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轩

自从中央打算推出《香港国安法》以来，反对派就已步步受制，毕竟蚍蜉撼树，力量悬殊，过去一年闹得有多疯，就要接受多沉重的代价。押后选举的战役落幕，接下来的《香港国安法》试剑，可要见真章了。

反对派去年挟黑暴之势，在区议会选举中，破天荒地逆转整个区议会的格局。今年余波未消，正当反对派准备趁势在今年九月立法会选举中再下一城的时候，特区政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决定，彻底打乱了反对派的算盘，这一决定同时也将极为深远地影响香港未来的政治格局。

今年七月，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每日确诊人数过百的情况持续长达半个月。特区政府月底当机立断，宣布将九月的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并就立法会出现「真空期」的问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允继续履职 避多线作战

不到半个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下称《决定》），当中订明：「2020年9月30日后，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直至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第七届立法会依法产生后，任期仍为四年。」这一决定字数不多，内容不少，值得逐一细品。

第一，《决定》指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此前，建制派曾放出风声称，不能让公民党四名被取消参选立法会资格的现任议员顺利过渡，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却并没有给反对派设限。

事实上，无论设不设限都讲得通，一方面，既然因为公民党四人过去勾结外力等行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连参选资格都没有，凭什么还能继续当议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假设这四人没有报名参选，那是不是就不存在丧失参选资格的问题？是不是就能自然过渡了？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参选这一动作就变成了原罪，于理不合。

既然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那么站在建制派的角度，自然希望削弱对手在议会的力量，少一个是一个。但从中央的角度而言，建制派和反对派在立法会所占的议席比例是42：24，多四个和少四个并不影响大局，不必在立法会多生事端。在中央看来，现在香港的核心任务有二，一是集中力量抗疫，抗疫有了成效，特区政府才能重塑威望，挽回人心，否则再拖下去，航空业、旅游业、饮食业等诸多行业都难以为继，届时怨声载道，必然壮大反对政府的声音；二是《香港国安法》初立，正在找人来试剑立威的阶段，主攻对象是壹传媒黎智英、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大老虎」，自然不希望旁生枝节，多线作战。

「不少于一年」 令政治降温

第二，《决定》规定，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职的时间「不少于一年」。表面上看，这和特区政府提请的「押后一年」区别不大，但实则大有文章。所谓「押后一年」，指的是一年之后，便要如期举行选举；但「不少于一年」，意即到时可以选，但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也可以不选，这样主动权就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

掌握主动权的意义不言而喻。在香港，政治始终凌驾于经济，愈多政治议题，就对反对派愈有利。去年反对派挟黑暴之势，让整个区议会格局彻底颠覆，今年又有《香港国安法》和押后立法会选举这两大议题，反对派再下一城并非难事。但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年时间，足以让《香港国安法》立威，也足以让市民消化其负面影响；同时政府若抗疫取得显著成效，市民亦自然认同押后选举的决定。所以反对派虽今日气势正盛，一年之后却很可能要面对另一番局面。

另外，「不少于一年」的规定，断了反对派在重提选举上的念想。由于押后选举的决定是出于疫情，如果疫情在半年或几个月之内得到缓和，反对派必然会重提选举。虽然此举未必能成事，但至少能掀起议题，令其有机会能趁势而上。同时，反对派平时喜欢滥用司法复核，特区政府的决定必然受到挑战，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连复核的空间都没有，可谓提早堵住了反对派的后着。

留余地 生嫌隙

这一年时间，除了令政治议题冷却，更重要的是，能令反对派内部出现分化。大敌当之下前，必然同仇敌忾，但一旦出现了喘息的机会，主要矛盾就会转移。这一策略的鼻祖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曹操，当时曹操在官渡之战击溃袁绍后，袁绍三子合力抗曹，曹操进展并不顺利。这时，曹操没有继续强攻，而是选择撤军。见外敌已去，长子袁谭不满三子袁尚继承父亲的官位和爵位，于是引兵相攻，后袁谭不敌，投降曹操。曹操趁势将袁氏兄弟逐一击破，一举收复河北。

如今的反对派也正是如此，眼见一年之内，在选举上玩不出花招，马上就在是否延任的问题上出现了争执。反对派中的激进派主张发动「总辞」来「抵制」延任，其理由是反对派既然认为延任没有《基本法》的授权，便不能厚着脸皮去担任「不合法的立法会议员」，否则就会失去选民的相信。但民主党、公民党等传统反对派却认为，应留在议会「抗争」，不必做无谓的牺牲。

在冠冕堂皇的理由的背后，是双方由来已久的分歧，这与二者进入议会的方式不同有直接关系。传统反对派的发展模式与建制派颇为相近，都推崇稳打稳扎，深耕地区，然后获取议席，将议会作为其发挥的重要政治舞台。但激进派则不然，他们无视地区工作，做事不问对错，只图以出位言行博取眼球，社会上的政治纷争愈激烈，他们便愈受追捧。去年的黑暴就是最好的例子，多少疯狂无理的暴力行为，令社会千疮百孔，多少打工仔饭碗被打破……而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激进派所获得的选票不减反增，足见激进派的市场所在。

然而，激进派的这种优势维持在社会政治热度之上，一旦热度消退，选民的大脑冷静下来，他们便会失去市场。这一点，激进派也早已看出来，如果按着中央的路子走，等待他们的除了被选民抛弃，还有《香港国安法》的制裁，只有通过发动「总辞」，不断做出些动作，才能保持热度。但尴尬的是，如果没有传统反对派的配合，「总辞」不成气候，的确会变成无谓的牺牲。

这么一来，在「总辞」议题上掌握主动权的传统反对派更没有让步的道理。在他们看来，这些激进派无非是一些乳臭未干的政治投机者，无论知识文化还是政治历练，都不配与作为精英的他们相提并论，若非时势所迫，又岂会愿意与这等人为伍。更何况由戴耀廷为激进派量身订做的「立法会初选」，让传统反对派吃了大亏，民主党黄碧云、街工梁耀忠等多人被迫宣布不角逐下届议席。对于他们这些原本以为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人而言，延任一年无异于咸鱼翻生，哪有再拱手相让的道理？

对反对派的分化效果还不止于此，配合押后选举的「组合拳」，还有选举主任的选择性DQ。在选举提名期阶段，选举主任向部份反对派参选人发信询问其政治立场，并决定DQ其中的12人，当中公民党参选的六人有四人被DQ，民主党六人却安然无恙；而公民党中未被DQ的两人当中，今年年初才加入的林瑞华逃过一劫无可厚非，但同为现任议员的谭文豪，今年也曾访美要求对方制裁香港，却能逃过DQ，着实可疑。外界甚至联想到，或许这与谭文豪曾在去年九月黑暴的敏感时期接受《文汇报》的专访，得到加持有关。为什么DQ这一个，而不DQ那一个？怀疑的种子将在这一年中逐渐发芽。

与中央博弈 反对派步步受制

第三，《决定》指出，「第七届立法会依法产生后，任期仍为四年」，这恰好回击了反对派「改变立法会任期违反基本法」的说法。根据《基本法》第69条，「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除第一届任期为两年外，每届任期四年。」反对派就是抓住这一条紧咬不放，「长洲复核狂」郭卓坚更跑到法院，声称特首将立法会任期改为五年，要求对特区政府押后选举的决定颁禁制令。

《决定》出台后，明确了押后选举并非改变任期，下届仍是四年，郭卓坚申请禁制令的理据出现了基本事实的错误，所以法院毫无悬念地将其申请驳回，并清楚指出，没证据显示特首将本届立法会的任期改为五年，是次复核没合理可争辩之处。

在这场政治博弈当中，中央轻描淡写、不足60字的一个《决定》，不仅让反对派眼睁睁地错失眼前的大好局面，更反客为主，一方面封住反对派的每一个后着，一方面还在反对派内部引生嫌隙。其实，自从中央打算推出《香港国安法》以来，反对派就已步步受制，毕竟蚍蜉撼树，力量悬殊，过去一年闹得有多疯，就要接受多沉重的代价。押后选举的战役落幕，接下来的《香港国安法》试剑，可要见真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