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建国

新冠肺炎爆发，共同防治疫情原本可以成为海峡两岸良性互动、改善关系的契机，然而，台湾方面过多的政治操作坏了好事。疫情的因应像一面照妖镜，让人们看到政客丑恶的嘴脸。

新冠肺炎肆虐，防疫工作需要群策群力。台湾和中国大陆虽然隔着海峡，但是，产业关联度高，人员往返频繁，常驻大陆的台籍人士号称百万，武汉一地光是台商（不包括眷属）就有两千多人。所以，疫情爆发后，两岸连手防疫就成了需要通力合作的大事，包括给予被感染者和有感染风险的人必要的照顾和处置。

疫情防治原可成为良性互动的契机

自从2016年蔡英文赢得台湾领导人的选举以来，由于她不肯承认「九二共识」，使得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官方接触完全停摆。今年1月，蔡英文再度赢了选举，连任成功。但是，因为她的选举要求是「抗中保台」，胜选后又不断出言挑衅大陆，使得两岸关系更加僵冷，毫无回暖迹象。

新冠肺炎的防治工作，原本可以成为两岸彼此释放善意、展开良性互动的契机，透过台湾方面送暖和大陆方面接招，体现「两岸一家亲」的对待。结果，实际情况却演变成突显两岸矛盾、升高两岸敌意的破口，真是遗憾。回顾疫情发生之后的两岸互动，我们不得不说，蔡英文政府想要藉疫情防治进行政治操作，缺乏必要的同理心，是事情越弄越拧的主因。

先是疫情升高后，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苏贞昌，立刻下令禁止台湾生产的口罩出口到大陆。这项决策从台湾本身对防疫物资的需求来说，或许无可厚非，但是，在决策的说明上，却显现出对于大陆的防疫需求漠不关心，甚至于有点落井下石的意味。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引起大陆方面的反感。

其实，苏贞昌只要在说明决策时，附带讲几句关心大陆疫情的话，并且表示愿意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向大陆伸出援手，情况就会好得多。和苏贞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李显龙在宣布禁止大陆人士入境新加坡的记者会上，先是强调病毒不分国籍，大家要对抗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并且批评国际间出现的排华氛围之后，才表示基于防疫需要，采取禁止入境的措施。

台湾有关当局对疫情的因应加深了两岸敌意

苏贞昌在言词之间对于大陆方面所流露的敌意和政治考虑，增加了两岸之间的互不信任以及合作对抗疫情的困难。果不其然，在因应武汉地区台籍人士要求，安排包机接他们回到台湾的处置上，就横生出许多波折。

这场波折的大致情况如下。因为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大陆方面不想和蔡政府直接官方接触，所以，透过在野的国民党大陆工作部门和大陆台商组织作为一线渠道，安排大陆航空公司的飞机送人返台。台湾的主事机关大陆委员会和联络窗口海峡交流基金会，因而被撇在二线，无法掌控整体作业。

蔡政府不爽作业过程被撇在二线，让国民党抢了功劳，于是在包机的搭乘名单和检疫工作上找碴。一方面抨击大陆方面在搭乘名单上搞黑箱作业，让不该优先返台的人士登上了飞机；另一方面又表示大陆的检疫工作不确实，让一个被病毒感染的患者夹杂在机上乘客中，造成了其他人的风险。

然而，蔡政府不敢明说的是，所谓不该优先登机的人，其实是台商的大陆配偶和小孩，这分明是一种歧视。说是有乘客在下了飞机后才在台湾被确诊，又不肯揭露有关信息，讲不明白详细情形，引来大陆方面「栽赃」的质疑。结果，一桩好事，又被搞烂了。

海峡两岸需要互释善意

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美国默许台湾鼓动的情形下，国际之间和台湾社会涌现了不少让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呼声。这让大陆方面对于台湾方面夹带政治要求的防疫动作戒心更高，态度更加保留，也使得两岸在防疫工作上的后续合作更加困难。

其实，2010年12月，两岸之间就已经签署了《海峡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传染病防治的合作。如果双方依据协议好来好往，是足以搭好沟通平台，发挥疫情防治作用的。问题就在于蔡英文连任胜选之后的两岸关系比之前更加紧张，苏贞昌为了增加政坛声量，又拚命在两岸关系火上加油，恶性循环，见不到底。

当然，想要跳脱出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总要有人先释出善意。就此，我们要呼吁大陆方面，非常情况，宜特殊处理。大陆有关单位应该善用两岸之间已经存在的沟通协调机制，充分提供台湾所需要的信息，做好共同防治疫情的工作，让台湾民众看到大陆的用心。同时，不妨考虑仿照马英九时代有过的前例，主动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WHA），展现防疫高于政治的情怀和气度。

疫情因应像一面照妖镜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奉劝蔡英文政府，多一点同理心，少一点政治操作。两岸之间许多事务是休戚与共的，以疫情防治需求为名，搞妖魔化大陆形象和突显「主权意涵」的动作，只会招来大陆的反感和更严峻的对待，让两岸关系雪上加霜，对台湾又有什么好处？

新冠病毒肆虐之余，也对照出了人心善恶和人情冷暖。海峡两岸之间有着切不断的纽带连结，面对疫情，台湾人应该比别人更多点同情心和同理心。然而，在台湾却有一些人藉着这场疫情大肆炒作政治，一心唱衰大陆，让这场疫情像一面照妖镜，映照出许多政客的丑恶嘴脸。

本文作者为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