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轩

一场修例风波令反对派有了「35+」的底气，其核心变化在于民心向背。通过煽动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而获得「民意」加持，反对派在建制派制定的游戏规则内公然夺权。

疫情未过，立法会硝烟再起。港澳办和中联办对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的合力炮轰，将香港社会的注意力从疫情转移至立法会，同时也令不到半年就要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也提前进入公众视野。事实上，反对派最近已大张旗鼓地提出「35+」计划，即获得立法会至少半数议席，掌握议会的主导权，从而左右政府施政。如果反对派这一谋划成为现实，香港或将陷入史无前例的宪制危机。

郭荣铿瘫痪内会 两办齐谴责

4月13日，港澳办和中联办罕有地同日炮轰反对派滥用权力，令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内会）历经六个月、14次会议都无法选出正、副主席，造成内会停摆。这是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今年新上任以来，首次如此集中火力地向反对派出招。

自去年10月立法会复会以来，内会在公民党郭荣铿的主持下不断被「拉布」，过去只需不到半小时的选举正、副主席程序始终未能完成。但当时先是暴乱，每周大街小巷都战火连天、喧嚣狼藉；暴乱之后，紧接着又是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这才导致人们几乎忘记今届立法会会期过半，重要性仅次于大会的内会仍处于瘫痪状态。

内会瘫痪有何后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明确指出，目前有约30条法案受此影响而未能通过，当中涉及到延长侍产假、宾馆业监管、消防安全、商标、补税等各个方面，就连多年才有一次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委任也会因此受阻。

尽管郭荣铿等反对派议员把持议会、枉顾公众利益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在现有制度下，似乎没有什么法律条文能奈何得了他们。对于郭荣铿等人的行为或因有违宣誓誓言而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特区政府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检控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是「政治问题多过刑事罪行」。

这次内会事件再次暴露了香港议会制度的缺陷：民主本应是少数服从多数，如今却是多数被少数牵着鼻子走。过去这样的情况也并不罕见，例如反对派在立法会「拉布」成瘾，对财政预算案进行「拉布」已成为每年的例牌动作；又如2016年，人称「怪医」的时任医学界议员梁家骝不顾建制派和反对派的齐声反对，竟以一人之力，「拉布」长达十多个小时，将关于医委会改革的修订草案活活「拉死」。虽然近年在建制派的主导下，对《议事规则》进行了修改，但无孔不入的反对派依然可以找到游戏规则中的漏洞。

立法会沦掣肘政府的工具

更令人担忧的是，反对派以议会掣肘政府的意图更加明显。无论在回归前后，行政主导一直是香港行之有效的政治体制。但回归以后，反对派却始终不承认特区政府行政主导的地位，尤其是近年一步步将立法机关变成制衡，乃至阻碍、瘫痪行政机关的工具，而这一谋划将集中体现在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上。

最近反对派在私底下达成了共识，不同政党都呼喊着要实现所谓的「35+」，即在下届立法会选举中取得至少35个议席，违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更毫不掩饰地将其新牵头成立的组织称作「立会过半」。根据反对派的计划，地区直选方面要实现「66443」，即新东新西各取6席，九西港岛各取4席，以及九东取得3席，合共23席，与上届的「64432」相比，至少三区都须增加进账。若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反对派要取得这种全面碾压般的胜利非常困难，但现在香港社会高度政治化，如果大部份市民在选举投票时都以政治立场作为第一考虑，鹿死谁手犹未可知。

在功能组别方面，反对派在教育界、法律界、会计界、医学界、卫生服务界、社会福利界和信息科技界的7席，以及超级区议会的3席，这10席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变数。去年由于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上的惨败，区议会（第一）的一个议席也将成为反对派的囊中之物。另外，饮食界、工程界、批发及零售界、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5个界别都是反对派的主攻对象，反对派去年暴乱之时便已蓄谋下手。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曾公开在网上教唆，如何在多个功能界别取巧登记成为选民。正协调反对派立法会选举工程的区诺轩亦教人如何「搵到窿路」登记成为功能组别选民，例如他本来与出版界毫无关系，但因拥有一间注册公司，再凭着一本名为《区诺轩的离别感言》的宣传册，以及把公司业务性质改为「出版」，就有机会成为出版界选民。

不过，最容易失守的还是饮食界议席。此界别包含团体票和个人票，只需要是食物业牌照持有人（包括餐厅牌、食堂牌、食物工场牌），或加入现代管理专业协会、餐务管理协会、香港饮食业总商会或香港饮食业联合商会做成员，就可登记成为饮食界选民。根据资料，现时香港有约3.8万间食肆，当中有很多在过往根本未有投票。自去年6月反修例风暴之后，不少「黄店」迅速冒起成为一股「黄色经济圈」热潮，要是这些「黄店」持牌人倾巢而出投反对派一票，就极有可能抢滩成功。现任饮食界代表、自由党的张宇人的议席也会岌岌可危。反对派在功能组别若取得12席，加上地区直选的23席，便堪堪达到35之数。

「35+」计划逼特首辞职 引宪制危机

如果反对派取得35席将有何后果？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说得很清楚，一旦实现议会过半，就会要求林郑月娥在今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回应「五大要求」，否则就会一概否决政府提出的所有法案，当中自然也包括《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施政报告》通不通过倒是无所谓，因为这仅仅是一个致谢议案，回归以来也仅仅通过了几次，不通过也无伤大雅。但《财政预算案》若是不能通过，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将停顿，政府将陷入彻底瘫痪。那时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解散立法会，但这也同样在反对派的算计之中。杨岳桥明确提出，这一举动的目的就是要逼特首解散立法会，因为这是有副作用的，根据《基本法》，重新选出来的立法会如果继续拒绝通过原议案，特首就必须辞职。这种情况下，无论谁当特首都难以避免这一结局，一旦陷入这无可救药的「死胡同」，必将引发巨大的宪制危机。

有人或许会说，实在不行，答应「五大要求」不就完了？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大多数人都无法一一细说出的「五大要求」究竟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全面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撤回「暴动」定性；撤销所有修例风波中被捕暴徒的控罪；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底追究「警队滥权」情况；以及立即实行「真双普选」。

笔者之前也分析过，这五项要求有的做得到，有的做不到，例如撤回修例在去年9月就已完成，但撤销暴徒控罪和实行「双普选」，却是目前的特区政府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就法治而言，香港素来司法独立，目前因修例风波被捕的人数超过7700人，逾1200人被检控，如此大规模地撤销控罪，不异于封建时代的大赦天下。再者，是不是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也能这么讨价还价？那么香港未来法治何存？在政治层面，历来政改都需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是特区政府一家能够说了算的。而要中央政府受香港反对派这些宵小胁迫，岂非痴人说梦？

上面说的这些，反对派心里都一清二楚，但仍然把「五大要求」进行「捆绑买卖」，意图便再明显不过：五大要求不过是个幌子，好让反对派瘫痪特区政府、胁迫中央出师有名罢了。

拨乱反正 扭转民意

回想修例风波之前，反对派在几次立法会补选中接连败北，仅余24席，「本土激进势力」一蹶不振；《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自回归以来，首次连续两年不经修正，获得立法会通过，特区政府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一场修例风波令反对派有了「35+」的底气，其核心变化在于民心向背。通过煽动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而获得「民意」加持，反对派在建制派制定的游戏规则内公然夺权。

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不修改游戏规则，要不扭转民意，否则即便建制派能在这次立法会选举中保住主导权不失，待到下一届形势只会更加恶劣。不过，如果要修改游戏规则，需要极高超的政治技巧，才能避免让人留下「玩不过就搬龙门」的印象，难度相对较大。而扭转民意也不是容易之事，首要任务是拨乱反正，短期而言，令违法暴徒受到法律制裁，付出应有的代价；长远而言，特区政府需要正视司法、教育、传媒等过去一直逃避的问题，以大刀阔斧的手段从根本上纠正香港社会的不正歪风，这也是保证「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必要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