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紹愈

有觀察人士分析，五中全會在對如何走出經濟困境問題作出新的政策安排的同時，勢所必然地要對現有幹部隊伍作出一系列調整，對下一執政週期如何重建執政隊伍作出部署。

中共中央召開十八屆五中全會在10月末召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十三五」規劃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出的諸多重大舉措和政策。不過會期比原定時間略有推遲，議題之外又有新議題，準備這些議題佔用了會前的一些時間。

許多人認為，五中全會應該是一個集中精力、心無旁騖討論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建設問題的會議——因為按照多年形成的「換屆規律」，新的領導團隊在執政的第三年上大都會基本紮穩自己的執政根基，將執政的重心從整合執政隊伍、鞏固執政地位轉向「一心一意謀發展」上來，新一屆執政高層肯定也不會脫出這個「規律」。另外，新一屆執政高層擔負著「在本世紀頭二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執政使命，完成這一使命，不但是執政黨向民眾承諾的一個兌現，更是新一代執政高層增強執政合法性的一個最為有利的行動。不過據高層內部人士透露，「十三五」規劃雖然有不少新鮮內容和創新舉措，也值得花精力去討論和部署，但當下要解決的最迫切問題並不在這裡。觀察人士指出，五中全會討論「十三五」規劃的議題是一個程式性的，會上要討論和定奪更為重要的問題，或許涉及執政隊伍的重整和規劃。

展現中美走向積極的可能性

中共領導人最近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成為人們觀察中國政經走向大勢的一個重要視角。

國內一些智囊諮政機構的人士認為，這次中共領導人的訪美活動既富有積極成果，也帶有巨大挑戰性；既大大增進了中美的共同利益擴展了合作領域，也突出彰顯了雙方的分歧和裂痕，堪稱是一次「得失相當」的外交活動。中美兩國在政治、經貿、防務等領域達成了49項重要共識，特別是對中美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確認、美方同意對中國加入SDR表示支持等都令人鼓舞值得稱讚，但雙方在倍受關注的中美投資協定（BIT）上未取得實質進展、中國對改進安全審查機制的呼籲未得到美方積極回應、美方對中國各類企業設置的准入門檻越來越高的問題未見任何緩解、中國對南海問題主張未見認同，以及對TPP（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與「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對接的問題未予提及，也未觸及構建中美自貿區、中國加入TPP等深層次話題等等，也表明中美間依然存在深刻而廣泛的分歧和矛盾，而且這種分歧和矛盾還會隨著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增加而增加，中美間在價值觀、制度形態、戰略思維等至關重要的領域缺乏對話、交流和溝通的空間及餘地。所以，決不可低估中共領導人訪美活動的價值意義，因為這次訪美所取得的眾多重大成果、特別是中美對「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確認和對共同追求「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某種程度上消除和化解了雙方間的「戰略誤判」，展現出中美關係走向更高發展階段的一種積極的可能性。

事實上，近年來中美間在制度、意識形態、戰略謀略等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不是減少、軟化了，而是增加並趨向激化了，它們在中美關係的大框架中所起的作用與中美共同利益增加、合作領域擴大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相比，顯然要大出許多，也就是說，分歧和矛盾增加一分對中美關係造成的破壞，用增進共同利益、擴大合作的十分努力都難以修復和彌補，中美間存在的分歧與矛盾，更是抑制中美共同利益增加和合作領域擴大的最重要因素。當今世界的「跨大西洋經濟夥伴關係（TTIP）」、「日歐經濟夥伴關係（EPA）」、「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TPP）」等三大新興國際自由貿易、投資組織正在替代中國花了15年才得以加入的WTO，成為自由市場經濟全球化的一股新潮流。人們都注意到，這三大自由市場經濟的國際經濟貿易組織都沒有接納中國，即使中共領導人訪美也沒有推動解決中國加入這些組織的問題。一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二的大國被排除在三個重要的經濟活動活躍的區域之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與中美間存在的諸多分歧和矛盾有著直接原因。中美關係中的這些新情況新問題，很值得高層予以重視和研究。在以美國為代表的文明發達國家面前，中國還真沒資格妄自尊大忘乎所以以至閉目塞聽「萬事不求人」。

總之，中共領導人對美的國事訪問可謂「得失相當」：既沒有讓中美關係發生重大倒退，也沒有使之向前大步發展，基本恢復到新一代中共領導人走上執政舞臺前的那種「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壞也壞不哪裡去」的可控、穩定的形態。這當然不是說當下中美關係比數年前沒有任何進步，因為相對於中國欲在當今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欲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構建中擁有更多發言權佔有更高位置的追求，相對於中國在當下世界經濟中實際擁有的重要份量，美國依然能夠在以它為主導的現行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及機構內容納中國並為中國提供上升空間，將中美關係維繫在三十多年來這種「好也好不哪裡去，壞也壞不到哪裡去」的平衡狀態，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得有依託、借鑒和外在強大助力，這本身就是一個大進步了。

經濟下行壓力最須警惕

訪美活動未能取得更為理想的成果，也與中國當下陷入經濟下行的困局有關。中共領導人訪美前夕，經濟下行趨勢再行加大，發電量、貨運量及企業利潤率等標誌經濟運行狀況的幾個關鍵指標都大幅跌落，表明近期以來不斷推出的「穩增長」政策仍然「失靈」，經濟下行未見緩解。這種狀況令高層非常不安。問題是，經濟下行久不見底，實體企業加快萎縮，更兼股市重挫匯市搖動，財政欠收，就業形勢愈趨嚴峻，一派陰雲慘霧之下，經濟下行壓力會迅速轉化為執政壓力，動搖執政黨的合法性基礎，這才是最值得警惕也最為緊迫的。所以說，五中全會的主要議題與其說未來五年的「十三五」規劃，倒毋庸說是當前迫在眉睫的「如何穩增長」。經濟下行何時到底？何處是底？多大程度的經濟下行壓力是可以承受的？這些問題難以判斷，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高層決策的方向和決心。

令高層糾結的是，在現行體制下，根本無法實現「穩增長」的任務，任何努力只能讓那些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條件和環境趨向惡化；而要對現行體制進行改革，「切換」增長動力和機制，就不能把「穩增長」這類任務與「促改革」相提並論甚至擺在「促改革」之上，就要承受更低限度的經濟增長。

「穩增長」與「促改革」不可皆得；相比較而言，改革的風險和難度更大，而「穩增長」的機會和出路更少。在「促改革」和「穩增長」之間，高層難以作出抉擇。五中全會繞不開這些問題，必須要作出一個決斷。即使從「十三五」規劃的角度看，如何解決當下「穩增長」和「促改革」的問題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明年就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當下走不出經濟下行和改革停滯的泥潭，「開局之年」開局不利，會重創「十三五」規劃「全面建成小康」的整個進程。

高層智囊機構在五中全會前向高層提供的情況稱，上半年中國經濟雖然實現了7％的增長，勉強達到設定的全年目標，但趨勢卻不樂觀：2015年一季度GDP相比去年四季度增速僅為5.3%。今年上半年7％的增長是在「超級牛市」的基礎之上的，而7月份出現的「股災」，給下半年的「保七」增添新的不確定性。實體經濟指標最不理想，有與宏觀指標加速背離的趨勢。上半年GDP增速號稱7％，但上半年發電量和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僅分別增長0.6%和1.3%，增速較上年同期分別放緩5.2和4.0個百分點；鐵路貨運量同比持續負增長，且下滑幅度逐月遞增，從去年上半年的-2.5%擴大至今年上半年的-10.1%。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最能準確反映產能過剩狀況。8月PPI降幅繼續擴大至5.9%，連續42個月負增長，環比跌幅也擴大至0.8%，彰顯去產能壓力未能緩解。這些情況，為五中全會的經濟決策提供了一方參照。

讓「穩增長」與「促改革」互補

研究人士指出，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情況下，政府的「穩增長」行為加快背離「促改革」的要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體制機制的「促改革」，幾乎處於停滯狀況。突出表現，就是重新祭起政府主導的「投資刺激」的大旗，將基建投資視為「穩增長」的最大抓手，不斷推出刺激投資增長的政策舉措。今年前8個月，全國基礎設施投資近6萬億，同比增長18.4%，比全部投資增速高7.5個百分點，對全部投資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7.7%，比去年同期提高5.7個百分點，是製造業、房地產、基礎設施三大投資領域中唯一貢獻率上升的領域，的確起到「穩定器」的關鍵作用。高層人士最近要求今年最後三個月加大投資力度推進重大項目建設，並提前下達2016年重大專案建設投資計畫。同時地方債置換額度為3.2萬億元，高出市場預期。

高層希望通過加大基建投資來遏制經濟下滑趨勢，創造出經濟回暖的景氣，為明年「十三五」的開局之年奠定起步基礎。高投資可帶來增長，卻並不帶來高效率高效益，反而會使政府、企業債務和過剩產能繼續增加，造成的「高杠杆、高產能」將成為經濟復蘇的最大「殺手」，一味依賴基建投資來拉升經濟增長的做法很難持續。人們對此提出的批評是，如果將「穩增長」的著眼點放在「去產能、去杠杆」，放在減少和取消行政審批干預及向中小企業大幅度減稅上，放在對壟斷性佔有資源並享有「做大做強做優」特權的國企進行改革上，「穩增長」與「促改革」就不會是相衝突相抵捂而會是相互促進補充，年內實現經濟景氣回升、經濟下行減緩都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不過瞭解高層決策情況的人士指出，對高層提出上述批評並不公平，事實上，批評者提出的上述建議，大都是高層決策中多次提出並推動實施的政策舉措，但實際效果很不理想，「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好政策落在囿於既得利益和特權而不改革、不作為的大批黨政官僚手上，全被閒置耽擱了，這才是造成著眼改革的「穩增長」舉措屢屢失靈受挫，「促改革」停滯不前，不得不重回「政府主導投資拉動」舊路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見，沒有一支不計私利善於謀略敢於開拓的得心應手的執政幹部隊伍，是當下執政高層遭遇到的一個最大執政難題。如何破解這道難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本屆執政高層執政的成敗得失。有觀察人士分析，五中全會在對如何走出經濟困境問題作出新的政策安排的同時，勢所必然地要對現有幹部隊伍作出一系列調整，對下一執政週期如何重建執政隊伍作出部署。

重建執政隊伍將有部署

會前消息人士透露，人事及幹部問題的確是五中全會的一個重要議題，五中全會會期推遲，多半也是因為準備這個議題而耽擱的。其實按照以往慣例，五中全會一般都多少會涉及到人事調整及安排上的相關事宜，甚至會有大動作的高層級人事變動，例如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增選胡耀邦等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事變動，動作之大，幾等於對中央機構進行了大重組。1985年十二屆五中全會的人事調整幅度也很大，會議增選了田紀雲、喬石、李鵬、等6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等。此後的歷屆五中全會中，也多有重大人事安排和調整。所以，這次五中照例會在人事上作動作。

當然，除去「慣例」，這次五中全會將調整安排人事列上議程，還有其更為特殊的背景和原因。十八大以來，已有100多名省部級及以上官員、軍級以上幹部因貪腐被查，其中7名中央委員以及11名中央候補委員落馬。如此之多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落馬，中央委員會至少是要履行一個組織處理的程式和手續。去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確認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給予李東生、蔣潔敏、楊金山、王永春、李春城、萬慶良開除黨籍的處分。此外，令計畫、楊衛澤、仇和等7人，此前中紀委已發通報：經中央紀委常委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決定開除黨籍，待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時予以追認。所以五中全會要追認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開除上述人黨籍的決定。另外，周本順、楊棟樑、蘇樹林等6人，目前中紀委仍在立案調查中，五中全會要解決的問題，是確定由哪些更合適的幹部去頂替他們空出的位置。現在高層遇到的一個問題是「合適的幹部不夠用」，只好在用人標準的作些變動，比如放寬年齡條件，將一些準備退休離職的幹部重新加以任用。

更重要的是，十八大以來，上至副國級下至副科級幾乎所有官僚層級都有貪官落馬，而強力反腐和推行改革則讓大批黨政官僚囿于既得利益袖手作「壁上觀」，以此抵制對抗反腐和改革。凡此種種，說明經中共十八大產生和確立的黨政幹部隊伍並不符合新一代執政高層的執政需求，它給新一代中共高層的執政留下一道非常之大的難題。五中全會為這個難題提供了一個機會，而大批落馬的貪官和相當數量的「不作為」庸官懶官則為進行人事格局大調整提供了充分空間。

事關執政黨的大問題

實際上，今年5月間中共高層就在為五中全會的人事議題和人事調整進行準備，中央政治局在一次會議上專門討論了領導幹部「能上能下」問題，對領導幹部的更替去留作出新的規定，並正式出臺檔予以規範。五中全會前，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據稱這兩個檔中多有配合推行「幹部能上能下」的條款。來自高層內部的消息稱，五中全會的人事調整可能涉及這樣幾個方面和層次，一是中央和省、市的黨政的領導職位，二是中央軍委及各大軍兵種的領導職務；在中央政治局委員層面，有幾人的職位會有變動。

有中央機構的觀察人士分析，十八大的幹部配備安排上之所以出現那麼多的問題，留下那麼大的「後遺症」，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高層權力交接所形成的一整套規則和秩序，在中共十八大受到了非常嚴峻的挑戰。這個挑戰從一個側面提出尖銳的且不容回避的問題：為甚麼那麼多黨政領導崗位上貪官層出不窮？為甚麼中共十八大產生的中央委員會裡有那麼多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落入貪腐之網？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觀察五中全會，人們就會從十九大的中央領導集體將如何產生、現任七常委中到年齡線的五人是否全部退出、現任政治局委員中有哪幾人將會進入中央常委系列、高層任職年限是否放寬、中央主要領導人的任期會否延長、黨內在賦權方式上能否更大程度地引進民主等等議題中，探究執政黨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