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后法

虽然新冠病毒疫情还在全球蔓延，人类何时能够彻底战胜新冠病毒，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专家学者和政府决策部门早已开始思考如何迎接「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他们研究和预测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提出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对策，为未来国际局势的变化发展未雨绸缪。专家们普遍认为，新冠疫情将给世界政治、经济和地缘格局带来深刻变化。如何适应这些变化，如何在迎来巨变的世界赢得主动，是各国都在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大危机带来大变化

回顾历史，每次大危机都会带来大变化。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曾经导致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最终诱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罗斯福新政和全球非殖民化运动也应运而生，美国在此期间崛起为全球性超级大国。9.11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并导致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蔓延，美国的软硬实力受到沉重打击，综合国力开始衰落。而中国抓住了美国反恐战争的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综合国力快速发展，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性反建制政治力量的崛起和民粹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全球化进程受到沉重打击，逆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国汹涌而至。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等出人意料的「黑天鹅」事件频频发生。

大危机催生大变化、大变化触发大分化、大分化导致大调整，这既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必然。这次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对各国政府挑战之严峻、对世界经济冲击之巨大、对国际政治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这场疫情必将对未来国际政治和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未来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也会带来影响。随着疫情的逐步缓解，各国开始以不同方式对抗击疫情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对疫情后的世界可能出现的变化进行分析，对本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战略进行研究。

国际社会普遍注意到，这次疫情的最大看点是大国在这次抗击疫情中的角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本来，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理应在这场全球浩劫中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的表现却让全世界大失所望、大跌眼镜。众所周知，美国无论在经济实力、科技水平，还是在医疗技术、药物开发等方面，均独占世界鳌头。国际社会理所当然地寄希望于美国在抗击疫情上引领世界，向全球提供支持和帮助，但美国不仅对本国的疫情没能有效控制，对全球的疫情抗击更无实质性贡献，反而阻碍世界抗疫的顺利展开。例如，美国在关键时刻对世界卫生组织进行打压，停止向其提供资金，美国的一系列举措有失超级大国的身份和地位。

美国还百般刁难中国的抗疫工作，先是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特朗普总统和美政府高官不顾世卫组织规定，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和「武汉病毒」，后又诬蔑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真相，导致了疫情在全球的扩散，美国一些政客甚至提出要起诉中国，要求中国支付巨额赔偿。人们很难想象，如此可笑和滑稽的闹剧竟然发生在新冠病毒夺走成千上万民众生命的紧要时刻。美国政客并没有将抗击疫情、抢救百姓生命视为头等任务，而是一门心思沉浸在大选和党派斗争之中。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抗疫无能，就挖空心思推卸责任，而中国便成为他们合适的替罪羊。

与美国的「缺位」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在这场疫情中的突出表现。新冠疫情虽然最早爆发于中国武汉，但中国政府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及时采取强有力措施，率先使疫情得到了控制、率先进入了复工复产。中国抗疫的成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中国还积极向其他国家提供抗疫支持，派出了大量医务人员，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中国还向很多国家提供医疗物资，解决了这些国家的燃眉之急，真正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美国在这场疫情中采取了「抽身」和「退缩」态度，这一方面是美国实力衰退的体现，因为实力的下降使美国政府不想「为世界操心」。另一方面，也证明特朗普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正在向极端和激进方向发展。中美在这次疫情面前的不同态度和表现，已经让世界看到未来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有人甚至认为，这次新冠疫情危机将是中美国际角色互换的「分水岭」。多数专家认为，美国将进一步从世界领导地位退缩，中国则将在国际上事务上更加主动担当，发挥更加重要作用。当然，中国的领导作用并不是凌驾于世界，更不是以世界霸主的面目出现，而是与世界同甘苦、与各国共患难、与全球共发展。

全球化不会中止但会「重置」

这场新冠病毒疫情让人类看清了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虽然全球化暂时进入了低潮，但全球化的进程不会中止。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只注意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却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全球化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产业空心化等等。这些负面影响导致了西方国家的低层民众越来越抵触和反对全球化，而低层民众是西方社会最大的选民阶层，对选举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特朗普正是迎合了美国社会在几十年全球化进程中积累起来的反感情绪，举起了反全球化的大旗，给以低层选民为主的反全球化政治力量提供了一个发泄情绪和抵制全球化的「政治出气口」，同时也使他赢得选举找到了「突破口」。从目前情况看，特朗普为赢得今年的选举，依然会「故伎重演」，继续将反全球化和单边主义作为拉拢选民的政治口号。

很明显，当前全球化遇到的困难并不是全球化本身的问题所导致，而是西方一些国家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变化没有及时在国家治理上作出应变，在体制机制上进行调整。比如，对全球化过程是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美国就没有从国家层面出台缩小差距的对策，也没有采取措施抑制社会分化的加剧。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金融、贸易、信息、科技、服务、软件开发等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由于搭上了全球化的列车，社会地位得到提升、收入不断增加，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而从事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低层次的体力劳动者却成为全球化的主要「牺牲者」。由于很多制造业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将工厂搬到了工资低廉的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全球化浪潮卷走，加入了失业大军，一些人虽然保住了饭碗，但收入却有减无增。

上述现象的出现，本是全球化规律所决定的，如果国家出台相应政策加以调节，是可以缓解和消除这些负面影响的。但由于近年来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大行其道，对国家干预不屑一顾，致使全球化的某些负面效应被无限扩大。随着问题的不断积累，反全球化的政治势力在西方国家日趋上升，而正是反全球化的选民将特朗普送上了白宫的宝座。

在这次疫情中，各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产业链的全球化使很多国家在抗疫的重要关头出现了医疗物资的紧张，致使控制疫情的工作受到了影响。为充分利用全球化创造的国际分工，有的国家积极参与制造业的全球布局，基本放弃了医疗物资的生产。当疫情来袭时，这些国家一时陷入了「缺医少药」的窘境。因此，新冠病毒的来袭，不仅夺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而且也沉重打击了人们原本对全球化的正面认知，加剧了国际上的反全球化情绪。

虽然全球化造成了一些国家内部矛盾的加剧，但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可以肯定，全球化不可能逆转，但各国对全球化的进程将进行「重置」，或曰对全球化实行「改造」。这将是「后疫情」时代的主要标志。作为「重置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各国在参与未来全球经济活动时将更多考虑本国经济安全的因素。特别是在谋划产业链布局时，国家意识、民族利益、地缘政治等因素将受到更多重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也会增多。同时，经济区域化在「后疫情」时代可望受到更广泛的青睐。经济区域化虽然也是全球化的体现，但由于区域化主要涵盖本地区的经济体，从文化和地缘上看，具有距离近、共识多、易协商等特点。与全球化相比，区域化的风险低、稳定性强，因而更易被各国所接受。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世界经济区域化将进入快车道。美洲、欧洲、亚太、非洲将形成世界四大经济圈，全球产业布局可能面临重组。在此过程中，各国将重新考虑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方式和程度。总的看，世界产业链的局部调整将难以避免，特别是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的生产将呈现本土化趋势。这在经济上不仅具有合理性，也是各国经过疫情冲击后「痛定思痛」的自然回应。

制造业重回大国竞争「制高点」

制造业是全球化进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产业。制造业既属资本密集型也属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发达国家纷纷将制造业向劳动力低廉的发展国家转移，以实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的目的。这既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提供了最佳「配对」。

制造业不仅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也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然而，资本的逐利本质决定了企业家奉行的是「哪儿有利润就在哪儿投资」的准则。在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企业争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将获取剩余价值的触角伸向了世界各个角落。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搭上了全球化的快速列车，既为发达国家提供了「投资沃土」，让西方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也推动了本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

但是，全球化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就是全球化带来的最突出的负面影响。产业空心化不仅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量产业工人失去了饭碗，使失业成为长期困扰发达国家的难题，而且当国际产业链遭遇中断时面临物资短缺的严重局面。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很多国家尝到了制造业缺失的「沉痛教训」。近年来，各国普遍认识到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这一后果，并开始考虑制造业的「再回归」，而新冠疫情的爆发大大增强了各国重振制造业的紧迫感。

经过几十年全球化的「洗礼」，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日益认识到制造业对保持和提升本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性。历史证明，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制造业，是不可能在国际综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的制造业始终是国家强盛的首要标志，也是大国争夺的「制高点」。当然，制造业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各国将所有的制造业都搬回本国。未来大国竞争的焦点是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智能化发展。未来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对关键制造技术的独家垄断，「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将是各国打造先进制造业所追求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定位无疑将引发新一轮制造业的全球竞争，从而催发制造业的变革，并最终改变全球制造业的竞争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