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浩然 博士

「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源于大陆文明辉煌的交流历史，却以现代的方法，例如高铁技术、自由贸易概念等恢复过来。通过这种共富的发展理念，中国也在推动自身从「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演变成为「世界工程师」。

笔者最近出版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新书，也因此以《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工程师》来命名。其中理念，正如张燕生教授在书中序言写道：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就提出了三个方面开放的重要思想。他说：「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从扩大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到扩大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正在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事实上，今天中国在全球的角色正在转变，从过去生产商品，逐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广大的亚、欧地区建设基础设施，从铁道、路桥、资源管道，到物流园区、码头港口和机场。中国正在把过去三十多年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脱贫的经验，往外辐射到这片尚待发展的地区和社会。

「一带一路」是大历史

今天我们打开世界地图，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熟悉的欧洲、美洲和亚洲地区。这是我们的时代局限：我们生长在源于文艺复兴而来之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世界。欧洲的兴起，主导着我们的知识、认知、兴趣，甚至关注焦点。

可是，我们可以选择其他角度去看待世界和历史：一种不以今天的所谓「成败」来认识世界的视觉。只要我们仔细阅读世界地图，有一大片在今日国际秩序下沉默着的亚、欧大陆区域。这里幅员辽阔，包含了中亚五国、高加索地区、中东欧十六国、阿拉伯国家、孟中印缅和巴基斯坦的南亚，以及东南亚等区域。

其实这片区域孕育了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等世界主要宗教，见证了从波斯、古罗马、鄂图曼，到唐朝等伟大帝国的兴衰。这里甚至是人类文明的诞生之地，联系着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用西方文明的视角，这片中东和远东区域是落后的：这片区域代表着不稳定、暴力，并威胁着和平，这里的国家被视为极权、不自由和贫困。可是今天，我们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高速发展会为这个区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社会转型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认识这个区域让我们更加明白世界和历史是如何运作。

我是如何看「一带一路」的

今天在香港，当我们讨论「一带一路」倡议时，习惯性地把焦点放在商业交往和生意机会。其实这项倡议的意义远大于此，我们似乎缺乏了从源远流长的大历史观来看待这个对未来世界的想象。

这种史观正是我撰写《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工程师》一书的目的。「一带一路」有很多层面，从第一，协调各国发展策略对接，做到政策协同，使所有参与国家之间的发展事半功倍。第二，涵盖文化、民间、社会团体、人文等多层次的交流融合，让大家增进了解、建立友谊。第三，具体的基建项目，并同时设立了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南南银行等资金配置平台作为支撑。第四，整个倡议的最终目标，是达到各国和人民的商贸往还、相互投资和共同繁荣。这些组合，从打造信道，到商贸往还，最后达至人文交流，不正就是历史的发展潮流吗？

本书结合宏观的历史和国际关系观点，介绍「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布局，然后配以各项具体的政策措施、项目和最新发展，让读者能够有一个立体认识。全书分为三部份，分别是数十篇专题式介绍什么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短文，旨在让大家方便理解基本概念和认知。之后是沿线六十多个现时比较积极响应参与倡议的国家基本数据，以及透过地图，让大家能够对整个「一带一路」亚、欧、非洲区域的社会民生和制度状况建立直观感觉。期望读者阅毕本书之后，能够对「一带一路」形成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更重要是，明白香港和我们自身能够在当中如何参与自处。

笔者有幸因工作关系，在倡议提出不久便一直关注这个问题。结合自身对发展学、非洲研究和国际关系的一点认识，尝试从一个更加立体的视角去看待倡议内容，通过拙作跟读者分享倡议的各个方面。这其中，当然包括巨大的困难。

是机会，也是挑战

丁新豹教授在序言中说：中国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以唐朝为例，唐代应该是丝路最为繁盛、也是中国对西域影响最大的时期。当时唐朝在碎叶城，也就是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实现了对于中亚部份地区的控制。可是中国对西域的有限控制并没有持续太久。之后唐朝在跟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怛罗斯之战中战败，同时国内又爆发了「安史之乱」，国力迅速衰落，自此中国基本上退出了西域。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并没有在这些区域得到传播和认可。甚至，中国人在中亚地区被划为「契丹」，这显然不是传统的中华文化在这一地区进行传播的结果。

只有明白了这些客观历史状况，我们才会知道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应该懂得怀着谦卑的心，去认识广大的世界。我们不要想着搭上了「一带一路」，明天就会发财，这是不切实际的。可是如果我们不去认识这个新世界，却将会被下一个世代所淘汰！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一带一路课题首席研究员、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菁英会执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