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雪冰

对于中国而言，「十四五」规划无疑至关重要。其不仅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更是中国摆脱经济低谷完成疫后复苏，并实现「由大变强」，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关键节点。故此，「十四五」规划编制必须突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和承上启下特点，既须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又须确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良好开局，可谓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种种迹象显示，双循环+高质量+创新+改革，将成为「十四五」规划关键词。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亦是中国实现全面脱贫、建成小康社会元年。「十四五」大幕将启，但与「十一五」「十二五」等「顺风顺水」发展时期相比，「十四五」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均不容乐观，外部挑战、内部挑战，以及历史挑战等诸多不利因素交织，闯关突围殊为不易。

五大挑战 势待突围

其一、全球经济寒冬

「十四五」时期，全球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可谓「逆风逆水」。海外疫情仍在波浪式蔓延扩散，全球经济陷入彻骨寒冬。

2020年二季度数据显示，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滑31.7%，为有纪录以来最大季度降幅；英国GDP环比萎缩20.4%，为1955年来最糟纪录；日本GDP扣除物价因素后环比下降7.8%，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按年率计算降幅为27.8%，创二战以来最大降幅；巴西环比下降9.7%，经济回落至2009年底水平；印度GDP同比萎缩23.9%，创下印度1996年开始发布季度经济数据以来新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增长率为-4.9%，其中发达经济体降幅将达到8%，美国下降8%，欧元区下降10.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下降3%。

经济学家预计，2020年全球的GDP将下降4％左右，无论衰退的严重性还是发生的速度均是上次全球金融危机的2倍。

未来五年，单边主义、利己主义、霸权主义等逆全球化力量或横行无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显著扩大，如何推动全球化发展，克服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端，是中国「十四五」期间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

其二、中美新冷战

未来五年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尤其是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2018年，中美关系趋紧以来，美国不仅频繁挥起贸易大棒，更强化对华科技限制，对中国打压步步加码，中美脱钩、新冷战风险陡增。

2019年美企对中国直接投资26.86亿美元，2018年中企对美国直接投资74.77亿美元，截至2018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已达755亿美元。中国作为美国第二大国债持有国，如中美「脱钩」成真，无疑将对中美两国经济造成重创，对全球经济稳定性亦是重大利空。

「十四五」时期，中美冲突和矛盾或越来越深，贸易政策、民族主义、香港、南海、台湾等问题均或成为恶化中美关系的导火线。

未来五年，中美关系走恶，不仅会冲击中国金融市场，亦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令地缘政治风险攀升。

其三、转型挑战

与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相比，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内部环境亦极为复杂，国内经济转型「压力山大」。

「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将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因素等多重因素制约：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但新增长动力匮乏，创新能力不足进一步凸显；工业产能过剩，「世界工厂」地位受到挑战，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即将结束；人口老龄化加快，消费马车启动艰难；西方技术封锁料升级，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难度增大。

其四、失衡凸显

随着中国国内防疫常态化，疫后中国经济失衡现象明显。

经济学家指，中国供需两端复苏不同步，固定资产投资和零售增速远低于生产。行业复苏不同步，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快速恢复，但制造业投资仍呈负增长。产业复苏不同步，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企业复苏不同步，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就业压力显著加大。实体经济和金融复苏不同步，财政金融领域风险加剧。

疫后经济失衡，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和「脱实向虚」趋势，使得供给侧改革进度受阻，高质量发展打折。

其五、中长期考验

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告别年度两位数高位增长，GDP增速一路下行，从2010年的10.6%，下探至2019年的6.1%。及至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出现几十年来未有负增长局面。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欲完成「L型」转换，重新爬升回中高速增长平台，并非易事。

姑且不论「十四五」时期，经济形势复杂性、严峻性挑战，均具有中长期问题特征，仅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这一题，顺利解答已殊为不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目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43%和12%。「十四五」时期，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低成本优势正逐渐成为历史。

四重风险 横亘其前

「十四五」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调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严重冲击、百年奋斗目标迈向新阶段三大背景，中国经济排雷清障可谓势在必行。综合视之，六大风险，横亘其前。

一、金融风险

「十四五」时期，金融风险仍是待解之题。中国社科院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杠杆率增幅为21%，由上年末的245.4％，升到266.4％。「十四五」是中国金融风险易发多发期，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将进一步显现，风险释放压力将持续增大。

未来五年，房地产作为中国短期刺激经济手段倾向仍然存在。2020年1至7月数据显示，房地产开发投资韧性十足，率先实现了3.4％正增长。疫情冲击下，游资违规流入热点楼市仍不鲜见。

疫情冲击下，中国「六大行」等巨无霸国有银行，集体出现「净利润下降」和「不良率上升」。上半年，六大行净利润同比少赚700多亿元，日均少赚4亿元。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企业宣告破产倒闭。据企查查专业版数据显示，2020年1至7月，共有231万家企业注销倒闭。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强省，前1-7月，倒闭企业数量高达23万家。

而从全球情况来看，为应对衰退，当前各主要经济体采取的「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非常规政策或将常态化，预计2020年和2025年全球宏观杠杆率将分别达到255%和270%。随着量化宽松力度加大，「十四五」时期，全球爆发债务危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股市危机等金融危机概率显著升高。

二、消费疲弱

消费作为中国官方最看重的三架马车之一，「十四五」时期对中国经济撬动的意义不言可喻。

但在疫情冲击下，中国消费却疲态频显。中国官方数据显示，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降幅比上月收窄0.7%，环比出现近几个月以来首次负增长，较6月环比减少1.04％，消费端整体依然偏弱。

消费不振，主因是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减少。其中，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收入差距被疫情放大。中低收入居民消费呈较大幅度负增长，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间收入和消费差距正急剧扩大。

三、老龄化

有数据显示，当前中国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800万，而老龄人口增加1200万。「十四五」时期，中国老龄化将进入加速期，劳动力供给将继续下降。到2025年，预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0.5%，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接近14.0%，劳动年龄人口将继续减少2000万人左右，比重降至61.5%。

人口老龄化无疑将影响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储蓄和社会保障，造成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储蓄率降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加重。

此次新冠疫情已暴露出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社会管理、应急管理等方面诸多短板和问题。从「人口红利时代」到老龄化时代，「十四五」时期的中国所面临的「短板问题」将更为严峻。

四、产业链外迁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冲击，更加速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引发世界范围的大变革、大调整，包括世界贸易、投资、产业链在内的经济贸易格局同步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全球化遭遇回头浪，全球多边治理机制进一步削弱。疫情后「去中国化」力量更趋凸显，西方国家对中国技术和投资限制进一步增强，中国技术升级步伐或进一步放缓。「十四五」时期，中国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多非经济因素影响，该时期将是中国应对国际摩擦并进行战略性布局的关键期。

疫情和逆全球化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由成本至上转向成本、市场、安全等多因素并重。主要经济体、跨国公司进一步调整其产业布局，在「市场开放优势」与「国家安全需要」之间找寻新平衡。

「十四五」时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散化、多中心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生产网络将强化「内循环」，原有分工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为适应国内经营成本上升和经济结构调整，产业链迁出中国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四大战役 闯关夺隘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中南海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2021年开始，中国将正式进入「十四五」时期。2020年金秋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为「十四五」规划谋局定调。

「十四五」无疑至关重要。其不仅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更是中国摆脱经济低谷完成疫后复苏，并实现「由大变强」，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关键节点。

故此，「十四五」规划编制必须突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和承上启下特点，既须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又须确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良好开局，可谓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当此关键历史关口，种种迹象显示，双循环+高质量+创新+改革，将成为「十四五」规划关键词。

其一、双循环

对于中国经济遭遇的「内外逆风」，「十四五」时期，中国必须打好跨周期「持久战」。而要实现这一点，双循环可谓是题中之义。

扛起内需大旗，逐步减少对国际市场尤其西方市场的依赖，强化产业链，建立统一大市场，通过扩大对内开放、破除市场壁垒、释放增长潜力和垄断资源，激发市场活力等方式加速产业链的调整，实是势在必行。

中国国内市场的结构调整，将带动整个亚太地区、「一带一路」国家及全球产业链变革。中国将与东南亚、非洲、南美形成有别于传统欧美市场的新国际大循环。

在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国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中，「双循环」不仅将成为抗御全球逆风的对外策略，亦将成为中国发展自身经济的中长期政策核心。

其二、高质量

「十四五」将是中国从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过渡时期。在防范化解内外风险的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将实现从「量的飞跃」转向「质的提升」。

未来五年，中国需适应经济增速放缓，为高质量发展创设有利环境，降低高杠杆所可能引发的结构性失衡，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路径，解决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长期社会问题。

新五年规划于2021年两会方能亮相，但有些主线已日趋明朗。预计中国将把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6%甚至更低，低于「十三五」计划期间6.5%的平均增速。

其三、创新驱动

「十四五」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降速，经济增长模式将从过去的要素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

未来五年，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创新迭代优势将进一步强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将推动信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5G、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将快速广泛渗透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促进传统产业转型。

有观点指，从中美贸易战在科技、金融领域的较量看，中国虽有全产业链优势，但大部份产业仍处于中低端，而在高端产业和一些关系国防和经济金融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上，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差，被美国卡脖子，从而成为中国发展短板。

以新型举国体制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产业和金融上重点补短板，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的主攻方向。

其四、市场化改革

作为体制转轨型国家，中国后续增长动力，更多应来自于制度改革。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巨额剩余要素的配置改革，结构性改革将支撑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内循环」是在中国居民的消费力不足、经济的房地产化、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的前提上提出的，上述问题不解决，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将难以确立。而破解上述难题，进行一系列重大制度改革，特别是基础性制度改革，可谓势所必需。

因此，通过改革消除资源分配扭曲，实现生产要素全面市场化，将劳动力、土地、金融资源分配到生产率更高领域，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已成「十四五」时期的当务之急。