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瞻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无疑已经度过最为艰难的时日。截至3月15日，中国境内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已持续多日处于低位，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的现有病例也首次降至1万人以下。如今，当社会公众重新复盘持续逾两个月的举国战「疫」，反思疫情防控期间的经验教训，疫情初期武汉医疗资源的短缺问题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从医院病床一床难求到口罩防护服调运不畅，从核酸检测试剂供给不足到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漏洞，一系列引人深思的现象背后既存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也不乏结构性因素的束缚。前者或许与疫情适逢春节期间的停工停产有关，后者则直指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弊病。

的确，无论面对何种灾难，悲惨的一幕或终将成为历史。但如果无法从制度上完善应对措施，来自历史的拷问则将持续很久很久。

一床难求：疫情信息公开机制失灵

武汉作为中国内陆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是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就医疗资源而言，仅三级医院武汉就有61家，其中27家医院为三级甲等，绝非是传统意义上资源匮乏之地。

然而，当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集中暴发，如此丰富的医疗资源仍然出现挤兑情况，导致医院病床一床难求。1月20日，当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媒体上首次明确指出，疫情存在人传人现象时，武汉多家医院的发热门诊早已排起数百人长龙，张贴告示显示，平均等候时间或为3至4小时。

据内地媒体报道，相关医疗资源的挤兑现象早在1月初期已经出现。由于没有足够的床位收治病人，发热门诊患者拥挤在医院几乎密闭的门诊大厅内，患者和陪同人员交叉感染风险极大。排队的患者没有病床入住，运气好的情况只能是每日打针后，回家自行隔离，导致大量疑似病人都成为一个个行走的感染源。

据官方统计，疫情暴发初期，武汉最初三家定点收治医院床位数加起来仅有800张左右。到1月22日，武汉市才通过「7+7」（由7家大医院对口支持7家定点医院）的医疗防控救治方法，计划腾出3400张床位。然而，当地政府希望简单通过整合二级医院医疗资源，就迅速做到防控疫情的举措显然失效了。

一方面，潜在的患者基数远远超出预估，后来事实证明直至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16家方舱医院全部投入使用之后，2月27日医院才出现「床等人」现象，彻底扭转一床难求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传染病专科资源在医疗系统中配置减少已成为常态，大量二级医院缺乏必备的物资和经验，并不具备抵抗疫情冲击的条件。

例如，对呼吸道衰竭的危重症病人，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高流量供氧必不可少。但部份定点医院均缺乏中心供氧的管道系统，医院对氧气需求量短期增加到平时的10倍以上，氧源面临巨大压力。医护人员处在超负荷工作状态，以至于医患矛盾风险加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患者家属撕扯医护人员防护服的事件正发生在此时期。

原本第一批七家定点医院只接受疑似和轻症病例，但是「7+7」策略从实施一开始，定点医院就立刻涌入大量重症患者，床位被迅速填满。有媒体报道，原来每日总门诊数不过数百的二级医院，到后续发热门诊高峰时可达1500人，住院病人难以转出，新增病人无法入住，定点医院逐渐成为「堰塞湖」。

纵观武汉医院面临一床难求的局面，总计近7万人的确诊病例无疑是造成医疗资源挤兑的直接原因。随着后续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陆续修建完工，相关情况才逐步得到缓解。然而，相比于人们对于直接原因的无能为力，疫情初期信息公开不及时或许为此现象起到推动作用，而在这一方面却是本可以避免的。

信息公开不及时导致疫情发生后地方政府和卫生健康部门迟迟未对公众发出警告，关于感染人数、传播路径等关键信息语焉不详，以至于人传人的基本判断还是等到1月20日由钟南山院士在媒体上公布。众所周知，在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阶段，越早公开疫情信息，越早防控代价最小，并可以最大程度将挤兑峰值拉低。与之相反的是，整体防疫措施滞后导致医疗物资调配难度成几何级数上升，或许官方忌惮公布消息之后造成的群体恐慌效应，然而实践再次证明「唯有真相缺席，方才是公众恐慌根源。」

对于传染病科资源减少在二级医院造成「使用之困」，上海医学病毒学会副主任委员缪晓辉对内地媒体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将传染病科建制恢复去等待一个可能17年一遇的重大疫情，并不现实。」也正因为如此，当感染病科配置减少成为常态时，对政府的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在危机苗头发生时具有极高警惕性，及时发布警告为防控疫情和保障医疗资源争取宝贵的时间。

防护用品调配不畅：官方与社会配合机制失效

1月24日，《湖北日报》官方微信向全国发出信号：「武汉，紧急求援！」来自武汉18家医院的求助海报自下而上整齐排列，无一不在阐述一个急迫又残酷的事实——武汉面临的不仅是疫情的蔓延，还有后勤保障的严重紧缺，多家医院医疗物资紧张，仅够勉强支撑3至5天时间。

据中国国家卫健委介绍，医疗物资尤其医用防护服和N95口罩严重短缺，是重大而现实的挑战。时值春节，全国医疗物资产能有限。中国口罩年产量占全球约50%，最大产能可达到一天2000万只。但春节期间员工难以复工、上游材料难以供应、企业成本考虑等等因素，导致物资生产条件处处受限。中国工信部负责人1月26日表示，时下湖北一省每天需要10万件医用防护服，中国的产能每天只有3万，供求矛盾非常突出。

护士用家用鞋套代替医用鞋套、医院主任医师N95口罩反复使用、医用护目镜耗尽不得不用保鲜膜包裹、质量如游泳镜一般的护目镜仍被当做稀缺物品使用……面对严峻的供需矛盾，一系列医疗物资紧缺现象不时见诸报端，令人社会各界忧心不已。

春节期间生产不畅是客观事实，但是在供应链背后，民间捐赠原本可以成为解决方式之一。然而，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将民间捐赠更加快速送达医疗一线？如何使得政府、市场、社会三大机制各就其位？如何使得各方力量相互配合？在此次疫情之中，很难说各方均对此交出满意答卷。

首先，社会捐赠面临严峻的运输难题。武汉市物流协会秘书长石君对媒体表示，疫情时期只能组建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400人货车队和300人的私家车队，最多一天只能调动100余车次。招募司机成为最大困难，大量负责物流的司机为武汉周边居民，受到道路封锁的原因无法外出。外省车辆即使成功运抵武汉，返程后也需要隔离14天，由于缺乏对社会捐助匹配灵活物流机制，一趟捐赠从募捐到送至医院手上至少需要4至5天，往往错过物资急需的黄金时间。

另外，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捐助物资分配更是被公众屡屡诟病。1月26日，中国民政部发布公告，社会捐赠物资和善款将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等五家机构接收，除定向捐赠外，原则上服从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强制性要求导致大量社会物资涌向红十字会，但是由于低效的分配方式造成流动环节的迟滞。

大量媒体发现武汉红十字会位于博览中心的仓库堆满足球场大小的物资，但是办公人员却没有现代化物流系统，即便在仓库中寻找物资依旧花费不少时间。物资分配环节更是出现混乱与错配，例如：第一批外地医疗队在1月27日进驻后，提出10万套防护服需求，结果运到的却是10万套隔离衣。低效的集中分配机制导致严重后果，由于缺乏必要防护物资，武汉市第七医院的ICU医护人员在明知会被感染的情况下依旧冲进病房，最终整个科室几乎三分之二被感染，悲壮惨烈之场面溢于言表。

后经调查发现，武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只有10个人，湖北省红十字会也不过20多人。面对价值上亿元的捐助物资，省市两级红十字会并没有汇聚管理物资能力，下游是无底洞一般的物资需求，上游却是堵塞缓慢的供给机制。面对公众质疑，武汉红十字会表示，他们只负责接受，无权决定发放，需由卫健委等部门决定。卫健委却表示，只是协助红十字会工作。各部门相互推诿直至1月31日才得到解决，武汉指挥部指派武汉最大医药物流公司接管仓库，利用现代化信息管理手段后，紧急物资从入库到出库最快在两个小时即可完成。

中国红十字会官办背景保留较为浓重的行政化色彩，在应对社会捐助时步履蹒跚，并将物资统筹完全等同于物资垄断。清华大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指出，社会捐助与税收是两个概念，如果政府可以统筹调配民间捐赠募集到的物资，就相当于将社会捐助作为法外税收来源，也就摧毁了民间的志愿机制。

在本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官方与社会配合机制失效，社会捐赠被限定于特定管道，分散捐赠由于缺乏信息互通，根本无法有环节医院急迫的物资难题。

检测试剂供给不足：应急管理制度失准

当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公布后，各地可以根据基因测序的方法检测病毒，但此法价格昂贵，且医院不能独立操作，更可行的方法是核酸试剂检测。

然而，部份机构的官僚作风导致初期对于基因测序盲目迷信。由于早期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调查情况时，曾做出一套临时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发烧症状、全基因组测序，达到三条标准后才能确诊。地方卫生部门照本宣科，前往医院实地调查时仅仅依靠此套标准筛选。但是，过于严苛的诊断标准导致漏掉大量真实病人，病人高烧不退烧，即便被高度怀疑，但无法向定点医院转院，导致积压在小区耽误治疗，由轻症转为重症。

当核酸试剂检测被开始使用后，试剂在疫情初期供应不足的情况再次出现。由于无法确诊病情，早期大量新冠肺炎患者无法检测，一方面成为行走的感染源，另一方面导致确诊数量缓慢爬坡，对疫情判断和公众知情造成干扰。

即便检测试剂盒产能在后续逐步跟上，提升确诊速度和严格管理疑似病例在疫情初期互成借口。直到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第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确诊方法只有送到中国疾控中心去做基因测序。

在1月18日发布的第二版诊疗方案中，确诊可以从基因测序和核酸检测中二选一。在诊断权下放之前，武汉市卫健委公告规定，要通过预检分诊、结合临床检查、实验室检查和胸部影像检查，层层筛选后确认疑似病例，然后由辖区疾控中心将样本运到市疾控中心，市疾控中心转运到省疾控中心进行核酸检测，最终才能确诊。随后，国家把检测权力下放到湖北省疾控中心，其检测能力在每天200至300例左右。但是，当时每日发热门诊病人求医数量超过5000，应急管理制度失准暴露无遗。

另一方面，制度失准还体现在医疗资源分配缺乏体系。1月26日，武汉红会医院面临病毒核酸检测量远远不够的情况，当日只能做到10例样本检测。1月28日，湖北政府领导看望支持红会医院的四川医疗队时，医疗队长提出核酸检测量太少，之后红会医院核酸检测增加到每天100多份。直至1月29日，300多名住院病人第一次核酸检测甄别完毕。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红会医院及时得到检测试剂无疑是幸运的。但是，管中窥豹可见，当时的医疗检测资源完全缺乏制度性安排，仍旧可以依靠领导意志随意调动。缺乏体系的分配方式，极有可能使得原本紧张的资源得不到有效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