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史

随着农历庚子年的到来，香港局势迎来根本性转圜，中央调整治港思路的举措亦逐渐显现。从「封疆大吏」骆惠宁履新香港中联办主任，到中央加速建设澳门金融中心、赋予澳门更多功能定位，一时间，类似「中央将用内地化手段管理香港」「澳门将取代香港地位」等论调甚嚣尘上。

笔者认为，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央此番调整治港思路，正是基于对过往问题的反思而作出的「大破大立」式的改革。港人应理解的是，中央无论如何调整，出发点都如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所言，「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繁荣稳定是香港同胞的心愿，也是祖国人民的期盼。」香港各界应积极因应、主动配合，把握变化中的正能量，进而形成合力，助推香港再起航。

理解中央关键任命的深层用意

岁末年初，国务院先后作出两项关键人事任命，一是2019年11月，任命邓炳强为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二是2020年1月，任命骆惠宁为香港中联办主任。在香港局势出现转机的关键时刻，这两项并无关联的人事任命实则暗含中央对完善香港特区管治的双重深层次考虑。

一来，中央在破解香港困局的问题上，已树立主动求变的决心。

骆惠宁和邓炳强，一个是在内地有着丰富地方管理经验的正部级高官，一个是在香港警队服役超过30年、兼具内地办案经验和国际视野的资深警官。邓炳强上任之初，即策划实施了对香港理工大学的「围而不攻」策略，在有效打击暴力活动、降低损失的同时，重挫了暴徒的嚣张气焰。骆惠宁调任香港中联办的消息甫一报出，香港和内地媒体便广泛关注，并称之为「不拘一格的用人之举」「非常时期非常之地的非常之举」。上任第一周，骆惠宁便第一时间会见媒体，马不停蹄地访问深圳，拜会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展现出清晰的管理思路和高效的执行力，有利于进一步团结爱国爱港力量，尽快实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最紧迫任务。

香港刚经历了「回归祖国以来局面最为严峻复杂的一年」，中央此时对主要涉港事务部门主官和香港纪律部队核心首长两大关键位置作出调整，体现出中央通过紧抓「关键少数」实现「以变应变」的策略。

二来，中央在处理涉港事务的思路上，已作出破除部门壁垒的调整。

香港中联办的前身是新华社香港分社，成立于1947年5月，由中国著名外交家乔冠华任首任社长。该机构自2000年1月改组为香港中联办以来，从姜恩柱到骆惠宁已先后经历六任主官。值得注意的是，姜恩柱由中国驻英大使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后续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高祀仁、彭清华均为副主任转正，张晓明、王志民更长期在港澳办、中联办系统内任职，分别由港澳办副主任、澳门中联办主任调任，五人均属涉港系统内部调整。骆惠宁则是20年来首位未有直接涉港工作经历，而担任过内地两个省份省委书记的香港中联办主任。

北京资深港澳研究学者对笔者表示，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央长期在处理涉港问题上存在「九龙治水」的现象。从中央层面看，设有一名中央领导人牵头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正部级涉港事务部门则包括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等多个单位。从中央驻港机构层面看，形成以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和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为主的三角型架构。香港中联办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居中协调、联络的重要作用，加之港澳问题专业性较强，长期以来中联办的人事变动基本都只停留在系统内部，张晓明和王志民便是典型的港澳事务「专官」。

骆惠宁赴任香港中联办，既是在当前局势下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更是中央以具备地方行政主官经历的官员来沟通协调涉港事务的「一步妙棋」。藉此破除涉港事务部门长期的用人壁垒，有利于形成更为科学的用人导向，对创造性推动「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抓住澳门打造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

回望2019年的香港和澳门，可谓「冰火两重天」。在香港陷入反修例运动引发的泥淖之际，澳门则迎来了回归20周年的高光时刻。习近平澳门之行甫一结束，中央一系列惠澳措施便陆续出台，当中最引人注目者，当属「澳门金融中心」的概念正加速从理论走向实践。中央已明确释出加强发展澳门金融业的信号，澳门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四个中心城市中经济体量最小的城市，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反而最大。

港人无需妄自菲薄，更不应杞人忧天，而要抓住澳门打造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取长补短、反躬自省，进而共同发挥国家所需、港澳所长，创造新的发展成果。

习近平莅澳出席回归20周年系列活动前后，中央多部门已相继出台多项支持澳门发展金融业的政策措施。2019年12月初，央行已经与澳门金融管理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达300亿元人民币/350亿元澳门元。习近平结束澳门之行返京当日，银保监会即宣布实施三项支持澳门经济发展政策措施，以进一步加强澳门与内地金融合作，支持澳门经济金融发展。广东省也正在大力支持粤澳两地对「澳门证券交易所」的可行性研究工作，粤澳将在多方面加速深化两地金融合作。

需要注意的是，中央不会用澳门取代香港的既有地位，打造澳门金融中心的思路应会注重其与香港、上海的差异化和互补性。中央早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已明确规定，支持澳门打造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建立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建设成为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发挥中葡基金总部落户澳门的优势，承接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合作服务。研究探索建设澳门－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支持澳门发展租赁等特色金融业务，探索与邻近地区错位发展，研究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绿色金融平台。

在此基础上，澳门金融业发展将提速，经济结构也将迎来重大转型机遇。在此过程中，香港金融监管部门和业界应尽早评估澳门崛起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研讨港澳加强合作的策略与方案，进而赢得共享澳门发展的红利。同时，香港也应藉此审视自身金融业的定位与发展，进而在同东京、新加坡、上海及未来的澳门等几大亚洲金融中心的竞争与合作中，探索出一条新时代背景下最适合自身优势与特色的创新金融道路。如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仅不会因修例风波而下降，反而会在经历过大风大浪后更加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