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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疫情对经济的第二轮冲击(2020.6)

发布日期:2020-08-10

☉文/稼韧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市场预期恶化,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加剧。中国虽已进入疫后经济重启阶段,但要谨防全球经济大停滞引发的第二轮深度冲击。面对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北京决策层作出「六保」重要部署,以期通过「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等措施,稳住经济基本盘。新冠病毒最终可能被消灭,但对经济体造成的创伤,以及给国际秩序留下的「后遗症」可能将在更长时间内存在。

「政治中心」北京把疫情响应等级降至「二级」,标志着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的首轮冲击接近尾声。内地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正常化,但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震荡远未结束。多位体制内人士提醒,第二波冲击的影响很有可能大于第一波冲击。

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趋势加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发布的报告称,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急剧萎缩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与今年1月份3.3%的预测相比,最新预测下调了6.3%,这是在很短时间内作出了大幅修正。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预测实际上是一种「中性或温和的预测」,其前提是「基准情景」——假定公共卫生危机在下半年消退,全球防控措施可以顺利逐步解除。如果疫情延宕至明年,则全球经济损失将更加严重。

IMF报告还预测,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萎缩6.1%。其中,美国经济将萎缩5.9%,欧元区经济将萎缩7.5%,日本经济将萎缩5.2%。

对中国而言,全球性衰退意味着外需的快速收缩。加上自身经济在一季度已经受到疫情冲击,中国制造业将面临内外需求急剧下降的局面。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3月出口同比下降3.5%,跌幅有所收窄。从市场分析看,出口增速的边际改善,主要由于前期积压订单集中推动。而向后看,海外疫情大幅扩散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将在4月逐步显现,迭加国际原油和金融市场震荡影响,中国二季度进出口或将遭受「量价双杀」。

第二波冲击的时长和力度,直接取决于国际疫情走势。

而国际疫情有较大不确定性:第一,美欧日等国一段时间后出现拐点,但仍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尾部;第二,一些发展中国家尚未进入爆发期;第三,病毒变异可能引发新一轮扩散风险。

从海外疫情对中国经济影响的传导路径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来自需求端的挤压。海外市场需求的骤然下降,冲击主要集中在手机、光伏、通信设备、民用航空制造,以及纺织、服装、鞋类等出口型行业。

以手机为例,内地手机制造占全球70%以上。其中,欧美疫情对苹果产业链影响最大;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需求萎缩会累及国产品牌以及其上游供货商。光伏和通信设备的出口主要集中在目前疫情筑顶阶段的欧美地区,目前需求侧已经受到明显冲击。

二是来自供给侧的挤压。中国对能源、金属、木材等上游原材料依赖程度较大,这些行业的进口都会受到压抑。

如果剔除大宗商品的影响,则总体而言,外部供给侧的冲击要小于需求侧冲击。但在一些重要领域,也会形成局部风险。例如,中国半导体产业在制造、设备、材料等环节仍大量依赖海外产业链,海外疫情可能对国内芯片供应端形成制约。

三是来自产业链分化重构的挤压。疫情危机让不少国家认识到了全球化产业链的脆弱性,正加快弥补各自或区域化的完整产业链,有的甚至在加速「去中国化」。

虽然短期之内,各国很难构建出独立的产业链和分工体系。但从趋势看,全球产业链将向更短、更分散、更本地化的方向发展。全球贸易风险的增加,也会进一步削减外商直接投资,并引起更长时间内的全球资本重新配置与平衡。

北京学者指出,全球化进程的调整与分化或许在所难免,中国要防范的是,「有限的全球化」演变成「去中国化的全球化」。政府应当充分评估不同产业链的不同地理融合程度,并针对不同行业作出政策布局:简单产业链可把下游低附加值环节转出;较复杂产业链向区域化布局;极复杂产业链向全球化方向积极推动。

例如电子行业,在亚洲范围内,通过强化与日本、韩国等国合作,可以保持供应链的完整;通过拓展与东南亚的合作,可以平稳实现中国的供应链重新布局与效率提升。

也要认识到,中国在国际经济中所期望的角色和位置,无法通过外交呼吁达成,而是需要发挥出自身优势和不可替代性——无论是政府综合治理能力还是营商环境方面。

对中国经济而言,第二波冲击来自于以上因素构成的整体性挑战。疫情冲击不只对部份行业和外贸部门产生影响,还通过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上下游关联产生连锁效应,最终可能使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隐性失业」冲击就业稳定

受疫情影响,全球许多企业出现生产经营困难,劳动力流动减少。尽管中国已大面积复工复产,但就业依然高度承压。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智联招聘,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报告显示一季度受疫情冲击,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陡然下降。

依照报告所指,内地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从2019年四季度的2.18大幅下降至1.43,其中今年3月份更降至1.02的历史低位。从行业看,今年一季度内地能源采掘、印刷包装和电力水利等行业就业形势相对较差;从城市等级看,一线和新一线城市招聘需求和求职人数「双降」幅度较大;从企业规模看,中小微企业就业形势相对较差。

在官方公开统计中,一组工业增加值数据应当引起重视: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下降6%,私营企业下降幅度为11.3%。

规模以上企业受创尚且如此之重,中小微企业受冲击程度可想而知。而后者正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据是,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占中国市场主体的比重超过90%,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就业,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六稳」同时,首次提出「六保」。其中,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和保市场主体,位列「六保」要位,进一步凸显民生导向。

从施政重点看,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是需要「稳就业」的主要人群。

2020年,内地高校毕业生总人数将达到874万,较去年增加40多万,再创新高。虽然今年全国研究生大幅扩招,但对就业市场而言,只能对供需矛盾起到暂缓作用。

4月下旬以来,多地密集发布「稳就业」措施,均有扶助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专项政策。

如,深圳市「稳就业」新政明确提出,在高校毕业生上「扩面提标」,将扶持对象范围扩大至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上海市要求市属和区属国有企业在今年招聘中,安排不低于50%的岗位面向高校毕业生。四川省人社厅给高校毕业生发公开信,提出将提供创业指导资源、灵活就业补贴、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等。

再看人口基数较大的农民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4月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中国2019年农民工总量为2.9亿人,外出农民工1.74亿人。

按就业状况统计,过半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服务业);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6%;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农民工占0.4%。

服务业是受此次疫情冲击最直接的领域,尤其是住宿、餐饮、旅游、线下娱乐等行业的需求出现断崖式下滑。目前虽已逐步恢复,但从市场规律看,就业恢复的速度一般远远慢于就业损失。其次从第二产业即工业的疫情影响看,制造业的需求萎缩将直接恶化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而新基建和内需刺激政策则可能对冲建筑业的就业负面影响。

官方统计显示,3月份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比2月份下降0.3%。目前内地失业率的两套统计方法——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与经济周期的关联性较弱,主要是统计方法造成的,这在学界早有讨论。

尤其是对农民工群体的失业刻画上,一些「隐性失业」未能准确计量,例如无法找到城市工作而被迫在家务农者也被视为就业状态。

有关部门在调查中发现,不能如期返岗的农民工不在少数,仅安徽阜阳一地,高峰时就有逾十万农民工无法复工。

针对农民工「出不去」的难题,一些劳务输出大省正加快完善健康互认、岗位对接、「点对点」运送等服务,帮助农民工返岗。此外,多地还通过安排农民工就近就业,开发一批乡村公益性岗位等,解决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就业问题。

就业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充分就业」。即由于开工率不足或者实际效益较低,实际工资收入远低于正常水平。这种情况虽然不属于失业,但对经济的实际影响同样较大。

目前各地都有稳定就业的「及时雨」,总体呈现向好趋势。北京智库学者也提醒,应掌握好政策出台的时间、顺序和力度,避免「一窝蜂」影响市场发挥资源分配功能;坚决控制大中城市房价和房租价格上涨,研究做好面向中低收入者的扶持和救助政策预案,从体制机制上畅通农民进城管道。

国际秩序演变「不确定性」增大

疫情大流行不仅对经济造成创伤,也在制造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图景。其「后遗症」,将给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带来新的挑战。

舆论场的明显分化已经出现,有关全球治理的两种对立观点体现了不同思潮的交锋。

第一种观点认为,一场全球性卫生危机进一步昭示多边主义的必要性,并暴露出孤立主义的谬误。第二种观点相反,认为全球化和边界开放造成了抵御病毒和其他威胁的脆弱性,目前对卫生物资控制权的争夺,说明每个国家首先应「独善其身」。

此次疫情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关于全球化的价值分裂。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认为,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驱动全球化与经济金融化的问题,欧债危机揭示出过于慷慨的福利体系的问题,英国脱欧与美国拟退出WTO则体现出一体化机制的倒退。而新冠疫情,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疫情未必会直接改变历史进程,而更像一种催化剂。譬如,一些短期应急措施被固定化、常态化(如移民政策收缩、自建供应链等),其影响将在长期内不断释放。

疫情也在造成国家之间制度竞争的显性化,包括理性的国家治理绩效评估的竞争,以及非理性的意识形态竞争。

就大众意识形态而言,各国民众对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态度或将趋于保守。疫情也使民众更加依赖本国政府,主权国家的影响力回升。

可以预计,中国所处的国际格局面临一场深度调整。从其驱动力看,主要来自不同方面,既有基于战略竞争的安全性因素,也有基于经济规律的周期性因素。前者表现为大国之间的科技、规则和产业竞争对抗;后者表现因内生规律而发生的创新链、规则链、产业链变化。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认为,大国战略竞争已进入「数字时代」,战略环境变化主要有两点:一是财富主要来自科技创新能力而不是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能力。二是网络世界正在成为大国安全的保障、财富的来源、国际权力的基础以及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如今的疫情也显示出让现代生活对网络的高度依赖性和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这种环境变化使得大国战略竞争的领域更集中于科技创新。从某种意义而言,数字经济的建设力比疫情的破坏力更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影响。

数字科技有助于提升国家和城市的「免疫力」。在经济层面,据一种宽口径统计,预计到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45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50%,数字经济有可能加速疫情后期的全球经济复苏。在政治层面,数字经济还有助于克服限制人员流动和资源跨境所带来的影响,今年联合国75周年的数千场活动将通过在线会议和数字沟通进行,官方新闻称:「这是一项全新且创新的全球合作」。

不过,数字鸿沟的问题也可能加剧。

在疫情影响的迭加下,高数字化国家与低端国家之间的差别会越来越大,国际层面的社会两极分化可能加重。譬如有学者认为,由于中日韩的数字化水平较高,因此世界格局重心向东亚转移的速度可能加快。其显然的前提是,中国还要在地区层面上优化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毕竟数字技术不是唯一的变量。

如果说在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有什么「不变」,那么应当是继续推动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过去中国的开放主要是「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现在则是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型开放」不仅覆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具体内容,也体现了平等互利、诚信法治等深刻内涵,以及在规则对接过程中伴生而来的观念文化、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相互感知理解。而这正是弥合疫情在国际秩序「后遗症」的重要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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