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瞻

武汉作家方方于疫情期间写下60篇日记，随即陷入舆论场的漩涡之中。方方日记将在海外出版的消息传出，对其批评与质疑之声达到顶峰。种种争议成为观察当下中国社会思潮的重要范本，其背后有着「陈旧」的原因，也有着「新颖」的变化。回归常识，是理解其间争议的重要视角。当常识缺乏共识，争议反复显现，且不会消失甚至愈发激烈。争议，其实是一种开放社会的正常表现。

武汉作家方方所写的《武汉日记》，一度引爆舆论场：誉之者称其为「中国良心」，谤之者斥其为「造谣杜撰」。一时间，方方日记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令国人眼花缭乱。

现年64岁的方方在疫情期间困于武汉家中。从1月25日至3月23日，她以几乎一日一记的方式写下共60篇武汉日记，并每天更新在社交媒体之上。日记内容繁杂多样，既有亲眼所见的身边琐事，也有朋友所传的疫情分析，既有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有对失职群体的诅咒，既有反思疫情「何以至此」，也有批判官僚「何以如此」。

方方日记自发布伊始，即伴随着激烈的争议。得知日记将在海外出版后更是一度到达顶峰，「卖国」「汉奸」「人血馒头」之语接踵而至，舆论场愈发显得不堪与割裂。

观察方方日记引发的争议，背后是一系列陈旧的原因裹挟着舆论环境新颖的变化，二者相互作用呈现出如此复杂的舆论生态。其中，能看到传统的「左右之争」：是歌颂，还是谩骂？是揭露，还是赞扬？这类「老掉牙」的话题在「新时代」如何反思？国人亦能看到：当公共空间不断退化时，大众对于公共议题到底应该如何讨论的迷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低幼式」语言体系。

造成这一切的内在原因是如此陈旧，而外部环境变化又是如此新颖，以至于分析争议之时需要不断回归常识。常识，也恰好是理解这一现象最好的视角。当常识缺乏共识，政府与国家、反思与批判、赞美与记录等关系被不断扭曲和偷换，争议在其中显现。当信息环境日益闭塞与偏激，公共讨论空间不断式微，对于常识达成共识变得愈发困难，争议不会消失甚至愈发激烈。

争议焦点：方方日记「三宗罪」

其一、「造谣论」

方方日记是根据自身在隔离期间的所见所感而写，其中大部份内容与其说是新闻不如说更像评论。与其说是第一手信息，不如说是公开数据整合加上自身观点述评。对于这样一份以日记形式呈现并带有极强个人色彩的作品，不少批评者以最严厉的事实审查标准要求，提出方方并未去现场一线，信息来源是道听途说，不具有可信度。

不可否认，方方日记中确有失实之处。比如，一名广西援鄂护士病情危重尚在抢救时，方方在日记中记述其已逝世。在对方方日记的批判中，此事屡次被拿出作为标靶，以攻击其可信度乃至暗示其主观造谣。然而，方方在次日的日记中即对此事作出更正，解释对消息理解错误的缘由，并向读者和护士家人表示歉意。遗憾的是，后续的更正却被所谓的「批判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

此外，方方在日记中多次提及来自医生朋友的观点，但是为避免增添不必要的麻烦，相关人士大多并未具名。秉持「造谣论」观点的人以新闻专业最严格的匿名信源要求审视方方日记，认为所谓「医生朋友」不外乎造谣手段，是地地道道的「假新闻」。可是纵观日记全文，来自医生朋友的观点，极少是媒体公开报道之外的信息增量，更多是对于现状的总结归纳。

例如，方方在2月26日的日记中大比例引述医生朋友观点，包括：武汉死亡人数明显下降、新增确诊病例窄幅震荡、医院床位压力缓解、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封城带来极大不便、援鄂医生急需休整。上述观点并无新颖之处，都是对彼时最为明显的现象总结，并非提供新闻，遑论「假新闻」？值得一提的是，对容易引起争议的「疫情未得到控制」，方方也在日记中备注出反对观点。

方方自己的回答或许是理解其日记的最佳注脚，「这就是个人角度的个人记录，更多的是个人对此事件的感受，所记录的也很多是个人事情」。她不客气地指出，「我只是个人记录，不需要把握疫情全貌，如果有人想通过我来把握疫情全貌，那是他自己犯傻」。

事实如此。当疫情正处于进行时，谁人能够保证了解事情全貌？以个体之力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感，正是为后来尽力拼凑还原出「全貌」尽微薄之力。方方的记录并不全面，并不完美，但解决办法是让所有人都站出来，去记录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打倒一个记录者。

倘若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方方日记充满重大事实性错误，其身处武汉却依靠臆想编造，公众批判与抵制皆可理解。反之，是否应该回归问题本质，思考方方日记真正的价值？对于充满个人色彩的评述文字究竟应如何阅读？是捕风捉影地揣测事实，还是冷静理性地思考作者提供的观点？

其二、「失明论」

方方在3月19日的日记中提到一个值得思考的细节。上世纪70年代末，她在武汉大学文学社时常与朋友讨论文学话题。其中有三个话题被反复讨论，却无法达成共识，被调侃为「老三篇」：歌颂与暴露、喜剧与悲剧、光明与黑暗。即文学是不是只能写歌颂文章，只能写喜剧，只能写社会光明面。而暴露了社会问题、描述了人间悲剧以及写了社会阴暗面，就是「反动作家」。方方在日记中谈及，后来发现时间给予了相关话题以答案：都可以写，关键在于写得好不好。

然而，时隔逾四十年，所谓「时间给予的答案」在此次疫情期间并没能经得起审视，「老三篇」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再次现身于舆论场中。在对方方日记的批判声中，斥其「选择性失明」者不占少数。批评者认为，方方全然无视抗击疫情一线的感人事迹和其中传递出的正能量，看不到政府的改变与进步，偏偏将目光聚焦在痛苦、死亡、磨难之上，加之以「伤痕文学」的佐料「卖惨哭丧」，甚至以动机的角度揣度其只谈「社会阴暗面」是为博得眼球，「食人血馒头」。

然而，细读方方日记可以发现，其间并不乏肯定与赞美：湖北武汉换帅之后肯定新任主政者成绩，直言一线医护人员是「用自己生命救人的仁心医者」，事无巨细地描述小区义工的工作，时常感动于全国援鄂医疗队的付出。只要读罢日记中对于个体的描述，很难不赞美每一位为武汉抗击疫情作出贡献之人，他们或是官员，或是医生，或是小贩，或是司机。

但是如今的指责仿佛都在重复跨越了四十年的「老三篇」。与其说批评者未细读日记，不如说是「非黑即白」的对立逻辑根深蒂固。肯定成绩则不能揭露过错，赞美英雄则不能反思亡者，承认态势向好则不能叩问体制缺陷。否则，即为「选择性失明」，即为「喋喋不休」，即为「吃人血馒头」。当公共讨论陷入二元对立的简单逻辑之中，对于思考复杂问题的「惰性」导致各种极端言论层出不穷。理性声音逐渐失去市场，被不断边缘化。

时隔四十年，公共讨论的议题还在重复着「老三篇」，不得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但与此同时，更能体现出回归常识的重要性。在讨论公共议题时，并非二元对立如此简单，对于问题与缺陷的反思和对于成绩与进步的赞美，并不矛盾。面对低落与无助，赞美给予人力量以振奋。

将对灾难的记录描述为「哭丧卖惨」是轻佻的，面对千万人遭受的灾难，反思给予人理性以叩问，灾难何以至此？未来再次发生时，能否做得更好？有人在赞美中反思，有人在反思中赞美，人人各司其职。更何况当下舆论场中，加入一场声势浩大的胜利大合唱是容易的，歌颂赞美之声并不缺乏，批评反思之语更显可贵。倘若再次回归常识，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其三、「递刀论」

四月初，方方日记将在海外出版的消息传出，对其批评与质疑之声一度达到顶峰。批评内容主要有二：其一，三月底才截稿的日记，四月初即传出将以英文和德文出版，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写作动机。加之，方方自己曾提及《武汉日记》的初衷是约稿，故被批评者推测为事前已接受「境外势力」条件，所谓「日记」是为蓄意抹黑中国而作。其二，「家丑不可外扬」的言论充斥在批评声中，认为针砭时弊值得欢迎，但如果通过捏造中国丑恶形象出口国外则值得批判，乃至其中真实的负面信息也可能成为「反华势力」的工具，成为递给敌人的「刀」。

方方在接受采访时对两点批评作了响应，「约稿」是指接受中国某杂志主编邀约所记，而接到外国翻译和出版联系已是到二月底。目前日记尚未交稿，四月只是预告销售，出版时间将初定于八月。因此，并不存在提前「蓄意」为境外出版社所作。

对于所谓「递刀论」，方方直言，「既然是别有用心的，既然是刻意利用，出不出书？出什么书他都会利用是不是？难道因为有人利用我们就不出书了？什么时候中国人这么怕外国人的？」

其实，「家丑不可外扬」的逻辑一直存在于舆论场中。尤其当疫情在全球蔓延扩散之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抗击疫情赞誉之声和批判之声皆有。因此，对外传播「正能量」成为不少批评人士主动揽到身上的任务。然而，「家丑不可外扬」的逻辑经不起严谨的推敲。对于中国存在敌视的政客和团体，并不会因为「不外扬」而停止造谣污蔑，心存敌意之人难道会在乎是「递刀」还是「寻刀」？家有丑事，不论你「扬」与「不扬」，想封住充满偏见之人的嘴，似乎有些过于天真。

对公众而言，在面对疫情惶恐不安时渴望得到公开透明的信息，学习值得借鉴的经验，吸取值得反思的教训，有益无害。如果对于失误和过错毫无思考，对于灾难和悲剧毫不动容，以粉饰太平的「正能量」企图求得外界的赞誉，如此而行极易使公众产生怀疑。试问，只报喜不报忧，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吗？

当前，对于疫情的反思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各国媒体均在对自己国家政府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求在未来能够更加有效应对。以「递刀论」观之，在一个满世界「掉刀子」的舆论场，谁又会多看一眼一本来自武汉的日记？或许等到方方日记的中文版出版之时，高呼「家丑不可外扬」的廉价正能量才会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更有力度的包容与审视。

争议背后：「旧」常识缺位与「新」环境改变

在此次疫情中，方方日记暴露出的诸多争论，成为观察当下社会思潮的重要范本。你来我往的激烈交锋中，既包含传统「左右之争」，也不乏「扣帽子」的极端话语，甚至方方本人也常常用「极左」一词来指代对她进行攻击与谩骂之人。

原本观念的多样性是检验一个公共舆论场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正如此次疫情之中不幸逝世的李文亮医生所言，「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社会多元，舆论多样，表达自由，这是现代的社会，开放的中国应有的特征。

令人遗憾的是，当下公共空间争论的议题却暴露出对于常识尚且缺乏基本共识，讨论的焦点竟和四十年前并无二致：混淆政府与国家的概念，将对于政府的批评看作「外扬的家丑」，无视「言论自由」的主体与客体，当对方不同意自身观点时即用损害「言论自由」予以抨击，讨论观点之时充满对于动机的臆测，粗暴的二元对立思维仍旧横行于舆论场之中……

「旧」常识的缺位与「新」环境的改变密不可分。在信息可以自由流动的环境之中，意见市场是不同观点自由竞争的结果。然而，当信息发布和接收统统受阻时，公众的观点容易被固化，伴随着「选择性接触效应」，人们越来越只愿意去了解和自己一致的观点，其后所接触到的所有信息无外乎都可以归结于「我赞同」与「我反对」两类。

当信息的自由流动受阻，输入的观点越发单一和片面时，观点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极端化」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对于自己倾向的观点不断吸取，在不停的自我印证中巩固加强。

公众进而开始习惯于使用抽象的极端表达，而忽视具体问题的来源和始末，对负面的揭露称之为「抹黑」，对境外出版斥之为「卖国」，「扣帽子」逐渐开始成为公共讨论的重要方式。

当人们疏于对公共议题的讨论，各种「低幼化」的表达方式层出不穷，「不接受任何反驳」变成讨论中的高频词，低幼的表达与解构不断在严肃议题的讨论中消磨宏大叙事的可能，将复杂事件的逻辑粗鄙化、概念化、片面化，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忽视了常识的价值，而沉浸在被不断消解的意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