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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疫后失衡」 改革为先(2020.10)

发布日期:2020-11-02

☉文/渔樵夫

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持久延宕交织迭加将引发一系列重大问题,使得结构失衡、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全面爆发,风险陡增。在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的时下,避免中国经济陷入中长期衰退,关键之钥仍是 「勇闯改革阵」,不能为「疫情遮望眼」,为求短期稳经济而搁置市场、搁置改革。必须「咬定改革不放松」,加码推动改革攻坚战,推动制度改革起锚破冰,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走出全球疫情瘟疫和经济海啸,实现长治久安。

2020年已过去大半,全球疫情依然汹涌,中国经济继续遭遇「超级考验」。从官方数据视之,疫情引发的全球「超级调整」已对中国经济形成重创,工业生产、消费修复低于预期,调查失业率徘徊高位,复产复工因素逐渐消退后,四季度经济环比改善速度料将放缓。

超级考验 突围「平台期」

继一季度大幅下跌、二季度显著反弹后,三季度中国经济环比反弹势头有所减弱,观察人士指,三、四季度中国经济将进入疫后突围「平台期」。

一、 生产

从生产端来看,7月中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4.8%,低于市场预期的5.2%,结束了连续四个月的回升势头。其中,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速明显回落,前者更录得2018年5月以来的首次同比下降。

年中的一份调查显示,住宿餐饮业、文化体育娱乐业达到正常生产水平一半以上的企业比重仍低于60%。

分析指,受疫情反复的影响全球需求回升强度有限,国际油价等恢复仍较慢,各国工业生产及居民出行等远未恢复常态,PPI年内或难走出负增长通缩区间。由于企业利润前景较为疲弱和未来不确定性持续抑制了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加之受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等因素影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梗阻造成产业循环不畅,生产要素无法高效运转,中国制造业增长亦呈现乏力之势。

二、需求

7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203亿元,同比下降1.1%,低于市场预期的正增长0.1%;除汽车和金银珠宝外,其他限额以上商品分项集体回落。餐饮收入仍是主要拖累,同比下降11.0%。结合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社零增速分化重新扩大(中小零售企业恢复弱于大型企业),整体消费恢复依然乏力、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消费偏弱说明整个需求端恢复进入瓶颈期。当前,受疫情导致心理恐惧和收入下滑影响,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已快速显化,并成为复工复产的最大阻碍。

三、 投资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1至7月份总体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滑1.6%(前值-3.1%),逊于市场预期,其中,7月制造业投资累计负增长10.2%, 基建投资受洪涝灾害影响增长放缓。

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降至9930亿,不及市场预期,同比少增670亿。随着中国三季度政府债券发行高峰基本结束,国内信贷投放增速将延续放缓。未来基建投资仍面临资金约束。预计基建扩张将在四季度趋缓,全年增速或在5%至8%区间。

四、 就业

中国「六稳」与「六保」的唯一交集就是就业,「稳就业」高居各项经济任务之首。2020年下半年,两大重点群体遭遇「就业挑战」,一是应届大学、大专、高职毕业生达到历史峰值,今年大学毕业生达到874万,创历史新高。二是服务业受疫情冲击后将会释放出大规模农民工。

1至7月中国新增就业671万人,同比减少196万人。其中,7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比上年同期高0.4%。随着大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20至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失业率较去年同期上升3.3%。

四季度,随着全球疫情大面积反复,中国城镇失业人数料或继续上升,就业等民生指标恢复依然缓慢。而随着政府行政指令介入的常态化,部份失业问题会从隐性状态向显性方向转化。

超级失衡 冷热不均

进入第四季度,中国部份行业复苏依然较为困难,内外需不足矛盾持续凸显,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新旧经济增长结构失衡情况在疫情冲击后变得更加严重。经济增长不平衡,凸显四季度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下行风险。

一:供求失衡

生产恢复快于需求是此轮中国经济修复一大特点。

当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已接近疫情前水平,但需求端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却仍处负增长区间。

疫情影响下,内需应成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关键,以居民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需尽快破局。但受制于人口流动限制、人与人接触风险,餐饮、体育、旅游、住宿、院线等部份接触型聚集型需求复苏明显滞后,受此影响,供求失衡将成为制约中国下半年经济进一步复苏重要阻力。

当前,中国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缺口在2%左右。此缺口如进一步扩大,不仅或带来通缩风险,导致潜在损失持续加码,所可能导致的经济第二轮停摆、第二轮返乡潮亦会进一步加大。

二、收入失衡

当前,中国居民收入整体回暖,但农民工收入仍陷低迷。由于今年农民工留乡、返乡人数多,造成部份农民收入出现下降。而返城农民工半数以上从事服务业尤其是低端服务业,疫情对其影响更为持久和显著,从而使得农民工的收入恢复明显慢于其他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收入差距达至近年来最大。

西南财经大学和蚂蚁金服合作研究的《疫情下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显示,中国家庭税前年收入在五万及以下的家庭中,有53.5%的家庭财富在疫情之下减少。但对于年收入在50万以上的家庭来说,其收入则在增加。

报告发现,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和自有职业群体影响更大,受疫情影响,此部份群体工作稳定性下降,工资性收入亦严重下滑,家庭面临可支配现金流不足而家庭财富缩水问题。

三、 企业失衡

疫情冲击下,民营投资复苏进度亦大大落后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投资缺口,从前年接近正的8%,已扩展至目前-9.4%。显示目前疫情救助和复苏计划所有制的偏向性明显。

制造业PMI亦显示,小型企业景气度趋于回落,连续处于收缩区间,与大型企业表现显著分化。疫情以来民企相对国企债券违约规模大幅攀升,尤其批发零售等行业较为明显,民企信用风险及融资成本显著抬升。一连串信号均折射出疫情对民营和中小企业冲击明显大于其他企业。

以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60%以上的GDP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系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力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是重中之重。但缩小民营与国有投资增速不断扩大的缺口,却可谓知难行易。

四、 行业失衡

数据显示,中国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二季度,第二产业GDP增速大幅反弹14.3%至4.7%;而第三产业仅回升7.1%至1.9%,部份服务业(如住宿餐饮、租赁与商务服务业)还处在深度负区间。

从服务业恢复速度来看,自5月起服务业PMI指数环比增速开始放缓,呈递减现象。与疫情早期服务业表现不同,在疫情中后期,服务业恢复出现疲态。

7月服务业PMI指数为53.1,环比回落0.3,服务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3至51,为4个月以来的最低值,显示服务业恢复受阻。

1至7月份,中国服务业生产指数更同比下降4.7%,显示服务业恢复速度显著滞后于工业生产。随着服务业在经济、就业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一失衡将对经济复苏形成显著拖累。

五、新旧经济失衡

疫情推动了在线活动对线下活动的加速替代。随着新能源、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体系正由传统经济主导向新经济主导转变。受疫情冲击,诸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衰落,而以非接触经济、在线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却蓬勃发展,增长不平衡带来的转型冲击不容忽视。

有观点认为,支持新经济的同时,应保证经济增长普惠性,如何救助中低收入群体、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应是应对今后经济增长结构性不平衡需面对的问题。

六、实体与金融失衡

疫情爆发后,中国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一季度GDP下滑6.8%。面对这一局面,中国政策当局开闸放水,加大信贷投放,增加市场流动性,利用金融体系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今年,中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社融存量大幅走高;上半年金融业GDP增速为6.6%,较整体高出8.2%。资产价格亦随之水涨船高,近期火爆的A股市场便凸显:在实体回报率仍低迷情况下,流动性「脱实向虚」倾向愈演愈烈,从而放大了实体与金融的失衡。

当前,行政性复工复产立竿见影,但需求扩张政策步伐不匹配,从而导致供给侧大大快于需求侧,工业大大快于服务业,投资大大快于消费,大型企业复苏进度显著快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复苏显著快于民营企业,此种不均衡复苏是非常时期抗疫「后遗症」。对这些「后遗症」须高度关注,如任由发展,其对经济副作用便会凸显。

超级变数 挑战重重

面对当前经济领域的诸多失衡分化以及复杂严峻的内外形势,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变量和挑战亦在增加。

其一、疫情演变

随着北半球秋冬季来临,疫情大面积反扑,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滔天巨浪,正裹挟全球经济再度陷入低谷。当前,全球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持续改写新高,在世界范围,疫情不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广泛,同时,持续的时间亦或越来越长。

从疫情梯次来看,第一波、第二波冲击主要集中对供应链的冲击,而第三波冲击则更多针对需求侧。世界经济触底时间被推迟,疫情对经济冲击到达高点的时点或尚未到来。

其二、外部变数

自2008年以来,经济全球化脚步就在放缓,近年来甚至停滞、倒退,贫富差距拉大导致西方政治经济政策民粹化越发明显,本次疫情则加剧了上述进程,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更助长逆全球化进程,新冠肺炎疫情又迫使各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行重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持续深化。

四季度,欧美金融市场的调整、疫情长期化带来的政策变异、地缘政治恶化带来的风险外溢均或对中国外部环境带来巨大冲击,疫情所诱发的黑天鹅效应或持续存在。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其三、中美变数

当前,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低谷,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贸易限制越演越烈。

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导致美国出现政治危机,而这种政治危机被美国大选激化,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趋于固化。从美方一系列文件可看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基础不复存在,中美竞争是两种制度的长期战略竞争,从而导致中美冲突达到新高度。

此种政治风险外溢将会导致中国面临的经济风险加剧。尤其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将进一步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前7个月,中美贸易总值为2.03万亿元,下降3.3%,

其四、不确定预期

疫情的演进和不确定性,加大民众对就业压力和薪资压力的担忧,同时对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商业信心等造成压力。当前,中国经济复苏仍主要倚重基建和房地产带动,增长轨迹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在外部形势恶化背景下,迭加旧有结构性矛盾的掣肘,中国经济复苏前景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而如全球复苏进程延宕,长期停滞的经济状态或更加低迷,疫情的长期化将成为一个超级催化剂,从而使中国所面临的存量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

超级突围 改革为先

欲在全球疫情引发的经济海啸中艰难突围,中国必须把握「三大利器」:

一、 双循环

当前,中国官学界已形成共识: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全球疫情长期化、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背景下,中国更需持续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扩大最终消费,保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将成为指导中国「十四五」发展规划期间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思路。

针对结构性失衡问题对症下药,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畅通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国内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和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同时,推动供给需求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均衡,又为国内循环提供持续发展动力。

畅通「内循环」,对内进一步放松管制是题中之义。打破行业准入的制度性壁垒,推进国企改革、实施竞争中性,通过强化内部竞争提升效率。畅通「外循环」,需同时促进出口和进口,保持通过外部竞争推动供给侧效率提升管道。

二、底线思维

对于中国而言,过去的政策偏重「稳中求进」,今年的政策则注重「底线思维」,确保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发生大规模失业,防止周边风险的外溢效应,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至关重要。

面对新挑战,要求中国不仅要高质量发展,亦需更安全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疫情防控转向中长期化,政策制定更要着眼长远。政策不能够一次性全部投入,要为明后年留有余地。

三、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带来困难和挑战,加之疫情冲击,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

经济下行压力和疫情持久延宕交织迭加将引发一系列重大问题,使得结构失衡、超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全面爆发风险陡增。

在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的当下,避免中国经济陷入中长期衰退,关键之钥仍是 「勇闯改革阵」。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不能为「疫情遮望眼」,为求短期稳经济而搁置市场、搁置改革。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加码推动改革攻坚战,推动制度改革起锚破冰,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走出全球疫情瘟疫和经济海啸,实现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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