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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论文发表缘何乱象频出(2020.3)

发布日期:2020-08-10

☉文/小寒

今年1月,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博导、冻土学家徐中民2013年在《冰川冻土》发表的论文引起关注。在这篇题为《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I):集成思想的领悟之道》的文章中,有大量篇幅盛赞「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曝光后引发了巨大争议。

「夸导师」和「捧儿子」究竟错在哪儿

值得注意的是,《冰川冻土》不仅是中国百强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还具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于是,质疑声纷至沓来:这样的文章也能发在中文核心学术期刊上?期刊编辑收录这样的文章算不算学术腐败?

涉事期刊《冰川冻土》编辑部很快有了正式响应,承认刊发前审核不严,将对该文撤稿,并郑重致歉。作为该文作者的导师、中科院院士以及《冰川冻土》杂志的主编程国栋按照国际惯例引咎辞职。同时,中科院暂停该刊专职副主编职务,并着手启动该刊编委会、编辑部整改工作。

无独有偶,几天之后又有学者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原党委书记王松奇,长期在其担任主编的《银行家》杂志开设「父子集」专栏,刊发自己的书法和儿子王青石的文章,据媒体统计,至今已达90余篇之多。而王松奇并不认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有任何不妥,因此并未进行撤稿。不过,《银行家》杂志主管单位山西省社科院的相关负责人在响应采访时表示,将对《银行家》杂志社进行全面整顿,同时对主编王松奇进行相应处理。

有趣的是,和网友众口一词地讨伐不同,无论是大量刊发亲子作品的王松奇主编,还是「歌颂」导师夫妇的徐中民教授都显得相当委屈。

对于涉事论文,徐中民在接受采访时称:「自然科学家需要情感注入,热议文章表面看起来有点问题,但实际潜伏得非常深刻,对目前地理学沉溺于科学的预测未来是很大的补充。」他还说:「自然科学家需要情感注入,需要点文史哲的知识,万事视为水,有情才生春。自然科学没有情感的注入,就是冷冰冰的。」

其实徐中民所言并不完全是笑谈,学术期刊不仅承担着展现学者研究成果的重任,而且承担着对读者进行科普的责任。科普不仅是介绍科学常识和辟谣,还包括介绍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和学术生活、给青年科学家以指导、提供学术辩论的空间。

众所周知的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为了科普甚至有通过出广告费,就能免审稿以论文形式在其广告版发文的惯例。这种机制无疑引发了很多目的不纯的人投稿,但是在客观上促进了很多西方民间科学以此为契机走上了严肃科研的道路,也为很多大学提升了全球知名度(广告版主要是大学在买),并为杂志创造了利润。

当然,在这两大权威刊物上刊发的文章并不都是正式的学术文章(Article)。发表在广告版的论文虽然刊登在其纸质版上,也可以通过官网下载,但都不算是学术文章,无法在其论文数据库中找到。

由此观之,「夸导师」和「捧儿子」的相关论文之所以被视为「失范」也并不是因为它们出现在了学术期刊上,而是因为他们都被核心期刊论文数据库收录,将来相关作者可以拿来当做正式学术文章的业绩。

学术发表乱象为何频出

文章业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多年来在学术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一直是高校、医院等单位评职称、晋升、评奖以及研究生毕业的必要条件。学术发表乱象绝不仅有上文提及的失范问题,巨大需求催生了无形的产业链:论文代写、代发、抄袭,中介机构猖獗,期刊乱收费等乱象层出不穷……更有报道指出期刊版面费甚至脱离灰色地带,成为了明码标价的「惯例」。

通过不正当途径刊发的论文往往水平有限,且缺失审稿环节,导致错误频发。多位学者指出,在内地期刊发表的巨量论文中隐藏着惊人比例的「学术垃圾」,多数论文是低水平的重复。

比粗制滥造更甚者是「学术造假」。2019年11月轰动一时的学术造假新闻来自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的一封实名举报信。饶毅在信中举报武汉大学医学院李红良多年持续学术造假;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裴钢1999年发表的论文中有三张图片不真实,存在造假嫌疑;以及2019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研究员作为通讯作者发表的宣称可治疗小鼠阿兹海默症论文存在造假情况。

被举报的三位学者所在的科研机构很快给出了在组织调查的响应,但此事的吊诡之处在于,在媒体后续的报道中,饶毅称该信「没有发出,有过草稿」。至于它是如何传播出去的,竟成了谜团。

网上公开数据显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于2019年6月25日出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11月27日,首都医科大学收到自然科学基金委一封信函,请其调查饶毅论文涉嫌存在不端行为。该调查指向的是2018年年底饶毅实验室与密歇根大学教授管坤良实验室合作发表的多篇论文。饶毅在回信中反驳了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调查指控,最后转而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委去调查另三位科研工作者涉嫌学术造假行为……

与这起扑朔迷离、最后不了了之的事件相比,同月稍早曝出的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被前史丹福大学助理研究员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质疑超过60篇论文造假、涉嫌图像不当复制的学术不端行为就比较确凿了。在这些以曹雪涛为作者或者通讯作者的论文里,出现了两次实验结果图像完全一致;一幅实验图中,局部点图多次「复制、粘贴」,两幅实验图中,部份一致,部份疑似有增添、删减等PS操作的现象。

中国科学院在2007年定义的科研不端行为中,第一类就是「在研究和学术领域内有意做出虚假的陈述,包括:编造数据;篡改数据;改动原始文字记录和图片;在项目申请、成果申报,以及职位申请中做虚假的陈述」。

事发后,曹雪涛团队对被举报文章中的4篇予以自行纠正,更换了图片,并表示是无意的错误导致图片不当复制。针对曹雪涛事件,刊登过其论文的国际三大期刊分别予以了回应和报道。其中,Science发表的一篇写道:「在中国,学术不端行为的成本很低,而在美国和欧洲,学术不端行为通常会被辞职或解雇,但这在中国并不常见。」

在欧美诸国,学术诚信与学术前途直接挂钩,如发生学术不端事件,轻则受到警告、降级、撤职、解约等处罚,重则锒铛入狱。2013年,旅美韩国科研人员韩东杓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凯斯西保留地大学参与艾滋病疫苗研究项目,因在实验中将兔子血与带有抗体的人血混合,谎称实验用兔的体内成功产生了艾滋病病毒抗体。最终,韩东杓被驱逐出项目小组,退还了研究薪酬与经费,且遭遇「伪造研究资料和提交不实报告以获得政府资助」两项刑事罪名指控,最终被判入狱57个月。

「唯论文论」:内地学术评价体系的根本问题

相较欧美国家,中国内地学界施行学术不端的成本较低,相关惩处多止步于道德批评和内部处理。与此同时,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过于量化,通常「唯论文论人才」,这导致学者过分参考、依赖论文的发表数量。2017年4月,世界著名医学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撤回了刊登的107篇论文,作者全部来自中国,甚至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名校的学者专家。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教授孙学军在其博客上表示,「这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医生晋升需要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普通医院需要国内期刊,比较大的医院需要核心期刊,一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要求必须是SCI收录。」

不止一位观察者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内地学术评价体系的最根本问题是「唯论文论」,即把论文发表作为评价师生学术能力和贡献的重要指标—— 这已经导致高校师生学术研究急功近利,并催生了学术不端和学术造假。

「唯论文论」的背景是内地在过去20年间大幅提高了科研投入,为争取国家资助,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普遍要求教师在国际学术期刊,特别是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在这些期刊的发文数量被认为是衡量一所大学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也与高校排名密切相关。随着高校引进各种量化评价和考核机制,「发表还是出局」的学术文化正在大学校园悄然形成。这种文化对青年教师的影响尤其明显,对他们来说,发表论文的数量基本决定了事业发展。

「唯论文论」评价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评价教师,论文占很大的权重,远远超过教学活动;二是评价论文,不是看论文本身,而是看论文是否发表。因此,与其说高校重视原创价值,不如说重视论文发表的「影响」和「政绩」。前者对高校办学的危害有目共睹,不少学校重视学术研究而忽视教学,因此舆论普遍呼吁要淡化论文评价,重视人才培养。而对于后者,目前很多人并不以为意,认为论文发表就代表论文有水平,发表期刊档次越高、水平就越高,其实不然。

重视论文和重视论文发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重视论文,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把关注点用于撰写高质量的论文上;对于管理和评价者来说,也重视论文本身的原创价值。重视论文发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把精力用于怎样发表论文上;对于管理和评价者来说,则重视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什么期刊上。内地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是重视论文发表,而非论文本身的价值和贡献。表现在考核和职称评审中,有的学校只看发表了多少论文、论文发表在哪些期刊上,至于论文本身有无创新价值,则鲜有关注。这直接导致了上文提到的种种论文发表乱象。

值得欣慰的是,在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就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清理范围,指明任务方向,人社部门重点清理人才项目、职称评审等工作中涉及「四唯」的做法。可以看到,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变革推动更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正在加快形成。

高校当然也是这场变革的中坚力量,清华大学于2019年4月发布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即是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该《规定》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的唯一依据,并且不再将博士在学期间发表论文达到基本要求作为学位申请的硬性指标——将原《规定》中明确的「学术论文发表达到要求」改变为「创新成果达到要求」,简短表述的改变,释放出高校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方向调整的积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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