，儘管並非所有人自覺。正如習近平多次強調的，「中美聯繫緊密，利益交融。兩國經濟關係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其本質是互利共贏」。 「壓艙石」正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新在哪裡」的答案：順應經濟之手對大國關係的改變；作為地球的領航者，中美兩國只有「和衷共濟、共謀發展」一條路，不讓摩擦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競合成為中美關係的「新常態」

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在這十四個字的背後，實際上隱含了中美兩國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正因為有競爭才需要強調「不衝突、不對抗」；正因為要合作，才需要強調「相互尊重、合作共贏」。

美國前副國務卿、現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院長伯恩斯（William Burns）坦言，美國需要的既不是合作也不是競爭，而是與中國的合作與競爭並存，然後加以管理。

澳門大學全球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王建偉認為，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了「新常態」。這種「新常態」至少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中美在全球範圍內依然合作大於競爭，而在地區層面則出現競爭大於合作的趨勢。中美在全球性的問題諸如氣候變暖、核擴散、反對恐怖主義、全球熱點問題、公共衛生、發展援助等方面都有廣闊的合作空間。但是在亞太地區，雖然也有朝鮮核問題等合作亮點，中美戰略競爭的因素確實在增長，表現在TPP、亞投行、海洋領土權益爭端等問題上。

二是在兩國關係中的一些傳統安全問題如台灣問題上，雖然雙方仍存在矛盾，也不排除在特定條件下再次激化的可能，但是總體還處於緩和可控狀態。

三是總體中美關係和具體中美關係之間的相對獨立性在加強。雙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可以針鋒相對、互不妥協，但都注意不讓在具體問題上的分歧影響中美關係的大局。而且中美之間高級別的戰略對話往往能夠抑制具體問題上矛盾的激化，扶正中美關係總的發展方向。

王建偉指出，可以預見，在美國既不願意完全接受中國的崛起，但也不願意承擔與中國全面對抗風險的戰略思維的支配下，中美關係競爭與合作交錯共存的「新常態」將會長期存在。擺在中美兩國領導人面前的挑戰，是如何不讓局部的競爭變成全面的競爭，不讓「健康」和「負責任」的競爭變成惡性的和零和的競爭，不讓競爭變成對抗。這需要雙方都表現出新的戰略思維，而不是在歷史的胡同裡徘徊。

回顧歷史，從1949年以來，中美戰略關係發生了幾次階段性的變化。第一，中美戰略敵對關係。二十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美經歷了大約20年的戰略敵對，主要體現在美國對中國奉行軍事上的包圍、政治上的孤立和經濟上的封鎖，而中國對美國實行軍事上的針鋒相對、意識形態上的尖銳攻擊、政治關係上對蘇聯的「一邊倒」和經濟上的自給自足。50年代的朝鮮戰爭和60年代的越南戰爭，則是雙方戰略敵對關係的高潮體現。

第二、中美戰略合作關係。從二十世紀70年代初開始，中美戰略關係又經歷了驚險的一躍，從戰略敵對迅速演變為戰略上的合作。中美戰略合作關係形成的首要基礎是中美兩國在安全上都面臨着蘇聯擴張主義的嚴峻威脅，這使得尼克遜和毛澤東這兩位現實主義大師得以迅速拋棄各自的意識形態成見，停止敵對而共同遏制蘇聯的霸權擴張。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更為中美戰略合作增添了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的雙重基礎：中國在經濟上需要美國說明其實現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的國家戰略；美國也因為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而產生一種理想主義期許，認為中國將在價值觀和制度上向美國靠攏，成為推動整個蘇聯模式引導下的共產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樣板。安全、經濟和意識形態這三重因素的疊加，使中美關係在二十世紀80年代經歷了一段難得的「蜜月期」。

第三、中美戰略模糊關係。自二十世紀90年代起，由於蘇聯的崩潰使得中美喪失了安全合作的基礎，而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也令美國的理想主義期許走向幻滅，中美進行戰略合作的兩大基礎都已不復存在。與此同時，日益蓬勃發展的雙邊經濟關係卻使得中美兩國都從中受益，被認為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而在2001年「9·11」恐怖襲擊爆發之後，美國進一步發現，它仍然需要在反恐、地區安全等諸多議題上借助中國的力量。中美開始進入一個戰略上的模糊期，雙邊關係也是動盪起伏，呈現出較大的不穩定性。這一時期中國在戰略上主動選擇「韜光養晦」，不與美國正面競爭，而美國也在「接觸」抑或「遏制」的戰略辯論中最終選擇了前者，並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美在戰略上呈現一種比較模糊的關係形態，不少戰略家對中美作出「非敵非友」的判斷，就是這種戰略模糊關係的體現。

第四、中美戰略競爭關係。以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和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為分水嶺，中美戰略關係發生了新的階段性變化。隨着中國崛起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的實力差距已經大大縮小。一個全新的國際主要角色的隆重出場對既有國際舞台的衝擊和影響必將是全方位的。中美關係正在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兩國在政治、經濟、安全乃至價值體系等諸多領域展開日益激烈的競爭，雙方特別是美國開始將中國視為首要競爭者，而中國也愈加感到美國是中國實現諸多國際目標的主要障礙，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由此應運而生。

目前，中美已經進入了第五階段：戰略競合關係。這一階段以2012年習近平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為標誌，中美雙方承認基於既競爭又合作關係的現實，在這一基礎上，兩國共同致力於構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建設性關係。

巧打「複合依賴機制」牌

鑒於當前兩國的競合關係，專家建議中美充分利用「複合相互依賴」機制。

首先，「複合相互依賴」機制在中美之間形成了利益交融格局。這是當今中美關係與當初美蘇關係的根本區別之一。冷戰時期，美蘇除了在確保不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之外，幾乎處於兩個完全獨立而相互對立的體系。今天，中美之間的「齒輪咬合」使得雙方必須小心維護雙方利益的共贏領域，既表現在雙邊層面上，也表現在全球層面。

其次，「複合相互依賴」機制增加了中美衝突的成本。中美「複合相互依賴」是一種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賴，它體現在政治安全、生產鏈條、經貿流通、金融網絡、生態環境、人員往來等多個維度，若割斷中美之間的「複合相互依賴」，不僅會嚴重損害兩國各自的利益，還將危及全球許多國家的正常生存。不僅如此，複合相互依賴雖不能消除依賴方的矛盾和衝突，但可以防止它們「撕破臉」，並使對方因為投鼠忌器而難以採取破釜沉舟的決心來打擊對方。

最後，「複合相互依賴」機制帶來的另外一個重要影響，就是中美都必須生活在一個強大的制度和規則網絡之中。國際事務的複雜性使得規則和制度須臾不可缺少，而國際制度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在於它提供了可重複的博弈平台，從而增加了承諾的可信性。複合相互依賴一方面確保中美始終處於同一制度體系之下，而不像當年美蘇那樣主導着兩個相互對立的體系；另一方面，它又約束着中美對彼此的行為，使其具有更大的可預期性。例如，中美建交以來，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人文等多個方面已經建立了上百個交流合作機制，不但有助於增強雙方的戰略互信，還在日常交流中不斷促進雙方的彼此理解和共同認知。有學者認為，這些交流機制的建立，本身就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具有萌芽性質的表現」。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認為，習近平主席此次訪美，創新地運用了辯證法來處理中美關係。

辯證法一：以合作化解衝突。就是在美方不斷就網絡攻擊問題指責中方之際，中國表示，願同美國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推動在打擊網絡犯罪、網絡反恐，防範協力廠商網絡攻擊、制定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等方面的合作。網絡領域的合作很可能成為習近平主席訪美亮點。

辯證法二：以合作管控分歧。南海問題是中美間分歧比較大的熱點問題，自美國重返亞洲以來可謂高燒不斷，然而中美也在推動南海行為準則（COC）的談判，在海上危機預防，水面艦隻聯絡、避免誤判等領域進行合作，相對有效地在管控分歧。

辯證法三：化解世界秩序悖論。基辛格博士《世界秩序》開篇即寫道，「從來不存在一個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中文版，第IX頁）。換言之，已有的世界秩序，都是地區主導的秩序。正如《大國政治的悲劇》斷言從來不存在真正的全球霸權——美國也不例外，而對全球霸權的追求和角逐引發大國政治的悲劇——世界秩序的悖論就在於只能追求到區域性秩序卻去追求建立世界秩序，故此引發世界秩序的悲劇。與此同時，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共同演化」（co-evolution）思路，呼籲中美合作化解世界秩序悖論。

一言以蔽之，將麻煩與挑戰轉化為合作的機遇，不斷開拓合作新亮點，比如反腐合作，成為中美關係的新常態。

王義桅認為，習近平主席的對美戰略，正是充分運用好這一辯證法，推動中美關係不斷前行，可以三部曲概括之：

一是抄底，中美投資協定的談判，推動中國資本飛入美國各個選區，將中美經濟關係更深入地、全方位鉚合在一塊兒，夯實中美社會經濟基礎，改善國會山對華輿論。重視美國州和地方，是習近平主席對美工作的鮮明亮點。此次習近平主席訪美，首站西雅圖，會見了美國地方政要，出席中美省州長論壇、中美企業家座談會、充分發揮華人華僑的橋樑作用，再續作為副主席訪問愛荷華州的魅力外交。

二是固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二十一世紀合作共贏為特徵的新型國際關係的關鍵，實現中美「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有效管控中美戰略漂移，既追求最好，又避免最好，固中是關鍵。

三是頂層設計，中美開創亞太自貿協定，引導世界秩序創建，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之外的頂層設計，引導中美共同應對世界挑戰，開創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最大的發達國家、最大的新興國家與最大的霸權國家、最世俗的大國與最宗教化的大國合作共贏的時代先聲。

專家指，中美戰略關係雖然呈現出一些新型大國關係的特質，但它並不意味着中美關係將自動進入到一個和諧的關係形態。中美兩國要徹底超越歷史，建立一種新型的大國和平競合關係，在於雙方能否在實踐中巧妙利用辯證手法，處理好「複合相互依賴」關係。習近平主席此次訪美，為人們觀察如何運用辯證手法處理中美關係提供了一個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