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稼韧

安倍晋三提前离任，给日本新内阁留下数笔政治遗产及未尽遗憾。其接班人菅义伟大概率延续安倍方针，但受美国大选等内外部因素影响，「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内政外交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尽管当前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甚至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应秉持务实灵活的外交手段，为中日两国关系营造积极因素，达成外交转圜与维权维稳之间的平衡，为中日关系及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开创新局面。

9月14日，日本自民党新总裁选举结果揭晓。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获胜，锁定安倍晋三之后的首相「大位」，这一结果符合外界普遍预期。短期内，日本新任首相大概率会承袭安倍内阁的政策基调，在内政和外交上以体现延续性为主。

安倍时代的政治遗产和遗憾

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因健康原因辞去首相职务。就在此前几天，安倍创下在任纪录，超过其外叔祖父佐藤荣作成为日本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

对安倍时代的整体政绩，还需略假时日才能盖棺定论。但大体来看，其朝野声望均较高，也算对其功绩的肯定。

朝日新闻社9月初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逾七成的国内受访者对安倍政权「给予好评」。调查还让受访者对最希望给予好评的政策进行了选择，其中30%的人认可「外交、安保领域」，「经济」为24%，「社会保障」为14%。另有22%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值得评价的政策」。

如果对安倍的政治遗产进行第一阶段的「总决算」，那么可以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分别梳理。

内政方面，安倍的长期执政结束了之前「七年七相」的不稳定政局，这本身就是其政绩之一。对于「安倍经济学」，日本社会给予的积极评价偏多一些。据路透社近日对485家中大型非金融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85%的公司认为，实施了近八年的「安倍经济学」利大于弊。许多公司表示，至少在新冠疫情结束之前，不需改变现行刺激政策。

某种意义上，菅义伟的接班也是承安倍之荫蔽。在对企业的问卷调查中，逾半数日企希望菅义伟接任首相，以政策继承者的身份延续「安倍经济学」。

外交方面，自安倍2012年再次手握相权至谢幕，共对8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访问，若算上重复访问的国家和地区，则累计达176个；累计行程15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近40圈。可谓名副其实的「俯瞰地球仪外交」。

内地国际关系研究者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安倍作为一名资深政客审时度势，在外交政策上发挥了较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应对特朗普上任以来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安倍通过借力打力为美日谈判寻找筹码，避免了日本卷入到与各大国的贸易战当中。

从中日关系看，安倍两次执政期间，两国关系经历过一条起伏的曲线。既有因参拜靖国神社导致的关系下降，也有为推动两国关系回暖做出的努力——例如，安倍多次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动两国元首外交等。

最近两年，中日关系恢复势头相对稳定。尤其是在今年疫情期间，「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投我之木桃，报之以琼瑶」成为中日友好的新象征。良性的抗疫互动加深了两国民间友好和政府对强化区域合作的认知。在安倍宣布离任后，多国政要对其贡献表示肯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其发言人表示，对安倍始终并建设性地与联合国一道应对全球挑战表示敬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对媒体表示，他为安倍的病情感到难过，向其致以最高的敬意。俄总统普京高度评价安倍「为发展日俄关系和消除两国间障碍做出的伟大贡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安倍晋三宣布辞职答问时说，近年来，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取得新的发展，两国领导人就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中方对安倍首相为此所做的重要努力表示积极评价，同时祝愿他早日康复。

同期，另一位中方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Twitter）上用英语和日语发文，表示感谢安倍晋三首相为改善中日关系所作的努力。

在安倍多年从政生涯中，除积累了政治遗产外，也有几大遗憾。

在宣布辞职的记者会上，安倍对未能完成任期和施政承诺表示了歉意。其施政遗憾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未能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质」问题，二是未能缔结日俄和平条约，三是未能修改和平宪法。他说对这些未酬之志「遗憾至极」，犹如「断肠之痛」。

「三大遗憾」当中有两个是外交问题，由此可见安倍对此问题的重视。而修改宪法也和外交密切相关，从2012年上台以来，安倍关于修宪已经发表过1200多次言论。不过，横亘在修宪问题前的巨石是日本的主流民意，时至今日，日本的各项民调结果中，支持修改宪法者从未超过民调的50%。

除民情外，疫情也是无法操控的因素。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日本疫情出现反复，安倍政府的抗疫能力备受国内舆论质疑。

受疫情拖累，日本二季度GDP终值大幅下降28.1%,为战后最大降幅。这也是安倍政权未能履责而留下的缺憾，需要其继任者努力修复。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内政与外交

从客观形势看，不论安倍的接班人是谁，在明年举行的下一届选举之前，都属于临时性代理，各方面能作出的调整空间不大。且当前的自民党已成为一个「全方位政党」，新任政党领袖须广采民意，以制定一个反映社会意见最大公约数的政策纲领。就目前日本社会的求稳倾向而言，施政纲领亦不具备激进改革的基础。

而菅义伟的当选，更提高了延续日本现行的经济、财政和外交政策的可能性。菅义伟追随安倍多年，是日本在任时间最长的内阁官房长官，他在内政外交等领域的政策思路与安倍晋三高度融合。

在9月2日的记者会上，菅义伟亦直言，「如若当选，将全力继承安倍的内政、外交遗产，推动安倍经济学中未完成的改革。」他的这一表态被日本媒体视为「对安倍晋三效忠」。

在内政方面，「后安倍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仍是应对疫情并恢复经济。菅义伟近日明确表示，防疫政策将是其优先事项。他还提出，将谋求防疫与经济两立并行，迅速实施安倍政权规划制定的大规模经济对策，确保就业。

在外交方面，菅义伟近日与日媒互动时称，「外交的延续是重要的」。

安倍在任首相时曾与特朗普举行过37次日美首脑电话会谈，菅义伟仅缺席过1次。在安倍政府决定涉及中、俄、韩等国重要事项时，菅义伟也曾听取全部汇报。在这个意义上，菅义伟熟知日本外交的延续性及优先顺位。

可以预计，「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继续以日美同盟关系作为「基轴」。安倍在8月底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时称，即使自己在移交政权后，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也不会改变。

同时，安倍的继任者也将继续重视与中国等近邻国家构建稳定关系，并强化与欧洲之间的经济合作，为日本外交创造弹性空间。

以上是日本内政外交在「经济复苏」与「安全保障」的不变主题下，相对可以预测的部份。同时也应看到，「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存在一些变量，其影响或更为深远。

从外部因素看，1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将对日美乃至日中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在中美关系方面，无论特朗普还是拜登上台执政，中美的对抗关系都将处于常态化。就日美关系而言，从对日本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角度考虑，特朗普或拜登政权间的主要区别有二：一是中美博弈升级的概率和强度。如特朗普当选，则对华或更强硬，日本外交迂回空间可能变小；二是政策方向的可控性。相对而言，「特式外交」的不可预测性更大，这对日本外交和经济政策来说都是风险因素。

有分析认为，如果特朗普获得连任，那么对于「后安倍时代」的日本而言，能否继续保持外交上的灵活性至关重要，这将对日本新政权的「快速应变能力」提出挑战。

虽然近年来中日关系总体趋势向好，但随着安倍长期政权的威望衰减，新任首脑很难保持强势，受到各方压力和异见的影响概率增高，中日关系可能出现波折。因而，从内部因素看，日本新任首相的政治手段和立场，是影响「后安倍时代」走向的另一变量。

此外，还有一项变量也是来自日本执政党内部。东京工业大学教授中岛岳志指出，在安倍时代自民党已变形，党内的自由派政治家，比如像此次竞选落败的石破茂，已经越来越少。以前自民党擅长换首相来实现路线摆动，但目前自民党的多样化消失，党内众议员的一半得到过安倍的认可。这种「路线摆动能力」的削弱，可能为日本政坛的后续发展埋下「伏笔」。

虽然安倍为自民党留下了一个碾压对手的执政地位，但若继任者及执政党未能展现出长期胜任的能力，日本可能又回到首相频繁更迭的不稳状态。

中日关系的新起点与新局面

日本近年来积极改善对华关系，是其国内政治需要和国际战略环境变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在基本面不发生大幅改变的情况下，日本新首相对华政策应会「萧规曹随」。

还应看到的是，尽管当前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但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问题、意识形态等结构性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化解，甚至可能因中美关系等因素产生新的问题和挑战。

从菅义伟近日的表态看，日本新政权以安全转型为由谋求「新宪法」的脚步不会停歇，这将导致日本对华政策继续存在「两面性」——在经贸领域与安全领域之间、双边层面与多边层面之间体现出矛盾策略：

一方面，谋求在有限程度上改善中日关系，为实现国内经济复苏而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继续加强战略预防，除防务安全外，还将把「产业链安全」置于「国家经济安保」的高度加以推进，「产业转移」的去中国化可能提速。

在近日举行的美日防长会谈中，双方再次确认了《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尖阁诸岛」（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9月9日，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视频讨论会上，放言「中国已经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

中日关系研究学者认为，河野的此番表态表明，日本政府依托日美同盟遏制中国的意图不会改变，后安倍的日本有可能朝着对华强硬的方向发展。

对此，中方应密切关注日本内政外交动向，对短期内日本可能出现的政治杂音和强硬动作有所准备、积极应对。以务实灵活的手段，实现外交转圜与维权维稳之间的平衡，避免中日关系被外部负面因素拖入陷阱。具体举措可以包括，在不触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渠道与日本保持交流对话机制。例如，进一步落实「海空联络机制」，包括搭建两国首脑级的、防卫部门负责人级的热线等，以对东海南海的可能冲突进行及时管控。

中日高层领导会晤亦应在疫情稳定后加紧成行，为站在新起点的两国关系释放确定性信号。从菅义伟在竞选期间发表的涉华政策可以看出，他对已经延期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访日计划十分重视，表示要在合适时机妥善落实。

而中国正值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期，通过元首外交加强两国间的协调合作，可以共同应对国际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正在发生改变。认为「日本企业/经济无法离开中国」的观点及相关政策推演，都应当予以修正。

日本经济新闻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在7月14至16日，以3000名上市公司负责人为对象，实施了一项舆论调查。9月4日公布的结果显示，有近6成企业负责人支持日本政府鼓励在华企业回归日本的决定，明确表示「不支持」的日企仅为11.3%。同时有超过四成的被访者认为，中国「作为生产据点的的重要性，今后会逐步下降。」

调查结果还显示，有近半数的日企支持特朗普的对中强硬政策，表示反对的比例为36.9%。在关于「日本是否应该效法美国，阻断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问题上，有35.1%日企认为「不能阻断」，但是也有31.6%的日企认为「可以阻断」，意见处于对立状态。这反映出一部份日本市场主体在支持对华强硬的同时，期望继续保持与中国经济互动的矛盾心理。

中日经济观察人士认为，以上结果是近几年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情绪最低落」的一份调查报告，其背后的原因需要洞察和分析。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中国不能恃「大」（市场规模）而骄，应强化务实合作，积极挖掘并扩大两国共同利益，逐步改变中日之间「政经分离」的合作格局。

不只针对日本，中国经济外交上的务实性还应体现在周边外交上。一方面，继续保持与俄、朝等国的传统伙伴关系，力争韩国不参与美日对中国的围堵；另一方面，对东南亚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继续扩大开放，以和平方式解决区域问题争议。

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外交在过去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不仅将为「后安倍时代」开创中日关系新局面提供重要资源，也将为巩固中国外交的基本盘、打开国际舞台的政治空间，提供「稳定器」和「推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