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又一位西方摄影师来到中国，虽然身份影响各有不同，但都从他者的视角完善了对中国历史的书写。他们是这个古老而新鲜的国度的旁观者，有时，也是参与者。

☉文/苏杭

第一位获准进入新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1923-2016）于今年8月30日逝世，享年93岁。这位法国著名摄影师自1957年以来曾多次来到中国，记录下了半个世纪来这条「东方巨龙」的蜕变。他的逝世受到了多家中国媒体的关注，报纸上、手机里，他拍下的一张张黑白照片将读者带回到几十年前人人都穿的确良和军大衣的时代；也让不少人再度讨论起西方摄影师眼中的中国。

当然，马克•吕布并不是唯一一位对中国产生兴趣的西方摄影师。1844年，于勒•埃及尔（Jules Alphonse Eugène Itier,1802-1877）以法国海关总检查长的身份来到中国，拍下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照片。此后，一位位来到中国的西方摄影师，虽然身份影响各有不同，但都从他者的视角完善了对中国历史的书写。

他们是这个古老而新鲜的国度的旁观者，有时，也是参与者。

1949以前

在晚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人中，专业的摄影师并不多。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冒险家等职业人士在一定程度担当了摄影师的角色。他们中，大部份人对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都抱有一种猎奇心态，照片中国的东方异国色彩甚为浓厚。在为数不多的人物照片中，主角们往往表情木讷、目光呆滞—— 当时，很多中国人都认为照相机会把人的「灵魂」带走，摄影者甚至被认为是死亡的预言者，面对一个来自异国的白种人更加深了这种恐惧。因此，大部份西方摄影师的中国作品都是山川建筑、名胜古迹，近乎地理纪录片。

不过，来自英国的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1）却是一个例外。他于1868年来到香港，从1870年末开始了他的中国摄影之行，从广州、澳门、汕头、潮州到厦门、从闽江口进入福州马尾港，再经福州城从闽江水路抵达南平，又返回福州。在他长达5000多英里的深入内地拍摄的过程中，作为商业摄影师，没有外国部队的保护，并且不只是和中国的官员和富有阶层打交道，汤姆逊拍摄了大量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于2001年出版的《镜头前的旧中国》一书记录了汤姆逊当年对清政府腐败的看法，他认为「改革应当是政府本身的改革」；而对中国人民，他写道：「我在中国的感受是中国人相当诚恳、好客。我相信任何一个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及能使对方理解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大部份旅途中不会遇到什么敌意的对待」。

出于对中国的理解和好感，汤姆逊在1873-1874年推出了《中国和中国人画报》（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采用凹版印制的方式展示了200幅他在中国拍摄的作品，并且，他为每幅照片都撰写了记录式的文字说明——这开创了利用摄影制版印刷方式向西方大规模介绍报道中国和中国人的先例，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

与此同时，更多专业的外国摄影记者来到中国，参与了对巨变中的中国的记录。1860年，英国战地记者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20-1907）记录下第二次鸦片战争惨烈的战斗场面和最早的北京全景图；美国人西德尼•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记录下了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背影；抗战时期，以《时代》周刊、《生活》杂志为首的专业摄影师首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客观报道了当时的战况和民生——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1954）拍下中国抗战士兵坚毅的脸庞，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08-2004）拍下民国物价飞涨时民众挤兑换黄金的场景，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拍下国民党在上海的最后岁月和他们乘船离开大陆去台湾的一瞬……这些摄影师通过拍摄中国、描述中国，影响着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态度。

1949-1978

这段时期，因为各种原因，除了少数外国通讯社或报社的摄影记者外，进入中国的外国摄影师并不多。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国内的报道几乎由各种灾难与迫害的故事组成，在西方的想象中，红色中国已是「一个暴君统治的蓝蚂蚁的国家」：6亿人长着同一个头脑，迈着同一种步伐，穿着同一种服装，说同一种话，做同一种事，一旦某一天，那同一个头脑中着魔式地出现某一个疯狂的念头，6亿蓝蚂蚁突然之间将变成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的怪兽……资本主义世界沉浸在对中国某种迫害式的狂想中。

刚刚去世的法国摄影师马克•吕布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的。1950年代，在印度加尔各答旅行中的他意外结识了一位认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朋友。通过这样的关系，1957年，他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红色大门的西方摄影师。

初次来华的马克•吕布从印度辗转香港，在香港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拍下了他的第一张中国照片，然后一路北上，沿途记录中国的人文风景。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位摄影师22次来到中国，观察和记录了许多「特殊历史时期」里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图景和精神状态，以及对中国甚至全世界来说，都举足轻重的历史性时刻。然而，他却不认为自己所拍的照片是为了见证历史。他说：「我们拍摄的只是细节，是这个世界的一小角而已，即使把许多细节拼起来也不能产生一个观点，更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他对中国尤其是大陆充满了好奇心，而且强调摄影师带着「好奇心」拍摄的照片可以给读者带去「惊奇」。

这种观念透过他的摄影作品也传达给了每位观者，多多少少修正或改变了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去拍武汉长江大桥，他在建成一半的气势宏大让人恐惧的大桥旁边，摄入了一只帆已破烂的渔船和潦倒的渔夫。伟大与渺小，国家与个人，华丽与贫穷。这样的照片超越了所谓阴暗面，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

当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马克•吕布最出名作品是关于中国领导人的——特别是周恩来伸出两根手指的那一张。1971年，周恩来在和法国前教育部长聊天时伸出两根手指：「我在法国只学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列宁主义。」这个场景被马克•吕布迅速抓拍了下来，成就了永恒的经典。

1978至今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外国摄影师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之地大物博，历史之悠久，文化之灿烂，变化之迅猛无不让他们目眩神迷。正如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主席斯图尔特•富兰克林（Stuart Franklin）在采访中谈到玛格南与中国的密切关系时所说：「任何一个喜欢记录历史的摄影师都会对中国感兴趣」。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巨变成就了一大批西方摄影师，首当其冲的就是曾获普利策奖的美籍华人摄影师刘香成。

这位1971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少年在5年后—— 毛泽东逝世时，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回到广州，1978年北上京城，1984年离开。这期间，他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影集——《毛以后的中国》。照片捕捉到的大江南北的一幕幕日常影像，对那一代中国人来说，是无比珍贵和熟悉的生活写照，也让西方读者得以窥见「一个不曾被好好读解和探讨的在艰难与胜利中前行的『中国』」。

刘香成的代表作之一《轮滑者》摄于1981年的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他走到一座毛泽东的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美籍华人的身份赋予了刘香成在东西方视角中自如穿梭的能力，让他的中国作品敏锐而准确地呈现出一种时代氛围。

法国摄影师阎雷（Yann LAYMA）则被认为是继马克•吕布和刘香成之后，专注拍摄中国时间最长、地域最广（他曾深入广西和云南拍摄中国的少数民族）的西方摄影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外国报纸杂志上的中国照片，大部份都是阎雷拍的。这种拍摄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一位摄影专业人士说。

1985年，23岁的阎雷第一次来「社会主义中国」，此后，总共来过中国多少次，他自己也数不清。翻开阎雷1985-2000年拍摄中国的摄影集《昨天的中国》，能看到很多大全景、大俯拍。他喜欢拍「社会主义中国」的墙体标语和各类广告牌，以及标语和广告下普通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些照片记录了1980年代中国人购买家具家电、牛仔裤、皮鞋、香烟、可口可乐等现代化物品的场景。

虽然阎雷认为1980年代不是中国的黄金时代，「物质很贫乏，不太自由，还觉得外国人是特务」，但他仍旧言必称赞中国：「中国很安全，我从来都没有被人抢过或偷过相机。在其他国家，都丢过相机……」，「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好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