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史

2020年春，新冠病毒从武汉蔓延至内地31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和全球20多个国家。17年前，内地和香港曾共同抗击沙士疫潮，留下许多值得铭记的感人瞬间；17年后，再次迎击新冠病毒挑战，两地居民的心态却已发生深远转变。

回顾这一场战「疫」，内地和香港两地都应反思。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获得启示，才能真正实现多难兴邦。

内地全民战「疫」中的启示

内地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存在两条时间线，一是疫情发展的趋势、二是防控工作的进展。总体而言，这场战「疫」的主轴即在两条时间线的各自推进和相互追赶中展开，其间存在的若干个「时间差」则是需要关注和反思的重点。

从疫情发展的趋势来看，从2019年12月武汉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到疫情蔓延至内地全部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再到2020年1月31日内地确诊病例数量破万，用时仅月余，疫情蔓延速度超过沙士。

从防控工作的进展来看，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1月20日至29日的10天内，先后三次专门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1月25日至2月3日的10天内，两次召开针对疫情防控工作的会议，频率之高极为罕见。

25日的政治局常委会明确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更及时将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最高高度，成为内地战「疫」全面打响的标志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还及时成立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挂帅、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任副组长，成员包括丁薛祥、孙春兰、黄坤明、蔡奇、王毅、肖捷、赵克志，组成了「两常委、四委员、三国委」堪称「顶配」的决策指挥机构。公开数据显示，该小组从成立次日召开首次会议至2月6日的12天内，已召开6次会议，基本保持了两天一会的快速节奏。

在这场「遭遇战」「阻击战」中，内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再次成为疫情防控中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毋庸讳言，需要反思的问题也有很多。

其一，地方普遍存在的缓报、瞒报、漏报问题。此次疫情防控难度大的重要原因，在于早期即形成了病毒蔓延领先各地防控的「时间差」。其中，除春节春运期间人口流动密集的客观因素和季节性影响外，地方政府信息披露不及时导致错过黄金防控期等问题亦不容忽视。对待如此严重的传染病疫情尚且如此，地方政府在处理其他问题时的时效性、真实性、全面性有待更多拷问。

其二，中央统一部署、层层下达后的执行问题。中央农历初一召开「非常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顶层设计，领导小组农历初二赶赴一线主持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差」，但仅在领导小组回京几天后，武汉多家医院又出现防护物资告急的现象，地方政府机构的执行力再次受到质疑。

其三，现代化治理在下沉过程中变形走样的问题。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内地一些地方仍存在十几个部门只发文件、不发口罩、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基层小区仍不乏网格化、地毯式管理，或流于形式或矫枉过正的问题。农村小区仍面临卫生条件较差、防护意识较弱的风险。正如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会明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香港医护罢工后的警示

对香港而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使其在刚刚经历过「回归祖国以来局面最为严峻复杂的一年」后，面临经济雪上加霜、社会泛政治化倾向加剧、民众情绪难以平复的困境。

香港曾是2003年沙士疫潮的重灾区，当年的经验和教训本应使香港社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保持相对稳定，但经过修例风波的侵扰，本港一些持份者竟将疫情当做争取自身政治资本的机会，致使香港社会出现进一步撕裂的消极趋势。

延续了修例风波中「黄丝」示威者的做法，「医管局员工阵线」今次又煽动本港医护人员大罢工，并以此要挟特区政府「全面封关」，妄图以「一刀切」的极端举措来实现全港740万人的「集体隔离」。一连数日的罢工，导致香港多间公立医院只能提供有限度紧急服务，许多港人尤其是中等收入线以下的社会群体在探病就医时遇到了很多困难。

更需警惕的是，「医管局员工阵线」组织的部份医护人员违背了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有损香港素以为荣的专业精神。香港社会的中坚力量，主要集中在相当规模的中产专业阶层，医护人员正是当中代表。正如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此前所言，医护人员的天职是救急扶危，不论病人背景，在现时水深火热、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如果医护罢工，会令医管局面临的局势「百上加斤」。

「医管局员工阵线」此举，无异于将修例风波中极端示威者鼓吹的「揽炒」行为加诸本港弱势群体，实质仍是打着「反中护港」的旗子为自己争取政治资本。这种为了政治要求不惜违背基本道德底线的行为，与戴耀廷从「占中」时一直鼓吹的「违法达义」没有本质区别，实为「背德达义」。这种「我吃饭你埋单」的做法之所以屡试不爽，一方面在于「黄丝」们自我塑造的「悲情英雄」形象容易感染普通民众；另一方面在于香港舆论环境长期鱼龙混杂，普通民众接受到有关内地的信息仍存在诸多不对称的情况，容易对一些反对派经营多年的媒体和组织机构偏听偏信。

以李文亮医生不幸因新冠肺炎离世为例，本港多间媒体和民间团体在其「吹哨人」身份仍待讨论的情况下对此事大做文章。至于国家监察委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等后续进展，这些媒体则「选择性失聪」。

正如那位在华生活了近20年的意大利裔美国人马意骏（Mario Cavolo）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文章所呼吁，新冠病毒不叫「中国病毒」，春天的欢乐终将到来。港人应放下胸中成见，与内地共克时艰，相信两地都能通过此次「大考」，并藉此反躬自省、相互学习，进而在民族复兴的关键之年实现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