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轩

在传统反对派与激进派「斗激」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下，若要反对派主动悬崖勒马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从源头遏止，严厉打击激进行为，而港区国安法则为之带来了新的契机。

过去一年，越来越多人说：「在香港当反对派是不能有良知的」。这番话不无道理。众所周知，许多国家或地区都存在反对派，这些反对派的主要职责一般都是监督政府，极少像香港的反对派，以破坏政府管治和夺权为目的，而且为此不惜牺牲香港的前途。到底是什么让香港的反对派日益激进？港区国安法能成为反对派改邪归正的良药吗？

回看去年「七·一」，看着暴徒攻打立法会，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无动于衷，有的甚至为暴徒带路；在暴力事件愈演愈烈之时，身为资深大状的公民党主席梁家杰不仅不谴责暴力，反而在公开场合称，「暴力有时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当暴徒火烧活人、飞砖击杀七旬老翁时，没有一个反对派出来为受害者说话；当香港受暴乱困扰，经济衰退之时，反对派竟忙不迭地跑到美国，要求对方制裁香港。说这些话，做这些事，不昧着良心是做不到的。以至于现在但凡遇到个政治事件，反对派不用开口，大家都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

有头发边个想做癞痢？激进只为选票

不过，俗话说得好：「有头发边个想做癞痢」，昧着良心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去年11月中旬，也就是区议会选举前不久，反对派区议员周伟雄「酒后吐真言」，在饭桌上大骂乱港青年「痴线」。他说，自己从来不支持这群乱港的年轻人，「我希望大家冷静，这样有错吗?」他还说，现在连登上有人发起活动「一票不投周伟雄」，但他「不在乎」，「如果我是政棍，我会这么做吗?」周伟雄也为香港警方鸣不平，「其实香港警察已经尽力了，我从头到尾都不同意说警察是黑警，直到现在我都非常尊重警察」。周伟雄每每说到激动处，还拍打桌子，显然这番话压抑已久，不吐不快。然而，醉酒时慷慨陈词，酒醒之后，其Facebook个人专页依旧悬挂着「五大要求、缺一不可」的字句。

这就是现实，为了选票，为了议席，无论心里怎么想，立场却早已被固定。反对派中人也有忍受不了的，但结果如何呢？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于2009年反对公民党参加所谓的「五区公投」；2013年政改讨论时反对「公民提名」；2014年非法「占中」时，他是唯一拒绝参与的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眼见以一人之力，无法逆转党内主流意见，他在2015年政改失败后便宣布退出公民党，随后成立智库「民主思路」，提倡走「中间路线」，但效果不彰，最终在2017年获委任行政会议成员，加入建制，成为政府智囊。与汤家骅类似的还有前民主党创党成员狄志远和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黄成智，两人同样于2015年因政改问题离开民主党，另起炉灶创立走「中间路线」的政党「新思维」，但无论是区议会选举还是立法会选举，「新思维」无一胜绩，如今已很少再人被提起。两个例子都证明，在高度政治化下的香港，温和派、中间派毫无市场，要选票，只能激进。

回归前15年相对温和 社民连改变议会政治生态

说起激进，其实在回归23年的前15年，反对派一直处于相对温和的状态。早在香港回归之初，所谓反对派只有「民主派」，没有「泛民」。民主党一党独大，辅以几个小党，如民协、职工盟、街工等，都是著名的「一人党」。2004年以律师为主的公民党成立，并在立法会选举中一举夺得6席，加上其他势力兴起，这才逐渐有「泛民」之称。

当时的反对派大都是走精英路线，直至2006年，香港第三大反对派政党社会民主联机（社民连）成立，它标榜基层，提倡激进抗争。当中「长毛」梁国雄、「大旧」陈伟业和「教主」黄毓民为三巨头。社民连的激进路线很快就和精英路线的传统泛民发生冲突。2008年立法会选举中，黄毓民不断「狙击」公民党，最后黄毓民当选，同一选区的公民党毛孟静则被「西九新动力」的梁美芬击败。除了黄毓民之外，梁国雄和陈伟业也一同胜出，社民连一举夺得三席，一跃成为泛民第三大党，成为政坛不可忽视的势力。

社民连三巨头进入议会不足两星期，就开始把「掷香蕉」、大声呼叫、辱骂官员、带示威道具等激进文化带入议会，多次违反议会规则，改变政治生态。10月，时任特首曾荫权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时，黄毓民打断曾荫权发言，被立法会主席要求退席时，用香蕉掷向曾荫权站立的主席枱前。这是香港议会首次发生的「暴力事件」。

传统反对派对这种行为极为反感。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发表声明谴责黄毓民的举动哗众取宠，将捣乱说成彰显社会公义，以为捣乱可推动香港社会发展，斥之为「大错特错」。她批评社民连完全不尊重制度的行径，这样甚至会成为有人声称香港人未准备好民主普选的借口。社民连则形容在议会内掷蕉抗争是为香港弱势社群抗争，认为陈方安生在「打压社会公义。」

尽管社民连的行为举止与传统反对派格格不入，但社会上支持社民连的声音却并不少，就连在议会扔香蕉也能接受，尤其在青年群体中的支持率更高。2012年，议会激进派又新增陈志全和范国威，共有五席。

「占中」开始激进加剧

激进势力的急剧扩张始于2014年的「占中」，长达79日的街道占领和不时与警方出现的小型冲突，远比在议会中的「掷香蕉」更吸引眼球，再加上2016年的旺角暴动，令头戴光环的「自决派」和「本土派」风头一时无两，共有九人跻身议会，势力足以与传统反对派分庭抗礼。虽然后来发生宣誓风波导致六人被取消议员资格，但激进派的强大号召力令传统反对派深受威胁。几番调整之下，传统反对派决定转型向激进派靠拢，甚至与激进派互相「斗激」。

若就过去一年而论，民主党可谓转型得最为彻底，不仅由主席胡志伟带队，时常出没在暴乱前线，辱骂警员，包庇暴徒；在议会内，有「癫鸽」之称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峯更推陈出新，将「掷香蕉」这种过时的手段进化成掷腐烂盆栽，成功引领了在议会使用「生物武器」的潮流。公民党相对「锡身」，但在背后鼓动年轻人「抗争」，还是乐此不疲的。

传统反对派甘愿与激进派趋同，归根究底，在于激进甚至违法行为的利益大、成本低。这和内地的「碰瓷」现象颇为相似，由于内地没有碰瓷罪，碰瓷者只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保险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等进行检控，但入罪的几率极低，例如一男子在三年内碰瓷超过300次，法院也仅仅根据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个月，罚金一万元人民币，比起「碰瓷」动辄获得数千或上万元的暴利，犯罪成本实在太低，所以屡禁不绝。

香港同样也是如此，激进派从鼓吹「港独」「自决」，到侮辱和焚烧国旗，污损国徽，冲击中联办和立法会等政权机构，叫嚣「武装建国」「广场立宪」。如果传统反对派这时候还是玩老一套的议会抗争，没有出位的举动，就相当于别人已经在走私军火、贩卖白粉，而自己还停留在收「陀地」一样，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获取暴利，又如何甘心？更何况在修例风波初期，警方采取「驱散为主，拘捕为辅」的策略，将犯罪成本几乎降至零，传统反对派没有不激进一把的理由。

港区国安法源头打击激进行为

在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下，若要反对派主动悬崖勒马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从源头遏止，严厉打击激进行为，而港区国安法则为之带来了新的契机。虽然这部法律并不是直接针对社会暴力事件，但明眼人都知道，修例风波期间之所以有节奏地发生暴乱，背后少不了外部势力提供的资金、物资、培训和保护，如果截其源、断其粮，切断反对派与外部势力的联系，单靠本地的三五小丑根本无法兴风作浪。另外，作为暴乱宣传机器的《苹果日报》如果继续煽风点火，鼓动人搞事，亦很可能触犯颠覆、分裂国家的罪行，但若就此偃旗息鼓，也等同于废了武功。

当激进派被彻底压制，传统反对派自然也就不必为激进而激进。试想想，充当激进派「烂头卒」的多为社会底层或被煽动的学生，参与冲击没有包袱，但这些传统反对派大多都是社会精英，如果不是为了争夺选票，谁愿意大半夜地冒着催泪烟、胡椒弹，在街头跟警察作对？当然，「曾经沧海难为水」，失去了激进的土壤，不代表就能回到温和的温床，但起码昧着良心的事，应该可以少干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