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启敏

执政高层虽然正确选择了「供给侧结构改革」作为新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但是能不能跨越「路径依赖」，推动和完成这一改革，尚需观察。若无大智大勇，这一跳跃很难。

近两个月来，中共领导人的外访活动格外多，但是当下高层最紧迫的是集中精力解决经济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经济下行形势令高层倍感压力重重，越发急迫地谋求脱困之计。在高层周围工作的人士观察，本届高层执政三年多来，经济下行的压力始终挥之不去，这种挑战颇为严峻。大致上看，近30年来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和执政合法性的积累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经济增长保持了相当高的速度，尽管这种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造成的问题成堆，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进行重大的体制及制度改革及转型就无法重获发展新机和活力的关键时期。但高速经济增长毕竟给中国社会及民众带来一定程度的财富增长实惠，缓解了执政失败、失误造成的内外危机，为其巩固执政地位提供了可靠依托。

大规模强力度反腐的三大作用

不巧的是，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偏偏发生在新一届中共高层刚刚登上执政舞台之际，「下行」时间之长、深度之大，都是近30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几乎与经济下行趋势同时出现的，则是高层政治圈内的薄熙来、周永康等贪腐、乱政行径浮出水面。经济高速增长所支撑的政治格局、利益关系、意识形态及其现行秩序，都会因为经济下行失去已有平衡，从而发生一系列变故和动荡，这才是高官贪腐乱政暴露了与经济下行之间存在的那种深层必然联系，而也正是在这里，潜伏着令执政高层所最为担忧的会造成现行秩序发生倾覆的巨大风险。

这一届中共高层执政伊始就屡下重手开展反腐斗争，着力整顿党风、政风，启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等。应该承认，执政高层采取上述行动谋求经济下行条件下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平衡，是很有胆魄也很见功力的，其中最可称道的，无疑当属执政高层以超常规方式在整个公权力领域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接近中共高层的观察人士指出，这场反腐斗争从权力最高层到最基层，几乎没有死角，触及到整个公权力领域，发现和清扫出了一大批高、中、低级贪腐官员，创造了执政党反腐史上反腐规模最大、清除贪腐官员最多、清除贪腐官员的级别最高的纪录，堪称史无前例。

如此大规模强力度的反腐，至少起到三大作用：一是在经济下行造成执政党的合法性趋向弱化情况下，通过超常方式打击贪腐官员赢得民心，从而大大彰显了执政党的执政正义性，有效弥补执政合法性不足的巨大缺陷，为新一代中共高层「重整旗鼓」开创执政新局面、建立治理新体系和经济发展新常态，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和机会；二是在公权力领域清除掉一大批贪腐官员，不但打掉了一些利用贪腐结成的「团伙」、「帮派」和形成「寡头」的势力，有效防范了谋权乱政的政治风险，扫清了权力合法合规运行的障碍，还有力打击了贪腐多所产生的党政既得利益阶层，削弱了既得利益阶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阻力；三，反腐败斗争揭露了党政干部阶层出现大量贪腐分子的事实，将「苏式社会主义」的制度遗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及其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一大祸患充分暴露出来，而因为打击党政干部中的腐败分子所导致的，实则是党政干部掌控配置资源的经济增长的「政府主导」模式受到严重摧毁，都为新一届执政高层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切断「苏式社会主义」的历史脐带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提供了一次大机遇。

反腐败斗争为执政党在近30年来所极为罕见的经济下行局面之下维系和支撑社会、政治的秩序及稳定，的确起了大作用，但这种作用毕竟有限。如若不能从解决经济本身问题入手，重新找回支撑全局稳定和正常 秩序的基础，执政局面就会变得相当难堪。接近高层的人士指出，经济发展仍然在当下中国居有其不可替代「中心」地位，无论是在经济增长快还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都是如此——当然，这个「中心地位」已非要求执政党及其政府去更多更直接地干预和操控经济事务，而是要求他们将手中的行政权力更多地、更有秩序和规范地转化为市场的、法律的和社会的权力。而当务之急，则是要找到应对「经济下行」危机的正确而有效的办法。这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议题。

造成经济持续下行的两大原因

有参与高层经济决策的人士指出，本届执政高层当任之初，对经济下行的严重程度以及它发生的原因是估计和认识不足的，认为这次经济下行只是短时间的，下行幅度不会很大，很快就会出现「经济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潜力大，韧性强，不存在大的缺陷和制约因素；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有效而多样，相关政策工具「储备丰富」。这些认识与实际发生的情况相去甚远。三年过去，经济下行逼近甚至击穿社会及政治可承受的「底线」，「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转方式，建立经济新常态」等等，似乎都在做，也都做了出一些样子和成效，但都未达到预期效果。现在到了对近三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加以检讨和修正的时候了。

对高层决策有影响力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从多年的快速增长到现在掉头持续下行，原因很多，例如从国际一端看，世界经济增长一方面在放缓，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体量在变大，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带动力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当今国际分工正面临新的洗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快，发达国家在推进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业化。特别是再加上中国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进的经济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创造力来创造新供给的能力还不够强。另外从国内原因来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衰竭及环境恶化等等，都对经济下行产生作用。

不过，造成当下经济持续下行的，还有两个更重要原因：

一是强势的「政府主导」体制及其形成的过度依赖投资和外延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体制和模式造成极为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极其庞大的、难以消化和转移的过剩产能及库存，这是中国经济难以摆脱下行困境的最大梦魇之一。

二是近些年来形成的以刺激「投资、出口、消费」三大需求（俗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拉动较快经济增长的、偏好「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模式，而这种注重刺激和扩大需求侧「三大要素」（投资、净出口和消费）的宏观管理模式最为极致的做法，就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际为拯救中国经济增长的较快速度而推出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执行这种宏观政策造成巨量货币发行、巨额政府债务和巨大过剩产能及库存，它们共同「发力」，切断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供求间的比例关系及对资源分配的导向，大大削弱和扼制了供给侧的「资本壮大」、「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带来效率提高成本降低」等这三大要素对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扭转经济下行趋势所具有的巨大作用，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挖光淘尽」并将其拖入持续下行的泥潭之中。可以说，强势的「政府主导」体制及其形成的依赖投资和外延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偏好刺激和扩大需求侧「三大要素」的宏观调控和管理模式，两者相互依存同构一体——前者是后者的制度依托，后者则是前者的必行路径。它们的这种关系形态，加上「政府主导」体制集中和代表了党政官僚阶层的最大既得利益故而得到悉心维护，又受到执政意识形态的全力支持，就使得为遏制和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对它们进行任何改革都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当「十二五」期间以来一直实行「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的宏观政策但经济还在下行、工业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的时候，当多次采用增加投资方式刺激经济但负面效果愈来愈大、投资增速效应愈来愈低、过剩产能愈来愈大而投资高速增长已无足够资源支撑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一切都完全不能再用「需求不足」来解释的时候，刺激和扩大需求「三大要素」的宏观调控政策仍难以从决策层的「工具篮」里退出。

应该说，三年来经济下行的势头持续加大，经济运行进入危机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未对「政府主导」体制进行大力改革、不能将偏好刺激和扩大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赶下「主导」地位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于是，巨量过剩产能和库存「去」不掉，「高杠杆」降不下，「僵尸企业」停不了，经济增长的路子都堵死了。值得庆幸的是，对这一些，执政高层现在已有所警悟，并开始作出修正和改变的动作。

「供给侧改革」是指导思想上的进步

在较早时候，一位老资格的参与高层改革决策的经济学家，就向高层指出偏好凯恩斯主义的、注重刺激扩大需求侧的宏观政策只能用于对经济的短期调控，若将其作为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用，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灾难性后果，因为这种注重刺激和扩大需求的政策，往往会蜕变为典型的政府替代市场错配资源的方式，它无视和扼制企业满足市场需求的主动性、追求技术进步的积极性和寻求开拓市场需求新空间创造性，用货币超发将大量宝贵资源堆积成过剩产能和产品垃圾，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经济和社会效应。

今年4月间，中共领导人所依重的一位高层经济官员经过实地调研后向决策层高层提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已不在简单的需求不足，而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缺陷：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一些行业过度投资过度发展；政府管制太多、法治薄弱，严重抑制了创新活动，减少了有效供给；中国企业普遍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中国目前的供给现状是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无法适应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结构等等，建议不再过分强调和使用侧重需求侧的宏观政策，而应加强供给侧结构的改革，在去产能和库存、关停并转「僵尸企业」、减税、国企改革、减少行政干预和简化政府职能等方面采取更有力度、更为开放和更有突破性的举措等等。中共领导人肯定了这些看法和建议，在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作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决断。

人们注意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执政高层提出「明年要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必须继续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互为支撑、互促共进。」注重微观经济活动健康活跃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将取代偏重「需求则」的宏观经济管理独占高层决策「工具篮」的局面，看来就是明年中共高层指导经济工作的一个大走向。对执政党来说，这无疑是他们经济指导思想上的一个大进步。

参与为决策高层提供政策咨询的人士指出，中共领导人所认可的「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其实质就是当年美国总统列根为振兴美国经济而采用的「供给经济学」。供给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派相对立，它源自西方古典经济学，十九世纪法国经济学家扎伊尔是供应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萨依定律」认为：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其内在机理是：只要市场是有效的，企业家是理性的，就不会创造「无效供给」（产能过剩）。

对经济增长乏力，凯恩斯主义的药方是：需求不足，政府应该刺激需求；而供给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乏力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侧出了问题，不该生产的生产太多，消费者需要的东西则缺乏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刺激需求，只会令问题变得更糟。导致供给不足的原因，或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杀了创新，或是税负太重抑制了供给，所以改善供给的关键是：一，减少政府管制，促进企业家的创新；二，降低税负，提高个人和企业家工作的积极性。要刺激生产必须增加资本积累并刺激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减税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力的措施。供给经济学所追求的是：「小政府，大市场」、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其中企业家的创造精神最为关键。乔布斯发明了iPhone手机，就创造了巨大需求。无可置疑，任何国家的消费旺盛背后，都有企业家源源不断的创新供给。

现在中国执政高层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经济主张，强调注重市场配置资源和去过剩产能、力求改善有效供给、减少政府干预、减税和鼓励创业创新等等。如果能真正将这些举措落实到位，遏制和扭转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建立结构合理、优质高效、环境友好的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在即将开始的「十三五」期间还是可以预期的。

供给侧改革能否跨越陷阱

不过与高层有联系的研究人士指出，确定「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固然不失为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一大进步，然而需要看到，如果说「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及其采取的诸多政策举措所要依托的，是「小政府、大市场」那样一种体制环境的话，那么以往长期单纯实施刺激和扩大需求的宏观政策，其所依托的则是「政府主导」资源分配、行政干预经济事务权力不受限制和监督制约那样一种体制、机制，所以，「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势必就是对「政府主导」、行政干预经济事务权力过大过多体制进行改革、进而打造「小政府、大市场」体制环境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状况，就决定「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状况——也即是说，如果不能对「政府主导」体制进行改革、无法顺利打造一个「小政府、大市场」的体制，那么供给侧结构改革也便不会有所成就。

大量事实证明，二十一世纪的十余年来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取得太大进展，且呈现愈渐式微倒退的态势，这在很大程度和中国经济形态与其所由脱胎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难以割断「脐带」有着很大关系。「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是这样一种「三合一」：党政不分的政体+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当年中国改革既是从摆脱苏式「三合一」体制起步的，也是依托这种体制起步的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党政不分的政体未改，国有企业占「主体」的地位未改，计划经济中的官僚意志和权力过大太多的本质未改。现在，中国经济体制虽然增加了民营经济的大量成分，非要素产品市场形成，市场在一定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作用增大等等，但苏式「三合一」体制基本未变，还伴随着GDP的快速粗放增长演变成「政府主导」+权贵资本这么一种体制「模式」，并得到以党政官僚为主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保护，使得中国在经济领域内进行任何改革都不可触动这种体制。这便是我们当下「供给侧结构改革」所无可逃遁地要遭遇到的一个陷阱。「供给侧结构改革」所需要的那种「小政府、大市场」体制，是不会被见容于「政府主导」体制的。

以此观之，执政高层虽然正确地选择了「供给侧结构改革」作为新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但是他们能不能跨越「路径依赖」，推动和完成这一改革，尚需观察。若无大智大勇，这一跳跃很难。2015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