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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党衰落看重整工商党之必要(2016.8)

发布日期:2016-08-23

☉文/刘澜昌

如何重新发挥香港资产阶级的重要领导作用,重整代表工商界的政治势力,是在践行一国两制的重要课题。这次立法会选举之后,不管自由党的命运如何,重整工商党必然要摆上践行一国两制的议事日程上,香港的资产阶级和北京都要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新一届立法会选战已经展开。回归十九年的经验证明,立法会的组成是香港管治重要的一环,也是香港各种政治势力角力的主战场。自由党参选的名单已经揭盅,在直选议席方面仅由李梓敬和田北俊组成一组名单出战新界东,田北俊排在名单的第二。可以肯定的是,田北俊必然不能重返立法会,而李梓敬也无必胜的把握。至于功能组别方面,自由党也未必能够保住现有的席位。因为自由党自我定位为建制派,但是该党这次立法会选战的口号却主打「倒梁」,与反对派如出一辙。也许,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左右票源通杀,但实际是两边不讨好。

自由党关键时刻错误选择

可以预料,这次立法会选战之后,自由党力量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进一步萎缩。不过,田北俊的退位也许是自由党的一个转折,使他们重新找回自我,重新认识到自身作为香港的工商党正正是维护一国两制的重要力量,重新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而不能任性、率性、随意从政,因而成熟而获得新生。笔者也藉此机会,深入探讨一个理论问题,那就是工商党在实践一国两制的重要角色,以及回归十九年以来因为香港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缺失而影响到特区管治的教训。

自由党前身为启联资源中心,1991年由立法局及行政局首席议员李鹏飞领导,代表工商界的非官守议员组成启联资源中心,共享资源。1992年,保守党前主席彭定康被任命为港督后不久,李鹏飞与一众行政局议员总辞,并于1993年与张鉴泉、周梁淑怡等人将启联改组为自由党,李鹏飞成为创党主席,与港英政府渐行渐远,主要分歧在于维护传统工商界利益的功能组别之上。自由党的初期党员也主要由商人、企业家及专业人士组成,故此,自由党被认为是亲工商界的资产阶级政党,是无异议的。

李鹏飞曾于1995年香港立法局选举中首次循直选取得立法局议席,后于1998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落败并辞任主席,由田北俊接任。自由党虽然在直选议席中只取得过最多2个议席,但由于功能组别的制度,自由党早期在立法会皆能取得与民建联、民主党鼎足而三的局面。自由党最多时取得10个香港立法会议席,成为立法会第二大党。

有评论指,「李下田上」是导致自由党转变的一个原因。2003年反23条立法大游行后,田北俊率领自由党倒戈致立法夭折。田北俊当年还更明言要做执政党,他首次更改党徽,发起「旗彩招募行动」招揽社会各阶层入党,党员成份开始多元化。他和周梁淑怡在2004年还直选立法会议席成功。不过,好景不长,其后该党由盛转衰,出现多次退党潮。2008年立法会选举,田北俊和周梁淑怡都竞选连任失败,连同九龙西的田北辰和香港岛的林翠莲,自由党在地区直选全军尽墨,加上时任旅游界议员杨孝华引退,自由党改为力挺董耀中,亦竞选落败;刘皇发选举4天后退党;自由党的议席由10席下跌至6席。到了10月8日立法会就职日,林健锋、梁刘柔芬、梁君彦也宣布退党,结果自由党只余下3席沦为小党。也因此,建制派老大变为民建联。这个转变,表面上看只是自由党一个党的事,实质上则是香港资产阶级失去了主导政局的影响力。

同样,23条立法一役,表面上看,是田北俊和自由党在重大关键时刻作出错误抉择,尽管至今他们并不认错。但是,也许要问在其背后的某些大老板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们有没有深思熟虑,了解清楚此役一败后患无穷,表面上是北京丢了面子,实际则是香港乱局的始端,反对势力恶性抬头,坏了的何止是中央的治港方针,更是香港社会的分裂,营商环境的毁坏,直接也损害到了香港工商界的利益。相信,这些老细大佬们并没有算计清楚,否则他们岂能让田北俊倒戈。当然,一些左派大佬指在这一役中,某些人扮演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第五纵队」的角色,也未必有充足根据,毕竟田北俊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到十多年之后才撤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香港资产阶级的政治幼稚性。

香港政局还没进入成熟常态

事实上,香港目前的政局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无论是泛民还是建制派都不能不承认香港的政局还没有进入健康、稳定而又成熟的常态。且不用说23条立法未完成,使到基本法的落实是「跛脚」的;普选行政长官的政改夭折而普选立法会更是遥遥无期,又是一个标志;新一届立法会选举不但激进势力更激而且出现打着「港独」「自决」等违背基本法政治要求旗号参选的人士甚多的现象,也令人有倒退的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结论。平实而言,香港的资产阶级未能履行其对实施一国两制的应有承担,并使到代表自己的政治势力不是不断壮大从而成为稳定香港的重要支柱,反而是不断萎缩,不断缩头,甚至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声音的怪异局面。自由党从回归之初的辉煌到目前的困局,是有力的一个证据。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本质就是不实行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维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香港不是如中国宪法所规定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而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这种条件下,香港的「主角」是谁?香港的统治主体和领导主体是谁?毫无疑问,是香港的资产阶级。也许,有人不同意,认为香港是多元社会,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也有庞大的劳工阶层,还有知识分子,公务员,专业人士,诸如此类。但是,稍微懂得一些世界发展史的人,稍微了解一点当下美欧等成熟资本主义社会运作的人士都会明白,在资本主义社会最有力量的是资本,主导这个社会的是资产阶级,而其他都是次要力量,或者是依附在资产阶级皮上的毛。

因此,奉行社会主义的中共的「初心」,对此有充分认识。北京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设计,其权力传递途径是由中国共产党到香港资产阶级的代表和领袖以及由他们主导的香港领导班子,或者说这是中共领导香港的资产阶级实行对香港的管治。

资产阶级软弱缺乏政治承担

所谓「中共领导资产阶级」并不是新鲜事,也不是新概念。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毛泽东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也就是中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创办的后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模式是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结果国民党输给了共产党,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成熟以至是软弱的,所以这场资产阶级革命需要由共产党领导。对于邓小平展开的改革开放,也有中共理论家认为是共产党再次领导资本主义建设。因此,香港的一国两制,是中共透过香港的资产阶级管治,就一点也不奇怪。

只是,似乎香港的资产阶级也是政治不成熟以致软弱缺乏承担,未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致回归以来步履艰难,甚至出现忘记「初心」的倾向。所以,这也是一国两制「初心」之痛。

对于中共透过香港「老细阶级」管治香港,也许现在有人不信,这也是忘记「初心」的表现。其实,基本法的制定处处可以说明,基本法是确保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执法,也是有利资产阶级施政执法。为什么中共顶住压力要设置「均衡参与」的原则,并坚持立法会设立功能组别,而且特首起初由选委会选举产生,选委会组成尤其偏爱工商界等等;首任行政长官还特地选择董建华这个商家出任;行政会议延续港英的传统委任多名商界代表入局;同时,北京支持自由党以及港进联发展视其为治港重要力量,都是这种「初心」之证。可是,港进联早早关门,而自由党由盛而衰甚至田少被全国政协除名,都是香港「老细阶级」未能作出历史担当的一个例证。香港的「老细们」不能在立法会有数量众多的直接代表,也不能间接影响其他阶层的多数代表,那么他们又如何去巩固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呢?

因此,如何重新发挥香港资产阶级的重要领导作用,重整代表工商界的政治势力,是在践行一国两制的重要课题。从某种意义讲,这比处理目前香港的四大问题:青年、教育、传媒和法律人才,还要重要。这四大问题,还有处理与泛民以及激进反对派关系的问题,如果能由香港的资产阶级出手搞掂,哪又何须北京亲自出手呢?香港的管治不是更易重回「港人治港」的初心?

这次立法会选举之后,不管自由党的命运如何?重整工商党必然要摆上践行一国两制的议事日程上,香港的资产阶级和北京都要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带领寻找新的强劲内生动力

笔者认为,重整的工商党首先应是香港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强劲内生动力的带领者。香港上世纪起飞成为四小龙之一,重要的是香港的工商界搭上了三次全球产业转移的「便车」。内地改革开放,香港资本大举北上,「前店后厂」,以珠三角为腹地,也一度获得大发展之计。但是,急于找快钱,只重视房地产和短线加工业而不愿投资高技术行业,而使到香港不但失去龙头地位,而且有被边缘化之虞。而香港自身则由于「地价楼价租金三高」的结构性矛盾,使产业空洞化,单一化。新的香港工商党若然能够带领各界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亦必然同时获得对香港很强的政治领导力。

其次,新的香港工商党应该是目光远大的领导者。过往,自由党在处理与其他阶层矛盾时眼界短浅,只看眼前鼻尖下的利益,缺乏大局观念,不肯蚀底,不懂得通过劳资和谐、社会和谐而营造有利的营商环境去谋取更大利益,不懂得香港整体好工商界才好的道理,在最低工资、低保、强积金对冲长期服务金方面,与劳方斤斤计较,与西方成熟的工商党比较完全是小儿科的角色。2010年,自由党饮食界的功能组别议员张宇人死咬最低工资水平订为港币20元,连田北辰都看不过眼,退党转投新民党。未来,在香港的土地政策,在全民退保等问题应有回馈意识。欧美的社会福利,也正是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全局意识和善于让步的表现。而香港的福利离他们的「过度福利」还差得远。

最为重要的是,新的工商党不能再是「商人本身任议员」,事实上董建华任特首也是不成熟的表现。资产阶级是香港一国两制的领导者,不是商人本身登上政治前台,而是要寻找代议士出场。例如,田北俊等商人议员因为有自己的生意,都不能全心坐在议事堂,造成「流会」,又怎能成为出色的议员?西方成熟的经验告诉我们,有政治学识且品德高尚的专业人才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往往比埋首于「最大利润」的商家,更易成为平衡各方利益的政治家。可惜,香港老细们当下没有去认真发掘这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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