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袭紫

在经济账、政治账之外，英国「脱欧」能不能给中国对世界的认知带来更多启示，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它也许意味着某种旧体系的破灭，也许意味着某种新制度的开始。

英国在7月13日迎来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ry May），这令保守党领导人的权力交接问题早于预期解决。上任后，文翠珊将领导英国与欧盟进行「脱欧」谈判。

根据英国6月24日揭晓的「脱欧」公投结果，多数参与投票的民众赞成英国脱离欧盟。文翠珊表示，英国在「脱欧」问题上已无回头路可走，可能不会再进行第二次公投。

这位新任党魁的表态说明，英国与欧盟之间恐怕「破镜难圆」。接下来，全球各国都要迎接「脱欧」冲击波，中国亦也无法置身事外。

对欧经贸：「强弱分化」时代来临

英国「脱欧」之后，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

从短期影响看，英国「脱欧」从外贸管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2015年中国对英国的出口额约为600亿美元，在出口整体中仅占2.6%。

据花旗集团7月11日发布的2016年下半年投资展望，预计未来3年，英国的GDP增长将下滑3个百分点，欧洲的GDP增长将下滑1.5个百分点。通过计算，今年下半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至多是0.1个百分点，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加以对冲。

从中长期影响看，英国「脱欧」所带来的全球化倒退将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国，如果这一进程出现摇摆，由局部性衰退扩散为全球性风险，将对中国产生较大冲击。

这一切正发生在中国经济艰难筑底的过程中，将给中国修复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带来较大压力。就某种意义而言，英国「脱欧」将「倒逼」中国提速改革，尽快从依赖全球经济拉动的经济体转变成以国内消费拉动的经济体，以此形成内生性的动力。

对于英国公投结果，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7月5日表示，「尊重英国人民的选择」。并强调，「中方对中欧经贸关系前景仍然充满信心，愿意与欧方和英方一道，深化各领域合作，实现中欧经贸合作机制平稳过渡和发展，不断丰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同月11日表示，希望中欧能够通过友好协商尽快达成一个互利的中欧投资协议，「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相信中欧作为两大经济体如果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有利于双方、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复苏和增长。」

有观点认为，在欧盟出现危机后，将会出现强弱国的分化过程。未来可能的场景是，「强国抢合作，弱国搞壁垒」。即英法德三强与其它欧盟强国继续保持与中国市场的互补、互需，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今后将紧密开展合作升级。

东欧、南欧等部份国家，在产业上与中国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一些中欧国家被称为欧洲工厂。当面对中国低成本产品的挤压时，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抵制可能会增加。

中国可能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欧洲进行有针对性的区别对待。政府和有实力的民营资本将争取和欧盟强国深化合作。而与欧盟弱国，将在巩固与其政治关系的基础上，推进部门和地方一级的合作，并加强中小企业的需求对接。

货币政策：「平衡木」上腾挪术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英国「脱欧」将给中国的汇率和货币政策带来实时且明显的影响。

在避险需求下，美元、日元等国际性货币近期纷纷升值，而人民币则自6月下旬以来出现被动性贬值。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汇率波动过快可能引发资本外流，造成国内流动性边际收紧，提升金融风险。

目前央行理想的应对方式是：一、密切关注汇率和流动性走向，通过公开管道做好预期管理；二是逐步贬值以减缓汇率和资本外流的压力；三是灵活、精准地为国内市场补充流动性，以防各类资产价格动荡过巨。

从中长期看，英国「脱欧」导致欧元国际地位下降，或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益。其逻辑是：现有的国际性货币不能完全满足全球资金的避险需求。而新兴市场国家中，只有中国的体量和韧性能够成为资产分散配置的选择目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目前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交易需要新的货币来平衡美元独大的格局，中国经济即使面临调整，也能够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的增长动力，因此全球客观上需要人民币，人民币国际化或有机遇。

在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上，英国担当着重要角色。伦敦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在3月更取代新加坡成为大中华以外最大人民币清算中心。然而一旦英国「脱欧」，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将产生负面影响，而人民币通过英国在欧洲推广的战略也将相应调整。

有分析师认为，在此情况下，香港和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会有所提升。

在英国「脱欧」之后，人民币国际资产的发行或会更多地回到香港市场，香港市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将会得到强化。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账户和资本市场正在加速开放，有助于加速上海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另一方面，英国「脱欧」也使欧洲和全球金融中心格局面临重新洗牌，可能促使中国进行风险对冲，在欧盟建立更多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例如法兰克福、巴黎等，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新的空间。

英国和中国此前举行了多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达成了大量合作项目，但这些合作项目基本上是在英国拥有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基础上达成的。在「脱欧」公投后，英国乃至欧盟其他国家同中国的金融服务关系都需要重新确认和定义。

区域秩序：利大于弊

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英国「脱欧」对中国而言或利大于弊。

出于政治和经济交往多元化的考虑，未来英国势必强化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以弥补「脱欧」带来的损失。

缺少了英国的欧盟，将面临一个焦头烂额的时期，缠斗于「脱欧」谈判、控制移民、将边缘国家留在欧元区等内部事务上。随着欧盟力量的削弱，未来也更需要来自中国的资金注入和市场支撑。

在欧盟出现分化之后，美国在欧洲的外交布局会承受较大的压力。如果美国想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在东线（亚太）和西线（欧洲）就需要分出轻重缓急。无论新任总统是谁，「重返亚太」2.0版的出现概率都不会太高。而对中国来讲，「东进」与「西出」两在线将会有一条线路压力较小，相对容易突破。

以上是道理不难分析，但若据此认为英国「脱欧」会成为中国国际影响力上升的一个拐点，则未免有些过于乐观。

首先从博弈规律分析，上述优势都已经是摆在枱面上的「明牌」，所能提供的谈判筹码有限。在诸如市场经济和投资协议等问题上，中国对欧盟的议价能力固然有所增加，但这也不会是「便宜的午餐」。

7月12日至13日，中国—欧盟峰会在北京召开，据政府人士透露，中欧投资协议谈判进展顺利。欧盟贸易官员对中国作出了肯定，也提出了期许。

欧方作出的肯定是，中国市场受「脱欧」影响不大，欧洲公司仍纷纷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更大机会。提出的期许是，欧盟鼓励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多边和诸边行动中也更加投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可以相应地承担更多的责任。

其次就主观因素而言，中国也不宜低估任何一方的政治手腕和能量。

英国作为全球政治博弈的鼻祖，近年来在对待中国的崛起上，能够迅速调整其外交战略，放弃传统的「政治结盟」战略，转向以开放务实的态度主导对华关系。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也正是得益于英国的「背书」，才促使欧盟其他国家悉数加入。

英国此番「脱欧」，虽然可能超乎外界乃至该国精英阶层的预期，但英式实用主义让不列颠能够对事件结果作出及时应对。

在公投后不久，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就宣布说将动身「向全世界推销英国」。他向媒体表示，希望在确立英国经济新目标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提出了用降低营业税和面向全球等方法建设「具有超级竞争力的经济」。

除了减税，英国财政大臣表示他的计划还包括：致力于采取新举措，争取中国的投资；确保银行贷款支持；加大对「北方经济引擎」的投资力度；维护英国的财政信誉等。

后英国时代的欧盟虽然整体影响力将有所削弱，却仍是世界体系的一极，在全球经济中占据突出地位。面对英国「脱欧」，中欧双方需要在各方面达成合作，以稳定当前局面，争取下一步合作空间。自贸协议谈判是影响未来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目前欧盟20多个成员国在对华贸易政策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分歧。谈判的关键除了欧盟能否在年内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外，还包括能否处理好双边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虽然中欧的经济纽带日益紧密，不过在政治和区域安全领域内，双方关系还是「亲疏有别」。

英国「脱欧」结果出炉后，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表示，将向欧盟成员国首脑提交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的欧洲全球新战略草案。该文件在集体防御方面提出，「北约依然是大部份成员国的基础」，因此欧盟应该深化与北约的合作。

相对于一盘散沙或者倒向美国的欧洲，一个统一富庶、联合自强的欧洲显然更符合中国的利益。而随着英国「脱欧」，将使中国所面临的欧洲内部利益权衡更加复杂，大国关系和博弈的不确定性上升。

化危为机：中国顺势而为

可以说，「脱欧」给中国带来的机会点确实有所增加，但操作难度也随之提升。中国应当相机而动、顺势而为。目前来看，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嗅觉和把握还比较精准。截至今年年中，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已经四访欧洲，并在英国公投前夕访问中东欧国家，抛出诸多合作项目的橄榄枝。

在英国公投之后，中国也以行动确认了加强同欧盟合作的意向，包括借助像希腊这样的「薄弱环节」施力。7月上旬，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在会见齐普拉斯时表示，中国欢迎希腊继续为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虽然近年来受债务危机影响，希腊经济表现不佳，但中国仍将希腊视为重要合作伙伴。首先从地缘政治考虑，希腊是亚洲通往欧洲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也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欧亚大陆发展战略沿线重要国家。其次，欧债危机导致希腊在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关系欠睦，但若能逐步修复裂痕，对于中国而言，希腊在推进欧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会发挥重要作用。在去全球化的时代潮流面前，中国的因应之道除了顺势之外，更重要的是「守静」。

无论英国「脱欧」的事态如何演进，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中国应从本国的利益和责任出发，作出战略选择。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英欧关系公投后发表演讲，强调了中英关系的三个「没有变」。

首先，中方重视中英关系不会有变化。无论英国是留在欧盟还是离开欧盟，中国都将一如既往地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英关系。

其次，中方重视两国经贸合作不会有变化。从长期看，中英作为全球第二和第五大经济体，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两国应继续秉持开放、务实的态度，积极推进中英投资、贸易合作。

第三，中方重视中英全球事务合作不会有变化。希望双方继续加强在可持续发展、反恐、反腐败性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并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给彼此提供支持。

除了在政策上保持定力外，保持心态上的定力也很重要。这种定力表现为，在全球利益格局分配的变化面前，不去计较一时一隅的得失，而是有长远的眼光考虑；在此消彼长的权力洗牌面前，不是侥幸于他者的漏算，而是着力于自身综合实力的提升。更重要的，还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时代潮流的变化。

如何看待英国公投的符号意义，能够折射出中国政治家和知识阶层对世界趋势的理解深度。应该说，英国公投并不是「一场心血来潮的儿戏」，也不完全是一些主流话语中所说的「民粹主义抬头」的问题。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技术变革下个体价值和意识崛起，对发达国家和传统国际组织关系的解构与重构。也可以理解为，是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力的一种重新划界。尽管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中国与西方有所隔膜，但这不妨碍握有话语权的阶层超越狭隘的语境，从价值维度对英国「脱欧」加以辨析和理解。

在经济账、政治账之外，英国「脱欧」能不能给中国对世界的认知带来更多启示，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它也许意味着某种旧体系的破灭，也许意味着某种新制度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