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袭紫

虽然从医学角度讲，内地每年因重度抑郁而自杀的人数达20万。疾病不分阶层，发生在官员身上实属正常。但内地的「官心病」又与普通的抑郁症疾不同，职务身份和利益关系决定了他们很难采用一般人的心理纾解方式，比如倾诉、宣泄等，而只能采取自我疏导的方式。

近期，内地官场「非正常死亡」事件频发，令闻者咋舌。主流舆论将之归因于反腐风暴的震慑效应。此说固有道理，但细究起来，吏治环境和官场文化恐怕也是重要推手。

官场怪现象之「落水死」

11月4日晚9时许，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肖文荪与其秘书在该市柳江边散步时，落入柳江中。次日凌晨2时15分，据柳州市委办公室报告，肖文荪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淹溺。

1964年出生且身处高位的肖文荪，到底因何落水，时隔多日后仍未有权威部门回应。官方在事发后一周内，只给出两条讯息：一是广西纪检机关未接到对肖的举报，亦未对其进行调查；二是通过当地媒体为肖发了讣告，称其遗体告别仪式于11月6日举行。

此事之所以引来舆论探究，更有坊间演绎版本，疑窦之处颇多。据此前内地媒体披露，肖文荪落水之处有一米多高的护栏，要落入水中，必须翻越，且岸边水浅清澈，进入水中后需游出数米才到深水区。

就在肖市长落水前3天，柳州日报曾刊发报道《四处人工沙滩落水群众无溺亡》称，当地近几年水上娱乐活动不断增加，水上抢救任务日益繁重，落水者溺亡现象连年不断，但「今年市体育局认真落实抓好市委、市政府交办的重点工作，做好市区金沙角等4处人工沙滩公益救援工作，且成效显著……今年首度出现落水者零溺亡。」

白天还在正常参加公务活动的肖文荪，是「落江」还是「跳水」？随行秘书是否确有报警，又缘何未得到及时施救？这些谜团和真相，有如石沉江水，在涟漪后暂时复归平静；但其下是否潜藏暗涌，令外人难以窥视。

同样因「落水」闹出大动静的还有国有重点企业监事会主席时希平。时希平今年58岁，作为副部级干部还有两年才到退休年龄。他于9月13日前后在湖北休假期间「落水失踪」，原因不明，截至本文发出时仍未找到。

时希平有一个特殊身份——中央巡视组副组长，他被爆出失踪时巡视工作刚刚结束，向中央报告情况及巡视回馈工作尚未完成。时希平曾在中组部和国资委系统工作，为人相当低调。在中组部工作期间，他几乎未有任何公开的新闻报道，这从中组部的性质、他的级别和当时网络媒体的发达程度都能解释得通。到国资委以后，关于时的报道也只有寥寥数篇，其中有一篇是官方的典型人物宣传稿，可以看出时希平是一位体制内的标准骨干。

在今年以来的公开报道中，时希平以中央巡视组第三组副组长职务的身份出现。3月第三巡视组进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7月巡视了东方电气集团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时希平的「落水失踪」是否与巡视职务有关，不得而知，但时政圈内确实也有「不排除遭到报复」的传闻。

关于时希平的最近一次官方消息，是10月27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免去他的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职务。但是，这则常规任免消息，并不能清晰回答关于他发生意外的疑问。

今年11月，距离山东省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王改真在东昌湖「溺亡」也有整整半年。王改真落水意外后，警方已排除他杀，称「系溺水死亡，死亡原因正在调查中」。但180天后，这位正厅级女干部究竟为何「溺水」却未见任何新的信息披露。不能不让人忧心这种「没有下文」的操作方式，比河水更能吞噬官场生命。

地方官员「自杀潮」袭击官场

军政界高官自杀可以成为网上的大新闻，金融界官员自杀也多引人关注。但地方中下级官员自杀多为人所不知，其实，这些官员自杀已接二连三数不胜数：

11月9日，湖北省恩施州发布消息：该州财政局局长王金维当日早晨在家跳楼身亡。知情人士透露，就在王坠楼身亡前一日，他被宣布停职。

在王金维之前，从7月到10月，仅媒体公开披露的自杀官员已有8人。

9月9日，重庆市司法局党委委员、重庆市教育矫治局（戒毒管理局）局长谢伦在家中坠楼身亡。有报道称，现年55岁的谢伦当晚乘家人不备，从23层的家中翻窗高坠死亡。经查，谢伦曾患抑郁症，近期复发，病情加剧。

9月1日，江西省新余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万祥安在单位办公楼跳楼，经抢救无效身亡。

8月11日，连江县政协副主席孙辉下午从连江县政府大楼坠楼身亡。

7月30日，河北沧州市青县烟草专卖局局长李茂生被发现在办公室内吊亡。当地知情人士称，死者曾被上级领导约谈，具体内容不详。

7月27日，现年60岁的合肥市政协副主席满铭安于住宅楼顶吊颈死亡。警方调查为死因为「自缢」。

7月23日，山东东平县检察院党组副书记郑昌勇被证实在家中自缢身亡。据其同事和家人介绍，死者近年来有较严重失眠现象，并到多家医疗机构就诊。

7月18日，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朱玉萍被发现坠楼身亡。据媒体报道，朱对从市委调整到人大主持工作有些看法，近期家中亦遭变故，「加上社会上有一些传言，情绪十分低落」，可能是悲剧发生主要原因。

7月5日，海宁市纪委派驻信访局纪检组长在该市行政中心跳楼身亡。据初步调查，判断其系因抑郁跳楼。

此外，国企一把手中，上市公司中国一重的董事长吴生富在8月3日被企业公告披露「突然去世」。多个消息源称，吴生富是在齐齐哈尔的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统计发现，内地多数自杀官员都在一些重要部门任职，如地方党政机关、公检法部门，或国土、交通、教育、卫生、信访等部门，很少有人在团委、妇联等相对「权轻」的部门工作。体制内人士指出，不健康的官场生态乃是官员抑郁甚至自杀的重要原因，反腐风暴则是一个诱导因素。

有官场人士坦言，在一些民主氛围不浓、法治不彰、潜规则盛行的地方，不少在位者实际「过得诚惶诚恐」：一则忧心工作出现闪失，授人以柄，影响仕途；另则也因为与上级形成了某种人身依附关系，既要取悦领导，又要设防同事和竞争对手，不免身心俱疲。

对于某些官员来说，反腐之所以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与官场生态不无关系。少数上级就喜欢提拔「问题干部」，因为有把柄操控在手中，被提拔者才能用起来「放心」。而一旦被擢拔的官员进入反贪机构的视线，心理压力也会非常大。

以恩施州财政局局长王金维为例，反贪风暴有可能就是致其坠亡的导火线。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王金维属于「三不干部」。所谓「三不干部」，就是涉嫌违法违纪，因官场利益纷争，当地明确「不提拔不重用不处分」的干部。因此，王在四年前从建始县委书记任上平调州财政局局长。最近，湖北省委巡视组到恩施后，其存在的问题被旧事重提。

「官心病」与「潜规则」

虽然从医学角度讲，内地每年因重度抑郁而自杀的人数达20万。疾病不分阶层，发生在官员身上实属正常。但内地的「官心病」又与普通的抑郁症疾不同，职务身份和利益关系决定了他们很难采用一般人的心理纾解方式，比如倾诉、宣泄等，而只能采取自我疏导的方式。

一位曾在组织系统工作、又兼心理学职务的体制内干部说，目前内地官员「最大的心病是前程问题」。她曾给不少前途似锦的官员做心理咨询，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心理非常封闭」。可以说，「公务员已经成为中国心理疾病患者中最为隐秘的群体」。

官员们的「心疾」来源，除了工作本身及晋升的压力外，还来自于「官场潜规则」及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官员在公务岗位实施工作，除了考虑对事，还要考虑对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潜规则」对于仕途升迁更加管用。官员群体中对此不乏抱怨，认为「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甚至超过工作本身带来的压力」。

早前《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内地100多位干部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发现，80%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其中，近六成五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并由此导致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此外，「发展与责任」等压力被形象地称为官员背负的「大山」，使他们常常「夜不能寐」。

另有来自地方工会的调查显示，中层干部也是目前压力很大的群体，职业压力水平与人际关系焦虑水平普遍较高。在国际大都市上海，对当地官员的心理健康调查显示，45岁以下的青年干部心理健康指数比45岁以上的干部低，这种「官心病」年轻化的现象也很值得思考。

换一个角度想，在现代社会，若是为官不顺意，为何不「挂印而去」，而非要选择绝路？

这背后的原因，恐怕也与「官本位」和「特权至上」的社会价值取向有关。一些官员预感出事或者撤职后，社会光环和地位将彻底消失，连带自身价值也一同丧失。可以说。自杀体现的是一种价值权衡和选择。

而作为「恋权」文化的另一面，大众又有一种对官员普遍持有「有罪推定」的心理定势。「无官不贪」作为内地街谈巷议的流行语，实际体现了民众对腐败现象认知的扩大化。对于廉洁勤恳的官员而言，这种由少部份同僚带来的「污名效应」，也会客观上带来无形的压力。

以上都是职务以外的原因，就工作范畴而言，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期，各种问题、矛盾层出不穷，致使官员们面临的责任压力也很大。既要保经济、稳增长，又要维稳定、促民生，在考核指标和民众期许可能并不一致的情况下，也会产生烦闷、焦虑、愧疚的心理。

懒政怠政心病还要心药医

在心理学者看来，「官心病」的产生和集中爆发，跟官员群体的安全感缺失有关。这种职业不安全感，除了积聚压力，也会导致部份官员的不作为。表面上看，懒政庸政的出现，与「无能」和「缺乏激励」是相关联的。而从心理成因解读，可能也与部份官员在潜意识里认为「做事越多越不安全」有关，或者说，这是一种表现在行为上的「软抵抗」。

与压力下的「五死」相对，官媒还总结了当前懒政的突出「五型」：「打盹型」，精神萎靡不振，遇事装聋作哑；「木偶型」，工作不推不动，甚至推而不动；「太极型」，有问题左躲右闪，遇矛盾上推下卸；「比划型」，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说唱型」，动口不动手，务虚不务实。凡此种种，贻误事业发展，影响执政党的形象。

政治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高层一再强调治理官员「不作为」的问题，在从严治吏和雷霆反腐的背景下，对「不作为」的惩治有加码迹象。

「下一步，国务院督查结果要和『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相衔接。不作为的干部，该问责的要问责，该『挪位子』的要『挪位子』。」在9月下旬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要加大督查力度，坚决整肃懒政怠政等不作为行为，推动争相干事、有作为。这是中国高层破解「政令不出中南海」，治理官场庸懒政的重要行动。

此前，国务院先后在去年6月底到7月初、今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对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出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两次全面督查。目前，国务院的第三次大督查正聚焦民生领域的不落实不作为问题，进行到了督查审计环节。

从反馈看，10月中下旬以来，海南、广东等地针对国务院第二次大督查发现问题进行了问责处理。海南省委表示，国务院的核查问责工作，「对各级干部触动很大，社会反响强烈……我省各级各部门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聚焦『庸懒散奢贪』现象」。广东近日也披露，已按照国务院第二批核查问责工作的统一部署，针对财政资金沉淀等方面的懒政怠政不作为典型问题，依法依规对25人进行了问责，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本届习李政府的两个制度创新，一是通过部委官员进行事中专项督查，另一个是事后引入第三方评估，以此促进政坛清风正气。

对于那些选择「自我平庸化」的官员，除了借外力改善其行动外，也要好好诊一诊其心病。是因为怕出事不敢做事而选择观望，还是对于「反四风」下的官场新常态不适应，抑或因为考核选拔机制不合理而采取消极抗议？

如何从体制上给官员解压，可以开出三剂「心药」：一是「还权于民」，为官员制度性减压；二是通过法治、民主和监督，破除官本位和特权体制；三是实施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和选拔体制机制，使官员能上能下、进贤退庸。

对于解决「不愿干」「不真干」的问题，官媒曾撰文指出，一是要结合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打破一些地方和单位干部队伍中「固化板结」现象；加大公开比选力度，让一批责任心强、踏实干事的干部脱颖而出。二是要考核担责，「将考事与考人相结合、官评和民评相结合、考核与使用相结合，让干部比本事、比干事、比成事。要追究失责，对『在岗不在干、在干不在行』的干部要及时调整下来，对不作为、慢作为造成不良后果的干部要严肃处理。」

一言以蔽之，官场心病，还要对症下药。人心最是复杂，要医治起来也非旦夕之功。上下通力、内外互动、宽严相济，积涓滴之功，汇川江之水，是为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