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褟山石

越來越多的學者指出，從中長期來看，TPP的影響還主要取決於中國自身的應對。但如果中國維持不變、也不加入TPP，而TPP不斷擴展，則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會不斷累積，中國與其他地區的貿易聯繫被不斷替代。尤其是中國的投資環境會相對持續惡化，跨國公司的生產資本會轉向其他地區。

作為本年度一個重大國際經貿事件，10月5日美國等12國經貿部長在美國亞特蘭大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歷時5年多的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談判結束，一時引發各經濟體的高度關注。由此牽出的中美之間圍繞TPP等區域貿易安排的一段「愛恨情仇」，更是引發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界輿論的熱議。

TPP本可避免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中美圍繞TPP的爭議本可避免，造成這種局面的源頭，還應從本世紀初說起。

眾所週知，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於本世紀初發起多哈回合談判的同時，貿易區域主義開始呈現發展迅猛的勢頭。在此形勢下，很多國家在參與多哈回合談判的同時，開始將更多的注意力和資源投向雙邊或區域自貿協定。多哈回合多年沒有實質進展，更加助長了上述趨勢。

應該指出的是，中國並不是區域主義的始作俑者，甚至連「先行者」也談不上，作為WTO的受益者，北京方面維護多邊貿易格局的態度至今未變。但在當年，看到區域主義這一大勢所趨後，北京方面也選擇了主動順應。2001年，中國提出和東盟國家簽訂自貿協定的倡議，後該進程得以順利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框架協議2003年達成，2010年全部協定正式生效，從此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在國際上引發廣泛關注。

在中國-東盟自貿協定的「刺激」下，日本、韓國、印度等國也紛紛行動起來，先後與東盟談成自貿協議，形成所謂以東盟為中心的「東盟＋1」模式。這一時期，關於亞洲如何經濟一體化的討論，還有「東盟＋3（中、日、韓）模式」與「東盟＋6」（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洲、新西蘭）模式」。這些協定的達成，共同構築了亞洲一體化進程的雛形。

與此同時，美國在共和黨總統小布殊政府的領導下，正忙於其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的反恐戰爭。有跡象表明，儘管美國對這一進程頗為憂心，但卻無暇旁顧，眼睜睜地看着自己被排斥在亞洲一體化進程之外。

對此，在2004年2月第一次APEC工商諮詢理事會上，加拿大代表第一次提出「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構想，該構想獲得美國的讚許和支持。2006年，美國著名智庫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C·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提出，亞太經合組織應該大力推行FTAAP，以作為振興全球貿易的B計劃。中美都被包含進來，而且將會是亞太自由貿易區的「天然領導者」。

分析認為，上述倡議如果得到北京回應，FTAAP的談判或許早已啟動，以後的TPP談判自然就沒有必要了。遺憾的是，當時熱心於在東亞搞經濟融合的中國，對FTAAP沒有表現出太大興趣，反而視之為美國企圖主導亞太經濟秩序的一個圖謀，對該提議冷淡以待，FTAAP的概念基本上在亞洲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回應。

多哈回合刺激美國轉向TPP

就是在這一背景下，TPP逐漸走入華盛頓決策層的視線，後者最終加入其間，並成為這一進程的主導者。

TPP原由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成員國中的新西蘭、新加坡、智利和汶萊四個小國於2002年發起，在小布殊總統2008年9月宣布考慮加入之前，TPP（當時名為P4）幾乎不為外人所知。

對於美國考慮加入TPP的上述時間點，頗耐人尋味。因為在上述時點之前一個多月，WTO多哈回合談判的日內瓦部長會議剛剛宣告失敗，時任WTO總幹事的拉米召集的七巨頭會議（美國、歐盟、日本、加拿大、中國、印度、巴西）沒有能夠達成一致，美國言辭激烈地高調指責印度和中國應對此負責。

有跡象顯示，這次會議是美國在多哈回合發起七年來投入最大、決心最強的一次，其目的是在小布殊總統卸任之前留下積極的遺產。然而，這仍不足以打動或者迫使新興國家接受美國的方案。這讓美國深感WTO已經不再是一個自己能夠駕馭的機構，不能通過WTO來推動其所主張的深度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國才「憤而」轉向TPP，尋求與一個小規模的、有相同理念的（like-minded）國家群，打造一個能夠由美國引領和控制的「朋友圈」，制定美國所青睞的貿易和投資新規則。

人們注意到，美國一貫宣稱TPP談判的目標是「建立高標準的21世紀國際貿易規則」，但WTO同樣是美國主導創立的、具有全球性、也更具合法性的國際貿易機制，那為什麼不在WTO內建立這樣的規則呢？從這一視角看，美國拋棄WTO而投身TPP非但不是美國的戰略主動，恰恰是美國在實力和霸權相對衰落背景下的被動和次優選擇。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Gary Hufbauer曾經說過：「奧巴馬總統為什麼對一個現有成員只佔美國貿易額5%的協議付出如此努力？答案有三個：中國，中國，中國。」這一心跡，從奧巴馬近年來反復重申的「不讓貿易規則的制定權落入中國手中」便可窺得端倪。

包括美國媒體在內的國際輿論均認為，美國主導TPP談判的一個目的就是甩開中國，制定美國所希望的貿易和投資規則。但這些規則的最終目標仍然是中國，即將中國納入美國所設定的規則體系，一方面削弱中國特色體制所帶來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促使中國進一步向美國靠攏。

事實上，這也就註定了美國在TPP談判階段不會歡迎中國加入，儘管美國政府一貫宣稱TPP是開放的，一些美國學者也多次呼籲中國加入。但美國深知，一旦中國加入談判，必將以其強大的談判能力和實力影響談判進程和結果，使得TPP談判脫離美國的掌控，正如WTO多哈回合一樣。這也是奧巴馬總統反復強調不能讓中國制定規則的深意。

全球貿易格局或被重塑

當美國等12國經貿部長正在為TPP的達成而彈冠相慶之時，萬里之外的歐亞大陸連接處的伊斯坦布爾，正在舉行的世貿組織（WTO）七方部長會議則氣氛肅穆，多哈回合的未來走向並不明朗，讓WTO所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蒙上陰影，而這，與美國主導的上述TPP進程不無干係。

多位參與此次七方部長會議的代表在會後抱怨，會議中，美國代表的態度「異常強硬」，他們反復強調不應在多哈基礎上進行談判，「另起爐灶」意圖明顯。這種態度被認為與TPP談判的達成有很大關係，亦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了美國已對多哈回合乃至於WTO所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心灰意冷。

事實上，縱觀多哈回合談判全程，美國因素都被認為是制約談判順利推進的重要障礙之一。後者反復強調，在多哈談判中對所有發展中國家提供同等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將無法反映出近年來在全球經濟中出現的新變化。

上面提到，正是由於不能通過WTO來推動其所主張的深度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美國方才轉而另起爐灶，集中更多精力主推TPP及與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等區域貿易體系。而今，TPP成功在望，多邊貿易體制在華盛頓的對外合作日程中更處於邊緣位置。鑒於美國巨大的貿易體量和在WTO中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這不能不讓人更憂心WTO的未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TPP談判的完成，對於WTO的影響遠不止此。有理由相信，受TPP談判達成的鼓舞，歐美等發達國家「抱團」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的趨勢將越來越強，隨之而來的就是區域經貿規則被進一步改寫，各種區域貿易協定料將增加，這無疑將進一步構成對多邊貿易體制的衝擊。

對於TPP對世界貿易格局可能造成的影響，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這樣指出，覆蓋全球40%GDP的TPP，必然是一個很大的貿易區。而TPP最主要的一點，是走出了通常的關稅談判。作為一個非關稅的協議，TPP主要是走向了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TPP對貿易新領域的開放和對全球的衝擊影響都是很大的，今後全球貿易相當大的關注點都會朝這個方向走。

對中國有何影響

對於TPP對中國可能產生的影響，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表示，所有區域自由貿易安排達成後都可能對非成員產生一定的貿易投資轉移效應。對於TPP的影響，中方將根據有關方面正式公布的協定案文進行全面、系統的評估。

儘管高虎城表示的「評估」仍需一定時間，但能夠確定的是，TPP勢必會對中國產生影響。具體而言，TPP要想完全通過，至少還需要幾年的時間，因此短期並不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影響。但從長期來看，TPP將會對中國經濟的外貿出口產生重大影響，還會倒逼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和方向。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TPP面前，以中國的服裝產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將「首當其衝」。近年來，中國的服裝出口生意因國內成本增加而競爭力下降。中國2010年在美國服裝市場所佔份額為39%，在2014年中期時已經跌破37%，而越南在美國服裝市場的份額已經攀升至10%以上。假如TPP生效，考慮到生產成本等問題，原本屬於中國的訂單將轉移到越南這樣的國家去。

多項研究指出，TPP的影響遠不止此，如果TPP成員之間最終實現了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中國農業部門中受影響最大的是水稻、肉類和糖；中國製造業受衝擊最大的部門依次為皮革、電子、服裝和礦產品；而服務業的增長幅度將急劇減少。

中國央行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提供的類比結果顯示，如果中國不加入TPP，對中國而言其機會成本是2.2%的GDP。換句話說，如果中國不加入TPP，將會因此損失2.2%的GDP。假設TPP的過渡期為四年，則在該階段內的年均機會成本略超過0.5%的GDP。

越來越多的學者指出，從中長期來看，TPP的影響還主要取決於中國自身的應對。但如果中國維持不變、也不加入TPP，而TPP不斷擴展，則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會不斷累積，中國與其他地區的貿易聯繫被不斷替代。尤其是中國的投資環境會相對持續惡化，跨國公司的生產資本會轉向其他地區。

中國的應對之道

「TPP的很多規則代表了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其中所涉及到的很多內容，正是中國當下需要通過改革來完成的。例如，其中要求競爭中立的『國有企業條款』，與當下的國企改革不謀而合。」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聶日明認為，中國應加速推進改革，明確行政審批與市場自由的界線，塑造健康的法治市場經濟之路。

兩年前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決定》，確定了中國到2020年要完成的改革目標。從這份決定開出的改革內容清單來看，有不少目標其實與TPP的標準一致。

有鑑於此，TPP對中國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它可以使中國更清晰地看到與全球貿易規則的現實差距，促使改革確立更堅定的目標，並且加快改革進程。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即使中國暫時不能進入TPP，也能夠通過改革激發內部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從而成功實現化危為機。與此同時，中國也明確表示了加入TPP的可能性。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日前表示，中國對TPP持開放態度，並已準備好和12國進行合作及考慮TPP。

有跡象表明，中國正在以更大力度推進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及FTAAP進程，以更具前瞻性的視界推進亞太經濟一體化的進程。與此同時，在將中韓、中澳兩個高水平的自貿協定「收歸囊中」的基礎上，中國也將「一鼓作氣」，推進與包括TPP參與方在內的更多國家和地區更高水平自貿協定的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