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苏

反对派把经济、民生问题「泛政治化」，但其实质是什么未遑深究，这犹如将反对派定义为「为反对而反对」一样，都是泛化而无实质的政治术语。本文从香港近期的三次「泛政治化」风波，剖析「泛政治化」的实质、目的和效果。

在香港政坛上，「泛政治化」的实质是什么往往不知所云。这犹如将反对派定义为「为反对而反对」一样，都是泛化无实质的政治术语。例如，「为吃饭而吃饭」没有意义，吃饭的实质意义一是为延续生命、二是为满足食欲。

「为反对而反对」的实质

对于香港「泛政治化」的实质，主流话语则陷入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境地，但凡反对派借经济民生搞事，则一言撇之曰「泛政治化」，但对其实质、目的和效果却不甚了了。

其实，香港反对派「为反对而反对」与「泛政治化」联系密切，由于反对派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反对甚至要推翻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反对派把经济、民生问题「泛政治化」作为政治斗争工具，以反对「一国两制」下基本的政治制度，挑战现存宪制体制的合法性，这就是香港反对派「泛政治化」的实质。

如果稍加探究，主流话语的「泛政治化」主要有两种意思：一是「政治」等同于丑恶、肮脏、黑暗、自私自利、权力斗争等贬词，于是用「泛政治化」将一切渗入了政治因素的事件一网打尽。但问题是并非政治都是丑恶肮脏，渗入了政治因素的事件与「泛政治化」毕竟是两回事；二是将「泛政治化」等同于内耗，前行政长官、团结香港基金主席董建华在该基金成立一周年晚宴上的致辞中，指出过去十多年内耗已成为香港政治特色，令香港发展停滞不前，包括社会上内耗、立法会内的内耗、行政与立法之间内耗，这些成为香港「泛政治化」的突出表现。但「内耗」俗称「窝里斗」，若认为「泛政治化」等同于「内耗」，反对派与建制派岂非一窝之中人？

「泛政治化」的恶性循环

实际情况是，香港回归18年来，反对派制造矛盾，分化社会，致使民粹主义泛滥，政治生态恶化，社会难以和谐，政府动辄得咎，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社会亦缺乏搞好经济的和谐环境，这不仅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亦令香港社会产生了被边缘化的趋势。反对派为一己政治利益，置港人利益于不顾，把许多本来属于经济、民生和基本社会规范的问题「泛政治化」，「上纲上线」无限夸大，不惜歪曲真相，恐吓市民，阻碍香港社会发展步伐。香港竞争优势弱化，经济便会出现问题，随之引发更多经济民生问题，继而加剧社会深层次矛盾，「泛政治化」又阻碍香港发展经济，彼此之间形成恶性循环。

但是，具体说来，香港每一次「泛政治化」风波，目的和效果都不相同。最近发生的三次「泛政治化」风波，包括「一地两检」、版权条例修订和「全港性系统评估」(TSA)，可以透视香港「泛政治化」事件的实质。剖析起来，这三个「泛政治化」风波，实际上都是反对派的选举议题，是反对派在为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热身。

「一地两检」风波突出「本土路线」

「一地两检」是指出发地和目的地的边境管制人员于同一地点，分别办理跨境旅客的出入境手续，美加、英法等国家都有类似模式。香港与内地同属一国，要实行「一地两检」应该更容易。事实上，深圳湾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已达8年之久，香港执法人员在深圳一方的特定区域执法，从来没有人发出香港损害内地司法的质疑，一切运作正常，证明这一模式在「一国两制」下有效可行。

基本法第十八条规定：「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反对派声称「一地两检」不可透过基本法第18条将内地的全国性法律列入该法的附件三。但内地的出入境条例明显不属于本港自治范围的法律，本港进入内地的边检事务，既是国防事务和外交事务，又是中央管理的事务，还是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的事务。因此，透过基本法附件三授权内地执法人员在香港高铁站进行出入境检查，完全符合基本法和「一国两制」。

反对派抹黑「一地两检」是「出卖香港及『一国两制』」、「葬送香港的高度自治」，耸人听闻称高铁「一地两检」会「令『一国两制』变一国一制，香港人正在享有的自由和人权顿失保障」。反对派妖魔化「一地两检」，制造恐慌，误导市民，其司马昭之心是给今年立法会财委会审批高铁超支拨款先造干扰舆论，为拉布制造借口，千方百计令这个总投资800多亿港元、工程已经完成70%以上的重大工程烂尾，其目的是阻止香港同内地1.6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网相连，令香港与内地疏远和隔离，切断香港从国家发展战略中得到更多机遇的可能，其底牌是突出「本土路线」，隐晦地推行「港独」。

「一地两检」被「泛政治化」，其实是反对派的选举议题。在去年11月区议会选举中，「本土路线」明显抬头。新民主同盟16人参选15人胜出，其中的落选者又是高票落选，再加上8名「伞兵」、工党3人胜出，反映这一批主张「本土」的政党已获得相当一部份选民受落。区议会选举「本土」的政党全部搬用了台湾民进党的「政治素人」、「本土主义」、「庄敬自强」、「命运自决」的选举术语和「低调悲情」的策略。「人民力量」、社民连等参选者全军尽墨，说明外表恶形恶相的「传统激进派」已经有被所谓「温和本土派」取代的迹象。在有票可图的趋势下，反对派各个政党必定会在今年立法会选举的政纲中加入明显的「本土路线」主张，并大力操弄两地议题制造政治风波去催票。「一地两检」被「泛政治化」，其实就是反对派突出「本土路线」，操弄两地议题制造政治风波的伎俩。

「传统激进派」对抗的主要是特区政府，而「温和本土派」对抗的主要是中央政府，是要搞「港独」，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温和本土派」是香港的民进党雏形，发展下去危害性很大。对这股「本土主义」思潮，建制派应认真研究如何应对。首先，建制派要协助特区政府处理好水货客问题，协助特区政府与内地连手打击水货客，促进政府尽快兴建边境购物城，分流内地旅客；其次，建制派要揭露反对派的「本土路线」表面上是维护本土利益，实际上却是毒化香港与内地关系，打烂市民饭碗，揭露和遏制「本土路线」思潮，实际上也是维护港人的根本利益，会越来越得到市民的认同和支持；再次，建制派要鼓励香港年轻一代放开怀抱认识国家，自觉把个人的发展和香港的前途、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更多地认知、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抓住时代机遇，开拓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事业，避免「本土派」政团误导更多的青年。

反对TSA风波拉拢学生家长

反对「全港性系统评估」(TSA) 的风波乘区议会选举而起，至今仍然在发酵。一些持反对TSA立场的组织，其立场之强硬，态度之蛮不讲理，彷佛除了取消TSA，政府就别无他选。这种非黑即白，把对立面推向极端的态度，旨在把TSA「泛政治化」，制造更大的社会矛盾，目的是扩大票源拉拢学生家长 。

TSA是旨在了解全港学生中、英、数3科基本能力的一个测试，此测试不记名，成绩也不记入学生个人学业成绩之内，目的是要知整体大概。有了TSA测试指标，可以让不同持份者对学生的学习有更全面和数据化的掌握。其中小三TSA有其必要性，因为小三是学习差异的转折点，目的在评估学童的学习水平，得出数据，供学校因应加强和改善。TSA推行逾10年，证明这是能够全面、客观、真实地测定出学生的学习能力的方法。

TSA原无争议，只是有办学团体利用TSA为团体内的学校「排名」，而部份学校则认为是所谓「杀校」的评核标准，于是为「排名」而过度操练学生。部份家长透过电子平台提出取消TSA的要求，一个「争取『取消小三TSA』」的facebook专页一开始就得到数万人呼应。

针对反对TSA的风波，立场较为中立的《明报》早在去年10月30日发表题为《政客党派请放过学生，勿为选票操作TSA》的社评，指出事件由原本家长网上热论，到提出取消TSA的要求，有政客即把事件政治化，「有人还利用区议会选举而要求候选人表态，作为他们投票的基准，云云。至此，事态性质急速变化，类如鲨鱼嗜血一样，某些政客和政党嗅到气味就开始介入，把此事操作为选举议题。」该社评谴责政客政党只问选票，区议会的职能与TSA这类议题并无直接关系，政党将之列入政纲，有抽水之嫌。

但反对TSA风波至今毫无消退迹象，教育局在压力下去信各小学校监、校长，要求各校不得以TSA为名要求学生补课操练，事件虽可为不满TSA的家长消消气，却又激化了学校的不满，津贴小学议会和资助小学校长会批评教育局「不解校情」、「破坏家校互信」。有地区家长代表认为，有些学校和家长并不反对TSA和操练，甚至认同操练，故当局「一刀切」的行政命令，或会令人觉得非黑即白，而引起争拗。

在TSA争议中，反对派为推倒TSA，打击政府管治威信，刻意激化教育局和学校、学生、家长的矛盾，一方面强烈要求解决TSA操练问题，煽动罢考，而当教育局呼吁学校停止操练时却又大肆攻击，做法自相矛盾，更暴露反对派根本不在乎解决问题，而是全力散播负面情绪，意在激化矛盾，将小学生都变成政争工具，拉拢学生不满TSA的家长的选票。

版权条例修订风波拉拢网民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香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例也需要与时俱进作出修订，以跟上时代潮流和相关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特区政府经过多年咨询，将平衡各方面利益的版权修订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反对派却将本属于知识产权范畴的立法事项「泛政治化」，抹黑版权修订条例为「网络23条」，造谣指一旦通过条例，「政府会诬告市民」、「会沦为政治打压工具」、「用来消灭港人」。

12月13日，反对派激进组织「热血公民」，更围攻香港版权大联盟相关的记者会，涉嫌禁锢出席嘉宾，阻碍其意见表达，令记者会不得不取消。反对派将保护知识产权的有关建议丑化为打压网民的意见表达、封杀网上言论自由等等，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网民的对立情绪，目的是拉拢网民。

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选举动员技术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主流媒体控制舆论走向的局面被迅速打破，影响选举舆论风向的因素更为复杂多变。在区议会选举中，相对于不少勤奋的候选人，「伞兵」和一些「政治素人」，根本没有地区工作的往绩，但却轻易得到大量选票，其重要原因是借助于互联网动员技术。

反对派制造的版权条例修订风波，旨在拉拢网民，因为网民在选举中是一股巨大力量和庞大票源。2008年，奥巴马赢得美国大选，媒体以及学者们都开始研究互联网媒体在竞选中的作用。例如，2008年，YouTube面世3年，Twitter出现两年，Facebook创立4年。虽然这些互联网媒体已经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但是看看2008年奥巴马当选之后发的那个Twitter，只有157次转推，到了2012年，当奥巴马在Twitter上宣布当选的时候，转推达到了80万次。也就是4年的时间，可以看到互联网媒体覆盖用户的速度。

在去年区议会选举中，「伞兵」和反对派复活了「占中」的79天里所建立起来的群组名单，重新作为选举工具，大力呼吁网民投票。在投票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伞兵」和反对派参选者的手机网络，针对每一个选区的不同对手，实行了包括起底、抹黑在内的歼灭性打击策略，一些建制派候选人或懵然不知，或有所警觉但却束手无策。

比较起来，建制派的「老饼式」选举形式，包括平时以「蛇斋饼粽」吸引选民，以及在选举期间设置大量的街贴、街站、洗楼、嗌咪，以至「成功争取」各种小区设施的细微改善，这些传统的选战形式，已经严重落后。反对派区选的互联网动员方式，与建制派「老饼式」的动员方式比较，显然占了很大优势。

建制派和反对派都面对选举网络化的挑战，都必须强化这方面的能力，谁能充分利用互联网动员技术，争取更多网民认同和支持，是赢得未来选战的关键。建制派要重视选举的互联网动员技术与网络组织。同时，建制派要藉助新媒体与网民互动，让网民了解建制派的立场、理念和公共服务成绩，避免更多网民被反对派拉拢而成为反对派的票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