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倾斜激发多重作用

☉文/刘澜昌

笔者认为，就目前香港发展而言，国家支持的外因超过香港自身的内因成为主要的动力。这就需要中央毫不吝啬的提出「惠港措施」，毫不吝啬的想方设法支持香港，通过中央的支持去刺激香港的内生动力。就目前急切可做而言，考虑在八个方面支持香港。

全国人大委员长、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张德江视察香港时提到：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如何保持繁荣？香港的国际地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香港市民的幸福生活也离不开发展。香港各界要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意识，把注意力聚焦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提升竞争力上来。折腾对香港没任何好处，只会蹉跎岁月，贻害经济和民生。

香港经济发展面对严峻挑战

张德江的话语重心长，是提点，也是警钟。香港的价值，首先在于经济，香港的GDP曾经是全国的四分之一，不能不说是保留香港原有的制度、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香港如果落后了，成为国家和亚太地区的二三流城市，那么香港就什么也不是了。那样，香港再实行一国两制也没有必要了，「你比内地还要落后，那么你的制度还有优越性吗？还要保留吗？」不言而喻，香港是否一流的繁荣城市，与是否实行一国两制是有着因果的联系。自然，从根本而言，经济发展关系到每一个港人的福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然而，不用韪言，香港经济发展目前正面对着严峻的挑战。

一个事例，是「港深双城记」的故事。深圳这个之前的边陲渔村，当年GDP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2015年正式超越香港。虽然人均GDP还落后于香港，但是高科技产业带动服务业、金融业，深圳的内生竞争力优于香港。在未来可见的十年，深圳的GDP增速将保持在香港的二倍多。有人说，深圳还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香港则是一个60岁的老人。甚至有人断言，深圳的楼价会超越香港。

另一个事例，「港星双城记」。新加坡人口少于香港，港星于90年代并列于「亚洲四小龙」，经济总量及人均GDP香港一直高于新加坡。然而，2003年新加坡人均GDP超过香港，2010年新加坡经济总量首次超过香港。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新加坡排名第七，是亚洲之首，香港则排第十；另外，香港于知识密集产业相关就业、产学研合作及拥有中高科技人员，均落后于新加坡。

笔者曾经服务香港亚洲电视17年，知道香港回归前大学生一毕业入行亚视做新闻记者，月薪1万港元左右，今年初亚视失去免费电视广播权时新入职记者薪酬基本没有变化。固然，亚视有其经营长期亏蚀的特殊性，但是香港回归以来港人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则是一个事实。政府数据表明，从2003年到2013年，香港实际GDP增长了55.6%，而从业者的薪金并没有明显提高。香港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仅从1万港元增加到1.3万港元，折合年增长率不足3%。同时，由于经济发展迟缓，使到社会矛盾积累并且激化。

首先是购房难，年轻人安居置业艰难。以2003年作为基数，香港私人楼宇单位的售价到2013年时上涨了4倍，而同期私人楼宇的租金也相当于2003年时候的2.09倍。其次，作为发达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地区，长者贫困也正在成为香港的重要问题。据2012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香港有接近30万的长者生活于低收入家庭，占整体长者人口的32.6％，预计贫困长者的数量将上升到2039年时候的71万。再次，香港的大学升学率之低，在发达经济体中也堪称罕见。不足五成中学毕业生有机会读大学(不计副学士)。第四，医疗供应不足，2003年到2013年，香港医疗机构病床数从每千人5.3张下降到5.1张。社会矛盾的激化，增加了社会怨气，反过来阻碍政府正常施政，也影响经济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张德江视察香港要求香港各界「把注意力聚焦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提升竞争力上来」，确实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张德江不但指明了香港未来之路的方向，而且也指出了「船和桥」，那就是要求香港「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发展战略中来」。他说，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节点。中央政府在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和设计「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时，均把支持香港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要的政策取向。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备区位优势、开放合作的先发优势、服务业专业化优势和文脉相承的人文优势等独特优势，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希望香港以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充分把握「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将自身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放大和提升香港的优势。

张德江委员长提出的香港再起飞的「船和桥」，就是香港更加紧密依托国家的发展，搭上国家发展的「便车」和「快车」，在参与和助力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张显和提升自己原有的优势，从而生成新的经济竞争力和发展动力。

四大瓶颈问题困扰香港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一个时期提出要学习哲学。毛泽东说过：「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很清楚，未来香港再起飞受到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外部的因素，包括国际的经济大环境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环境以及对香港的影响。另一个则是香港的自身的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从整体和长期而言，决定性的因素是香港自身，是变化的根据；而外部的因素则是变化的条件，外部因素是通过香港内部因素而起作用。香港自己不努力，谁也不能强迫香港向上；香港不思变，国家不能代替香港发展。

不过，香港正遭遇发展的一个严重的瓶颈，突破这个瓶颈之困难可能单靠香港自身力有不逮，或者说需要一个漫长的徘徊期。因此，急需国家的支持，伸手拉香港一把，尤其重要，将起到事半功倍，甚至是四両拨千斤。香港是一个细小的经济体，国家略施微力，香港经济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是香港在短期内还找不到经济发展强劲的内生动力 香港上世纪起飞成为四小龙之一，首先是搭上三次全球产业转移的「便车」，包括二十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二十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促使美日也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二十世纪80年代，科技革命使发达国家继续转移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香港在这三次转移链条中都处在靠前的位置。其次，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给予了香港如特首梁振英所说的「超级联系人」的地位，与发展的机会。

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香港的优势在逐渐弱化。内地经贸依赖香港的情形甚至产生质的变化，不但物流以至众多的经贸活动都可以绕过香港。而香港自身则由于「地价楼价租金三高」的结构性矛盾，是产业空洞化、单一化，金融、地产、进出口贸易和旅游这四大板块的产值占了香港GDP的半壁江山。然而，最为人诟病的地产占GDP比重连年下降，如今已不及5%，对GDP的拉动效应已渐渐弱化，甚至不及平均水平。而在高科技产业，香港完全空白。原来一度异常繁荣的影视产业亦江河之下，被视为香港衰败的象征。虽然，香港还是屡屡在经济自由度排列前位，但是竞争力确实乏善可陈。最要命的是，这些经济上的结构性矛盾，不是短期可以解决，致使人们看不到香港的经济前景。

二是政治环境恶化 香港政治环境恶化，其实不在于某些人提出激烈的「本土」、「港独」等回归以来首次出现的反回归反一国两制的口号，而是在于爱国爱港的处于弱势的状态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而目前较为突出的青年、教育、法律和媒体界的问题，更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三五年就有可观的改变。由于香港回归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没有实行「去殖民化」，这一结构性的问题的存在决定了香港大多数人认同国家认同民族，可能是一两代人的事情。今年9月立法会的选举，建制派的选情并不乐观。

三是香港工商界缺乏领导力 香港保留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就是说香港的资产阶级要在政治经济各个层面发挥领导和主导作用，但是，香港的工商界还是继承了中国资产阶级软弱，胸怀不宽，眼界低，政治能力弱的特点，很难担负其历史使命。其表现，一是代表工商界的自由党发展每况愈下，立法会议员越来越少，其提出的各项政策没有香港的大局观，而且左摇右摆。二是，香港的工商界，眼窝浅，只看眼前鼻尖下的利益，不懂得通过劳资和谐，社会和谐而营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去谋取更大利益，不懂得香港整体好工商界才好的道理，在最低工资、低保、强积金对冲长期服务金方面，与劳方斤斤计较，与西方成熟的工商党比较完全是小儿科的角色。

再者，香港的工商大佬虽然坐拥巨额资金，但是缺乏对世界经济潮流的把握，还是沉迷于地产，股市等方面，不能创造香港的新生生产力。这一问题，也不是短期可以解决。倒是，一些内地企业将互联网+等概念带来香港。

四是政府施政难在短期内改变困难局面 特区政府目前面临反对派恶性抵制的局面，立法会的制度也不能阻止非理性「拉布」。董建华近期的一个演讲指出，由于香港现行的体制，导致三任行政长官都因为「手中无票」，无法落实「行政主导」。很快，就要进行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相信再一个五年任期内，行政长官施政困难的局面也难以改善。

惠港措施可刺激香港内生动力

在香港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单靠香港自身的因素，是很困难的事情，也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在时不我待，一步掉队步步掉队的急迫条件下，急需国家支持，中央扶一把。一直以来，中央支持香港，提出很多「惠港措施」，如CEPA、自由行、离岸人民币结算、沪港通等，必须认识到，这些「惠港措施」，也是中央和香港双赢的措施，也是内地和香港双赢的措施，所以这些措施不怕多只怕少。同时，目前因为香港的政治环境恶化，港独思潮抬头，排斥内地行动时有发生，因此有人产生让香港自生自灭胡涂观念。事实上，香港的发展也关系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的实现。国家好，香港好；香港好，也有助国家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在目前一段时间，就香港发展而言，国家支持的外因超过香港自身的内因，成为主要的动力。中央需要毫不吝啬的提出「惠港措施」，毫不吝啬的想方设法支持香港，通过中央的支持去刺激香港的内生动力。

笔者认为，在目前急切可做而言，中央可否考虑在如下几方面支持香港：

第一，继续在「自由行」方面给予支持。 2003年中央为了支持香港推行的「自由行」政策，挽救了当时频临崩溃的香港经济。这些年，「自由行」已经不但是香港普遍就业的良方，而且也使到旅游业对香港的贡献超过地产而成为香港的重要支柱。但是也由于管理跟不上，也给市民带来不便，并成为反对派搞事，排斥内地人的借口，影响到内地人来港的意欲。但是，决不能因噎废食，保持「自由行」的适当的规模，是当前香港克服经济逆境的快捷方式，中央可开放更多内地尚未开放的城市。

第二，在香港基建上继续给予支持。 在「十二五规划」港澳专章，写上了香港的高铁，港珠澳大桥等基建项目，而在「十三五规划」则只字不提。有人说是因为香港的工程严重拖延，不管怎么说，希望中央不要因此影响对香港基建的支持。既然香港落后了，中央更应该扶持。现时，香港正筹划建设新机场第三条跑道，有不少问题涉及与内地关系，例如空域的使用问题，中央宜对香港给予照顾。此外，香港还有一些口岸，道路建设，国家也宜关照香港。

第三，在金融业方面更多利用香港。 香港是国家的一个集资中心，一个对外金融联系的中心，一直以来中央积极利用香港，香港也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由于金融是香港的头牌产业，当下需要国家注入更多的强心针，以发挥短期刺激功效。深港通宜尽快开通，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带一路」的融资机构亚投行，可否尽快吸收香港加入，同时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最大限度的发挥香港的融资、集资、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其他金融作用。另外，中央也可在香港设立一些「一带一路」的基金，发行「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债券，等等。

第四，在港设立仲裁中心。 香港法律制度在国际有一定认可度，因此国家在香港设立一些仲裁机构，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的商业纠纷、基建纠纷、海上运输纠纷等问题的仲裁提供方便，是可以尝试的新事物。

「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香港作用

第五，在港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中心。 香港的教育有一定的国际地位，行政长官梁振英已提出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子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方便。这是发挥香港人文优势，促进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战略举措。显然，如果内地高校也积极参与，使香港成为「一带一路」的一个教育中心，是发挥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作用，并带动香港教育产业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良好举措。

第六，在港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中心。 目前，国家级的媒体在香港都有亚太中心，内地一些大的互联网媒体也进入香港发展，香港基本法保障的信息自由，新闻自由，以及历史形成的国际媒体中心的条件，使香港可以发展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中心，为沿线国家服务，就此，可以采取中央，内地省市，以及民营等各种方式来港投资兴办。原来，中央一套节目通过香港亚视在港落地，现在由于亚视没有了免费电视牌照，中央一套也告别了港人。其实，为何中央台不可在香港落地？在香港积极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中心，既有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利在国际社会正面宣传国家形象，也有利改变香港本身的媒体生态，扶正祛邪。

第七，扶持香港科研机构，促进香港科技产业发展。 科技产业是香港一个短板，香港的科研也是弱项。但是，香港在急起直追，政府已成立创新科技局；香港还成立科学院。香港在吸收和转移利用国际先进科技产品，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因此，国家在扶持和利用香港科技产业，是大有文章可做。例如，可否大胆改革，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都可以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

第八，在处理在香港和内地关系中适当向香港倾斜。 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建立了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香港和邻近广东，广州和深圳等珠三角地区更是成为密不可分的中国南部经济圈和城市群。起初，香港是本地区的龙头，「前店后厂」，不过目前香港的功能已经大大弱化，广州、深圳「爬头」了。在这个新常态下，香港要更思进取，主动在与内地合作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不过，也不能否认，珠三角地区也和香港存在越来越大的竞争关系。例如，广东自贸区的设置，一定程度分薄了香港的商机。还有，自贸区内直接设立港货店，在低技术层面与香港竞争，也好似不妥不智的。因此，在处理这些矛盾的时候，中央还宜从大局出发，适当向香港倾斜，照顾香港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